[笔者按]邢福增博士（Dr.Ying Fuk-tsang，1966-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建道神学院（Alliance Bible Seminary）中国文化研究副教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教会历史专家梁家麟先生的学弟，二人合著《中国祭祖问题》、《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等，邢博士著有《当代中国政教关系》、《回溯教会路》、《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等。邢博士在中国教会史，尤其是中国当代教会史方面，把历史的慧识和资料的翔实结合起来，又总是能够发人之未发，用卓绝的理论前提来贯穿，给人厚重、凝练之感。

　　【齐宏伟，以下简称“齐”】您算是从小就接触基督教，因为是在香港的教会学校学习的，但是中学时候为什么没信主？

　　【邢福增，以下简称“邢”】主要是觉得跟自己没有多少关系。虽也参加主日学，一般是和同学们去玩的。听到福音和接触到信仰，但是没有个人化的关系，觉得自己没有信仰不也是活得好好的么？

　　【齐】您是1984年前后，念香港中文大学二年级时开始在信仰上比较认真起来的。当时有什么原因么？

　　【邢】我的妈妈那时候得了严重的肝病，我非常担心她，就想起以前听到的福音，想到耶稣基督，说是有问题可以向神来祷告祈求。现实的压力使我开始重视信仰，我就学着来祷告。有一次自己在饭堂里祷告时被一位同系的学长看到了，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他找我谈话，我跟他讲了自己的情况。他对我讲了一遍福音，我很愿意决志信主。那是1984年的3月。之后就参加团契，开始了比较稳定的教会生活。后来妈妈的病动了手术后就好了，我就知道上帝是听我祷告的。

　　【齐】真是奇迹。

　　【邢】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并没有一帆风顺。过了一年后，妈妈的病又复发，反而更加恶化成了肝癌。我知道上帝听我的祷告，所以就迫切祷告，求神能够医治妈妈。因为我自己大学还没有毕业，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我连孝心都还没有尽一点呢。但最终妈妈还是不久就去世了，给我很大的打击。

　　【齐】“树欲静而风不止，亲欲养而亲不待。”

　　【邢】我就在神面前斗气，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像第一次一样听我的祷告呢？你不医治，我就不再去教会！这个时候功课也比较忙，也就有借口不去了。不过跟同系里同学查经的细胞小组还有联系，也还能继续在里面保持信仰，但心里的疙瘩就是解不开，对神有一股怨气。这样子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齐】教会没有注意到你没有去吗？

　　【邢】注意到了，还给我寄了卡片来。我想他们也是有意要给我一段时间，给我个人一个空间来疏解和治愈吧。

　　【齐】那么，“冷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邢】平时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周末回家。我的爸爸没信主，见我周末不去教会待在家里，就问我为何不去教会了？我忘了自己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但自己里面就有圣灵的声音来提醒我：斗气的时间该过去了吧？我也觉得是应该过去了。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太愿意回原来的教会。在我家的附近有同一宗派的比较大的教会，我就想去一下做做礼拜，坐在一个小角落好了，不要让人家看到，礼拜完了就回家。我不愿意很投入在里边。主任牧师讲道很好。有一次牧师的讲道特别贴切针对着我个人的问题所在。讲道的资讯是苦难，讲到基督徒应该怎样面对苦难。一般情况下，基督徒面对苦难主要是问WHY（为什么）。其实，当苦难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时候，永远问永远没有答案，越是问为什么越是觉得上帝不理自己，离自己很远。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问WHY，而是问HOW。问问自己该怎么样来面对苦难。许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而是容让信仰切实来帮助自己。这跟我的处境太相合了。

　　人生很多时候好象很复杂，看起来很乱，就像地毯的反面，但是翻过来就发现是精美的图案。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到乱的一面，过一段时间，才看到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

　　【齐】这真是非常宝贵的资讯。最近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基督教界迅速作出神学回应，我就发现有很多人的文章说这是上帝惩罚美国，是对美国世俗化的警告。

　　【邢】从大的范围说是这样，但是具体到这一件事情上，这样的见解就太大胆了。谁能敢说针对这件事就是这样呢？我们又不是先知。

　　【齐】您这次经历促使您对个人信仰有什么样反思？

　　【邢】跟上帝的关系不单是功利性的关系，上帝不是有求必应的菩萨，虽然上帝也会答应我某些请求，但这不是唯一的。这次的经历纠正了我信仰上的偏差--应该让信仰来改变我，不是叫上帝服侍我。作门徒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能够义无返顾，不管是顺是逆。人生总是会有不如意之事，不是只去在意改变外在的环境，而重要的是改变内在的心境，借着信心从神那里得着力量。人生充满了遗憾和不如意，让我们更有力量来面对，不是为了活着比不信的更少困难，而是更加有真实的力量来面对苦难，这才是最大的不同。

　　【齐】这是1985年底1986年初的事情。信仰上归正之后又加入教会身体，有没有发现教会生活仍旧会有困难？

　　【邢】我参加的教会牧师很忙。原先有一个传道人很好，领我参加查经，在团契中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他离开了，教会里人手很缺乏，团契没有人带领，教会的资讯又不理想。一群弟兄姊妹就自己带领自己，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摸索。当然，我们教会的牧师忙是很出名了，我们也能够体谅他；而且这样的服侍也使我们可以在教会中有了事奉的基础，学会用神的道来自己牧养自己。类似苦难和不如意的事情还有，但是观念上调整好了，也就可以坚强面对。

　　【齐】在这种情况下，读经、解经有没有偏差过？

　　【邢】读经方面倒没有很大的错误，因为查经时候不明白就问，整个查经也比较严谨，不会乱解。同时，自己也看一些参考资料，不管是人家带领我还是我带领别人，都是在解经方面严格要求。

　　【齐】您对历史感兴趣，信仰和历史专业的关系是如何整合的？

　　【邢】我知道神拣选了我，又让我学了这个专业，肯定在这个专业有神自己的目的。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时候，我就思考中国教会的历史，觉得应该把二者整合起来才会看得更加清楚。教会的发展不能脱离整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来谈，尤其是近现代这一块，很多人认为教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很早就下定决心，攻读好中国教会史，并把这作为神呼召我献身的领域。

　　当然，其他的专业肯定也要跟信仰整合，不一定很容易。我想每个人需要在神面前领受清楚吧。

　　【齐】在历史领域，华人界比较推崇的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这方面您是如何调和的？

　　【邢】奥藉犹太华裔思想家波普尔（Karl R Popper）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历史命定论的贫困》(又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提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如此辉煌地解释与预言历史进程。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不过是众多的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它的缺点有两个：一是太简单了--历史是如此复杂，怎么能够简简单单就抽象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然后用这一条简化历史的进程？第二是对理性的作用估计太乐观了，甚至有理性主义的倾向。理性真的能够穷尽、穿透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么？

　　【齐】就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汤因比的历史观，都是让我们看到历史中非理性的巨大作用，是上帝旨意参与到人类活动中的显灵呢。

　　【邢】所以，历史（HISTORY），有人说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

　　【齐】我看到您对1949年之后的大陆教会历史非常感兴趣，为什么？

　　【邢】我是1993年进入建道神学院，当时香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陆问题。当时梁家麟学兄是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就跟着他一起参与研究。开始反省49年之后，大陆教会的命运和97之后香港教会的命运是不是会相似？回到历史中会对今天的现状有所了解和认识。对“三自”的研究其实是和我们对香港教会的关心就联系在一起了。香港关心中国但是又有所恐惧，一方面想着理解、交流，另一方面又有着排斥和误会。我们就立志搜集资料，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国教会的爱，不能只是浪漫的爱而没有很好的理解基础。服侍的前提是愿意连接、愿意理解。

　　【齐】您在研究中国当代教会史的时候，很注重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可以说是牵住了牛鼻子。同时您又从邹党的《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里借鉴了“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个概念，是怎么想起用这样的理论来贯穿您的研究的？

　　【邢】因为中国政治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影响太大了。

　　“全能主义”（Totalism）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在全能政治下，这个社会中的个人也好还是团体也好，他们的自由和权利之行使没有受到道德、民意、法律和宪法的保护，而是由政治权力机构来决定的。

　　我在研读历史学期间，主修历史学，副修就是政治学。研究中国历史决不可以脱离政治研究。1996年邹党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非常深刻用“全能主义”的观念来看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我就想中国的教会也脱离不了社会和政治这个大的环境，社会的变迁和教会的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4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发展。五十年代政治对教会的全面控制，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一直到八十年代之后，有一些宗教的自由空间，教会的发展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五十年代，教会从求真到求存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整个教会被套进政治的大网之中，欲罢不能，岂不应该好好研究么？哪能反过来就完全不关心政治呢？

　　【齐】在您灵命成长中，还有没有别的书对您的影响很大的？

　　【邢】有一本犹太教的拉比写的一本书，英文叫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怎么办？是对苦难问题的比较深入的思考。

　　【齐】看起来这是您特别关心的问题。最后的答案呢？

　　【邢】就像《约伯记》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基督教信仰的重点是罪、恩典和上帝的审判，但是，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和事实很随便联系在一起？《约翰福音》第九章说到生下了就瞎眼的人时，耶稣和门徒的对话很值得我们思考：“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1－3）。很明显，苦难肯定是与罪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主耶稣的重点却不是在这里，不是怎么样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怎样改变生命去面对。华人喜欢报应的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自己不太倾向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说是上帝的旨意，说是上帝的惩罚等，很怕会妄称上帝的旨意，替上帝来作出解释。从总体上来说，我相信上帝全能的带领，但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我不太赞成这样说。就像您刚才说的美国的“9·11”，还有台湾的大地震，也有人说是上帝对李登辉主张「两国论」的惩罚，我都不太有这样的领受和理解。

　　人的理性有个冲动，倾向于对一些相继发生的事件作出整体的解释。我觉得研究历史应该抑止这样的冲动。

　　【齐】您目前是在撰写香港教会史方面的著作。您认为香港教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邢】是怎样帮助信徒活出信仰来，说到底就是生命问题。是在任何后现代、新世纪运动、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潮流中立定根基的问题。而立定根基当然需要生命的建立与坚立。

　　【齐】您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目前的“基督教热”？

　　【邢】其实，目前的“基督教热”是“基督教文化热”，是在教会外边的大陆知识份子之中，从八十年代刘小枫的《拯救与消遥》开始，学术界对基督教越来越肯定，这和教会形成强烈的反差。学者们写的书公开可以卖掉，但是教会还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而努力呢。一个大学生可能不知道谁是丁光训，但是大概会知道刘小枫、何光沪这些学者。他们贡献卓著，但是教会中却没有人才出来。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教会有很多的人才，但是现在呢？五十年代之后教会的声音只有一个，没有基督教大学，神学院也是越来越萎缩，八十年代之后神学院忙着培养的是传道人，缺少对知识份子的供应和喂养。

　　至于民间的“基督教热”，知识份子缺少委身和参与。在民间基督教发展很快，但是也有很大的“时间差异”与“空间差异”，各个时段各个地点很不平衡。同时，其他宗教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1992年，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几个省，修建的寺庙数目超过新盖礼拜堂的数量。

　　【齐】那您认为教会应该如何吸引知识份子？

　　【邢】对许多知识份子而言，长久以来接受完整无神论教育，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仍有很大的影响，要他们皈依宗教诚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八十年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昔日政治运动对教会的灾难性打击不再，中国教会重灾后得以展开其漫长的重建工程。不过，中国教会在吸纳青年信徒及知识份子方面，仍面对极大的困难。现时青年人及知识份子占信徒的比例，显然低于青年人及知识份子占整体人口的百分比。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解释这种现象，一是中国教会自身的条件对青年人及知识份子的吸引力不大。抑有进者，由于历史的因素，中国教会现时的生态环境，根本无从培养教会内的知识菁英，晚清及至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份子的现象（尽管仍是少数）似已成为绝响。有关这点，由于已有较多人提及，在此不赘。我倒有兴趣讨论一下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妨碍了基督教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其实，对许多知识份子来说，他们从小便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对宗教一般持负面的态度。当然，即或在非无神论的教育制度下，也不必然代表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但是，中国社会现行的体制却对基督教在知识阶层的发展构成了若干的制约。例如，党员是严禁信仰宗教的，不少知识份子虽然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因种种现实考虑，信仰宗教难免与其干部身分构成矛盾与冲突。此外，由于长久以来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论述，使不少知识份子不愿与基督教保持公开而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一定接受这种论述，甚至对基督教文化抱持若干欣赏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宁愿将之自限在学术研究的界线内，而不欲在公众领域参与教会的活动，这未尝不是出于中国社会的独特因素。曾经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文化基督徒”现象，也许亦应从这种脉络下作出理解。

　　展望21世纪，中国社会肯定有着急剧的发展，中国教会是否与时代并进，还是落后于时代？中国教会能否及如何突破现有的困局？中国教会内可否孕育出勇于回应时代，并且不甘于自我边缘化的基督徒知识份子？这些问题和基督教在新世纪以何种面貌发展肯定有莫大的关系。

　　【齐】如何看待中国教会的“四多”现象？

　　【邢】众所周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四多”的现象：农民多、文盲多、老人多及妇女多。“四多”其实就是“四少”，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基督徒的社会边缘性，特别是中国教会难以吸纳青年人及知识份子的困境。这也决定了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大量的农村信徒信耶稣和信菩萨差不多，所关心的不是真不真而是灵不灵，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很明显。而且中国民间文化的包容性很大，不太在意信什么教，而关心拜什么神，那么只要是灵验，耶稣就和文昌星、送子观音、灶王爷等等并列了。

　　上海的一位学者批评基督教，说若不提高自己的水平，基督教就只能成为道教那样的宗教，没有能力像佛教那样吸引知识份子，只能吸引一些民众而已。我们不一定同意这种观点，人信主开始时候很难避免功利主义的倾向，但是这正提省我们牧养工作的弊端和不足之处。我们没有能力把基督教丰富的内涵给传讲和活出来。

　　【齐】您觉得中国教会面临着怎样的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

　　【邢】这个问题很好，很值得专门来探讨这一问题。

　　简单说来，中国教会的内部挑战有：一是教牧同工的老化与短缺；二是农村教会目前还是以义工为主体的牧养班子，缺少专业培训；三是神学教育亟需重建和规范化；四是城市教会和农村教会如何建制与自养的难题；五是属灵传统方面还是基要主义的传统，是个人主义的信仰和出世的属灵观，比较重视经验，多的是见证行为和神迹奇事等；六是具有离心倾向的“联合教会”，在所谓“后宗派时期”如何面对宗派的压力又如何能够合一等问题。

　　中国教会的外在挑战有：一是来自民间信仰的挑战；二是来自新兴宗教的挑战；三是来自世俗化的挑战；四是来自文化的挑战；五是来自政治的挑战。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内部的挑战。而应对挑战的唯一武器就是福音。若是信徒和教会能够和神的道深深种植在人心中，改变人的生命，那么经历风雨也不会倒塌，根基稳固，面对任何挑战。人最可惜的根本就没有东西给人家。

　　【齐】不过面对所有这些挑战，中国教会确实是困难重重，也真是高兴不起来。您自己面对沉重的历史时候，是如何保持达观的心态的？

　　【邢】我有一个校友，到农村教会培训，回来后给我打电话，非常难受，因为所作的努力何其无力，而现在的局面又有积重难返之势。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每次学期上完课程之后，我往往会让学生们欣赏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那是毛泽东在1945年的时候写的，还正被蒋介石追赶着呢。但是依旧豪情勃发，说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有一种历史重任舍我其谁的豪迈。面对教会的历史，心情会沉重、复杂，我想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千万也别看轻我们自己的角色和重任。诚然，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人，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4：7－18）。

　　上帝是我坚固保障，是人将来希望。学习历史也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悲观。像马丁·路德会想到自己能燃起改教的大火么？“文革”时期会想到今天这样子么？神的教会建立起来很不容易，我们谁看起来都不能胜任，但是神确实就借着我们完成他奇妙的工作。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旧约”的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他们，他们都不听话；“新约”建立的教会都有问题；今天神又呼召我们，难道呼召错了？我们知道神不会错。神不会交托非人。就从自己身边一点点做起来吧。不否定自己所做的一点点，也别气馁，因为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不是仅仅一次革命就可以完成的。一点点改良吧，神仍旧在掌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