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本土神学（参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本地人按着自己的文化条件，来思考、整理和表达基督教信仰的神学，中国大陆的神学则是在二十世纪20年代才迈出第一步。

按研究文化的人说，所谓文化条件者，包括了四方面：古典文化、地方风俗与传统、科技文化和上述三种的混合，并加上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而产生的当地文化。

　　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教会，基本上是处于消极地接受的阶段，当时来华的宣教士虽有不少是饱学之士，像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英国伦敦会的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于1870年来华），但占大多数的还是平信徒宣教士，神学素养参差不齐。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甚少考虑怎样藉中国文化把福音传出来。

　　二十世纪初，中国爆发了全国反西方的浪潮。当时列强对中国订出种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知识分子深深不满，部分的西教士不察，竟依赖不平等条约尽享特权之利，为国人提供了渲泄愤怒之焦点。20年代的"非基同盟"和"五四"运动，迫使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做了很多反省的工夫，如1922年五月召开的全国基督徒大会，呼召信徒重视他的双重身分：中国人、基督徒。"五四"运动掀起的爱国热情，亦使部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重新厘定爱国（表诸参与国家建设的事上）与爱教会的关系。当时教外反教的思想与爱国情绪已变得不可分，这时期中国神学就是以回应此现实挑战而产生，分为政治的与文化的两方面。

　　尝试在政治层面寻找基督徒的位置与责任者，最重要的两位发言人为吴雷川和赵紫宸。吴雷川宣告他努力的目标，是透过重释儒家和基督教的思想，好推动人投身建设国家和革新社会的大业（见吴雷川"本周刊周年纪念敬告读者诸君"一文，《真理周刊》二卷1期，1924年三月三十日，1页及下）；赵紫宸则明斥个人化极强的中国信徒是不成熟的、病态的，是逃避主义者；不关心国事的基督徒是耶稣教训中的罪人和中国哲学的垃圾（见赵紫宸"宗教教育者如何回应国难"一文，《真理与生命》2期，1927年，252页）。这种爱国与爱教并重的思想，在三自教会的神学成为主流。

　　"三自会"的全名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中国244位基督教人士于1954年7月举行之第一届全国基督教会议时成立，主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

　　这个三自会的成立及宣言的草拟，背后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吴耀宗。以他为首的基督教代表团在1950年5月，先后三次为中共总理周恩来召见，商谈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并草拟了"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由周恩来于7月6日定稿，7月28日由40位教会人士签署，随即发起全国签名支持"宣言"的运动。此宣言成了三自教会的神学总路线。

宣言内容包括三部分：
　　1、总的任务：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共产党建国之初代表宪法的文件），在政府领导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2、基本方针：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培养信徒爱国精神，完成三自目标，以达教会更新的目标。
　　3、具体方案：拟订计划，断绝依赖外国人力、财力的协助，教内则加紧团结，培养人才，促进教制改革，对外则标榜劳动生产和为人民服务。

　　此宣言为后来四届之"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所落实、重检和修订。第一届于1954年在北京召开，吴耀宗敦促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原则上合一，对内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对外反美国帝国主义。第二届于1960年在上海召开，由三自副主席吴贻芳作报告，修订三自章程，列明"三自会是反帝国主义的爱国组织"。第三届于1980年在南京召开，由三自会长丁光训主持，会中呼吁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House　Church，不参与三自会的教会）"用爱心互相包容"，并设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为全国教务机构。第四届于1986年在北京召开，除了修订"三自"和"基协"的部分章程外，次年于成都举行了两次常委会，拟出加强农村教会的管理和控制，切断海外的联系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