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X 七十年滿：基督教文學的持久力
沒有一線陽光是虛費的...它能喚醒新綠，需要時間去茁發，而且播種者不一定能看到收割。一切有價值的事工要憑信心去作。
史偉慈（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不多年前，當時的美國總統列根 （Ronald Reagon），向當時的蘇聯總統個哥伯契夫 （Mikhail Gorbachev）挑戰，問他敢不敢拆除東西柏林之間的牆。照當時的情形來看，那需要以色列人進迦南時，耶利哥城倒塌的奇蹟重現。但沒有人能預料，沒有情報機關的預報，哥伯契夫竟能毅然夠推行“重建”和“開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的政策，不僅有象徵性的柏林牆倒下了，連蘇聯也從地圖上消失！
列寧所應許的地上天國，變成了地獄惡夢。正像猶大人被擄七十年後，神照著藉先知耶利米所應許的，奇妙的興起了古列王。主若願意，其他被擄受迫害的教會或人民，在七十年滿後，也將要得釋放，自由，再被建立。
不過，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並不能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顯然的，“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是千古不移的真理。事實上，從1970年起， 蘇聯知識分子中間，就有靈性的復興。他們對物質國度的幻想破滅了，轉而趨向超自然的信仰，以至今天的俄國，及獨立邦聯，人民普遍的渴慕屬靈的事。
在無神主義思想和暴政下，被擄七十多年的蘇聯人民，為甚麼忽然有宗教復興？一位流亡英國的知識分子說，是因為當局沒有禁絕托爾斯泰和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這二人，不僅是俄國最卓越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壇上的傑出人物。他們對於基督教，有深誠的信仰，他們的小說裏，流露出對基督教信仰實踐的詮釋，適合於現代人的需要。
托爾斯泰的遺澤
托爾斯泰（Count Leo Tolstoi, Sep. 9, 1826-Nov. 20, 1910）和杜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Nov. 11, 1821-Feb.9, 1881）， 生在十九世紀的俄國。 那時，法國革命帶來反傳統制度的無神思想，影響到俄國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那個黑暗混沌的時代，竟出現了這兩顆輝煌的巨星。
托爾斯泰伯爵出身貴族，擁有廣大的田產，過著舒適的生活，甚受人尊敬。但他從早年就感覺內心的不滿足，嚮往屬靈生活。他期求絕對的道德生活，和永遠的福樂。但他注視自己的內心，環察周圍的社會，是充滿了可厭的醜惡。
在他的巨著戰爭與和平（Voyna i Mir, War and Peace）裏，他藉書中人物，說出自己的心意：
如果活著只是眾惡莫作，就可以心安，不必悔改，那是不夠的。我以往是這樣行—為自己而活，失去了生命的意義。現在，我是為別人而活—至少是想如此作—到現在，我才體驗到人生的喜樂在此。
戰爭與和平以1805至14年，拿破崙侵俄前後的時代為背景，但不僅是一部戰爭歷史小說。 作者描述人的野心，更深的需要是內心的和平。出版後（1863-69）為他帶來極高的聲譽，成為世界名著。但作者的內心，也沒有和平，平安。
1873年，托爾斯泰的兩個孩子早逝，這使他更轉向研讀聖經。 到1879年，是他靈命的轉變。本來他就關心佃農，為他們的子女興辦學校，自己制訂課程；現在，他更感到擁有鉅大的財富，是可恥的罪惡，甚至想要自殺。
1880年，托爾斯泰決定從事體力勞動維生，並且幫助貧苦農民耕作；後來學了製鞋的手藝。此後，他的著作多是有關宗教，道德，社會問題。其中一項，是經濟改革。托爾斯泰和孫中山一樣，受了美國理想家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影響，認為徵用土地增值稅，是解決財富分配的方法。雖然，這種觀點，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認真以為可行，但廣有田產財富的托爾斯泰認真倡行，革自己的命，是與別人不同的地方。誰能不相信其信仰的篤誠呢？
晚年的時候，托爾斯泰的心願，越來越加渴慕效法基督的生活。他很想把全部財產都分給貧窮的人，但是妻子和長子不跟他同心，這使他的意願不能達到。現在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離開家，找一個僻靜的修道院，去過貧窮的生活，與神親近，求取內心的平安。托爾斯泰出走的計畫，只有他的小女兒預先知道。在她協助下，他與一名醫生，走向一個小火車站。歲晚風寒，八十二歲的老人，在那裏染上了肺炎，不久即逝世。
他的死，幾乎是殉道者的死，表現他生活和信仰作品的一致，也一樣的感人。但他筆下的作品，流露出愛的芬芳，持久存在。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福音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父親，是莫斯科一所慈善醫院的醫生。當少年時，杜思托耶夫斯基進入陸軍工程學院受訓；但他的性向喜歡文學。他十八歲那年，父親被自己的一名佃農殺害。二十三歲那年，杜思托耶夫斯基退役，離開軍中生活，專心從事寫作。次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就他實際所見的，描述貧苦人生，甚為成功。
1849年，二十八歲的杜思托耶夫斯基，因為參加一個當局認為反動性的“讀書會”，被逮捕綁赴刑場。沙皇暗中安排，他只是“陪決”：綁在刑柱上即將槍決時，下令赦他一死。接著，遣往西伯利亞監獄中服刑四年。出獄後，他在那裏的軍中又住了五年，從事寫作。這段生活，在他心靈上留下了創傷。
1866年，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出版，確定了他在俄國文壇的前驅地位，也是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不過，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正的傑作，要算在去世前那一年（1880）所出版的可拉莫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神學家派克 （J.I. Paker）稱他是最偉大的小說家和基督徒作家，他的布局和對於墮落人性的刻畫，只有希臘悲劇作家哀司奇勒斯（Aeschylus）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可與比擬；他描述神奇異的恩典，和基督救恩的深刻，只有但丁（Alighieri Dante）及約翰本仁（John Bunyan）差堪相近。即使從來沒有讀過可拉莫佐夫兄弟的人，也會知道書中的名言：“如果沒有神，甚麼事都可以作得出來。”俄國哲學家索忍尼真（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許多年後，活過了革命的蘇聯，他說：“這毀滅性的革命，殘害了六千萬的國人，只證明因為不要神，帶來了這災難。”
牟格瑞治（Malcolm Muggeridge）稱讚說：
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是一位先知型人物，投身於人間的地獄王國，達到各各他。他有極敏銳的眼光，預見到我們今天的世界。他並宣告，不是靠甚麼社會主義及革命，而是由於完全的基督教啟迪教化，才會帶來四海皆兄弟理念的實現。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思想，總離不開聖經，離不開神。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他把新約聖經讀了許多遍，對於基督深信傾服。在那裏，他與各形各色的罪犯為伍，也使他識透了人的罪性，知道唯一的希望在於基督。他說：“如果有任何人給我證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 我寧願保持跟基督在一起，而不要那真理。”他的行事為人，可能不盡無可議之處，但他心中總是有活生生的基督，在引導著他，給他盼望；這都充溢在他的作品中。可拉莫佐夫兄弟可說是傑作的代表：
一個不成材而可憎厭的父親，從前後兩個妻子生了三個兒子。一個是叛逆反抗的造反型，常同父親爭吵；一個是絕頂聰明，迷信科學的無神論者，或說竭力使自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認神存在的唯物主義者，他雖然沒有直接殺死父親，但卻影響了僕人 （他父親的私生子），釀成了弒父慘劇；另一個兒子是愛與和平的象徵，宗教型，像基督的人物，早年就進入了修道院。愛，恨，和自恃理性，存在於同一個家裏，在同一個國家，也在同一個人的裏面。這反映他那個時代，豈不也反映每一個時代，我們的時代？
其中有一個故事：院中一位最受敬愛的長老修道士死了，停放在那裏，開始發出腐臭味。在深夜，一個新進的修道士在旁邊一個角落禱告，聽到棺前守夜的老修道士低誦約翰福音中“迦拿婚筵”的一段。在似睡似醒中，他仿佛身臨其境，看到基督和婚筵中的各人，意外的，棺中的死人也在那裏。...對他說：“我也是受邀請的，你也快來參加婚筵！”年輕人看到了基督懼怕起來，老修道士對他說：
“不要怕祂！祂偉大可畏，莊嚴可敬，但祂也是無限慈愛。祂因為愛，自己成為跟我們一樣，也與我們同樂。他不願人的歡樂短缺，把水變成酒。祂希望有新的客人來，一直不停的招呼人來。...看，有人拿新酒來了。你看他們拿器皿來。...”
他醒來，心中無限歡樂。（Bk.vii, ch.4）
有這樣偉大的作品，那時個國家的靈魂不會死亡的。
這使我想起，在許多年前，一個朋友說起，俄國茫茫無垠的廣大雪原，產生聖潔可愛的文學，熱情的基督徒。當然，這一切是由聖經來的。
在十幾年前，這個國家還有人想毀滅敵對的蘇聯，只要沒有輻射使“作法者自斃”，不惜使用核子武器！我們當時的牧師，講過一篇“和平之子有福了”的主日信息。他說：“你知不知道，在蘇聯，今天與我們敬拜同一位神的主內肢體，比全歐洲的信徒加起來還多？”
現在，前蘇聯的人口，有一億以上是基督徒！而宗教熱情的復興，正是空前的蓬勃。冰封的大地已經解凍，不止是新綠遍野，而且正等待豐收。我們都承認是聖靈偉大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認，聖靈藉著偉大的文學在工作。
文藝與真理
我們對基督教文學，應該有怎樣的看法？
有的人反對基督教文學，特別是小說：“小說是藝術化的謊言，我們的工作是傳真理。”小說不是事實；他要歷史的事實。
有人說：“歷史是謊言，小說才是真理。”因為歷史是得勝的人寫的，得勝的人會轉換，所以歷史書也跟著變。看看蘇俄的歷史，幾十年來轉變了多少？
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生得早，還少見過改寫歷史的事；在“On Poetics”中，論比詩 （包括戲劇）與史。他認為詩劇比歷史更重要；因為歷史是講個別的人，詩劇是講人性；歷史是記已發生的事，詩劇是說將要發生的事，說這種人可能作出這種事，有這種結局，所以有哲學性。換句話說，詩劇和以後發展的小說，其中的人物，只是人性加上了個別的名字為代表。因此，莎士比亞悲劇麥克伯（Macbeth），並不在重述考證蘇格蘭歷史，而是要顯明人的野心，陰險，黑暗，罪惡和罪的惡果。所以是屬於每個時代的作品。對於歷史上的“真實”麥克伯，跟許多歷史人物一樣，我們所知有限，也永遠不能詳知其真相；可是我們知道自己心中有麥克伯，必須除去，要效法蘇格拉底熱愛真理，或進而求聖靈大能動工，使我們除去舊人惡性，成為基督的形像。這樣，誰能說小說不是真理？誰能不承認基督教文學的重要，和其功能的偉大呢？
華人教會的省思
從俄國基督教文學的豐收，想到華人基督教會對文字事工的態度。華文到底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文字。如果要福音廣傳，不能不用文字。但華人教會對文字事工，有一個久積的心結。
中國文人向來自視甚高，對外來文化持低視，以至敵視的態度。基督教傳入中國，雖然也有知識分子，以至朝廷官員相信，有的則同情，但他們注重的，多是實用的學科，很少注意到信仰及文學，更忽視通俗文學的戲劇小說。初時的大部分信徒，是低層群眾，缺乏知識，受他們的鄙視。以後的新知識分子，尤為盲目的反基督教；此種思想，流行在文學作品裏面，一直到現在。
華人教會的反應如何？說來真出人意外，不是競爭求進，反而有意的忽視，認為不關重要。這似乎是傳統的態度：我沒有的就是不好的，我不懂的必然是錯的。有的人甚至用上“屬靈”借口，以求掩飾，說耶穌就沒有提倡文字宣道，沒有寫過書；有的說讀文學作品是不屬靈，或靈命程度低的表現！結果是坐視基督徒子弟，被世俗思想同化；而許多不信的人，沉溺在無神與追逐物質享樂的邪惡潮流裏。他們不僅反對福音，流失在救恩之外，更是道德低落，使社會成為烏煙瘴氣！教會疏忽耕作園地，野草蔓生，還能算意外嗎？
今天我們要廣傳福音，必須注意基督教文學。看看大眾傳播內容低落，市面上出版物的品質敗壞，其危害道德，是顯然的。這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基督徒子弟的問題，是傳福音的問題。因為如果不是教會使文化基督化，就是文化使教會非基督化。忽視並不能解決問題，只能使問題更大，形勢更惡化。
求聖靈感動教會，注意文字事工。求主興起文宣士，不但寫宣道護教弘揚福音的文字，也寫出偉大的基督教文學作品。
紙老虎
在柏克萊 （Berkeley） 這個大學城，有人說是反叛的營寨，有人說是時代的先導，這要看你是跟甚麼人談。
在街頭漫步，總會見到離經叛道的怪人異行；心理上有了準備，也就見怪不怪了。
但有一天，走到一間店，其招牌仍然使我覺得怪；稍微想一想，不是怪，倒是怪有意思的：招牌上的字赫然寫的竟然是Paper Tiger （紙老虎）！賣甚麼呢？原來是間書店。
記得，在許多年前，有一陣子流行稱美國是“紙老虎”，表明當然是輕視的意思：虛有其表，不足為懼。現在這名詞已經相當不合時了。卻也有人說：“不過這‘紙老虎’有核子牙呢！”真的，這核子牙足以吞噬全世界人類而有餘。這是另一方面的看法。
現在我們說起“紙老虎”，有兩個不同的可能含義：一是物質方面，老虎是紙作的；一是從超物質方面看，紙的製品卻能有老虎的威力。用來作書店之名，是巧思，也是深思。這自然不免也引起我的深思。
華人有句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書，不是紙老虎又是甚麼？不但煮文不足以療飢，即使一紙博士文憑，如果讀的是文科，也沒有多大分量。更不用說辛苦攪腦汁寫出來的作品了；活該，出版店的老板可以拒絕，出版了，讀的人可以輕蔑置之不顧，玩槍桿子的獨裁者可以暴力禁止或扼殺，可以談虎而色不變。先知耶利米領受了耶和華的啟示，用許多嚴厲的話警告犯罪的人民，文士巴錄奉命寫在書上；但這對於猶大王約雅敬起不了甚作用，他“用文士的刀，將書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燒盡。王和聽見這一切話的臣僕，都不懼怕，也不撕裂衣服。”（參耶三六：23,24）佢小獨裁者看神的話不過是紙老虎，怕它作甚？可以向它挑戰，可以作打虎英雄！這不也是今天人們對宣道文字的輕視，對文宣士加以忽略的態度嗎？但結果呢？神的刑罰終於臨到那惡王和國民，紙老虎把他們吞噬了。
書刊真如同紙老虎，看來無爪牙之利，似乎不足以傷人。但在另一方面，其威力足以改變人心，改變世界。
但看人類歷史，近五百年來，有這麼大的變動，不難發現實在都是活字印刷風行以後的事情。
有人認為是影響人思想的書，改變了近代的歷史。大家所熟知的有：
謀奇維利（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君主論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天體運轉
馬丁路德（Martinluther, 1483-1546）：論贖罪券功能的九十五條
貝肯（Francis Bacon, 1561-1626）：學術進步論
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方法論，沈思錄
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
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民約論
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物種原始
司徒夫人（Ha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 1811-1869）：黑奴籲天錄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資本論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精神分析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相對論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845）：我的奮鬥
這些書，不管其好或壞，立論不一定正確善良，文理不一定優美，甚至不都是被正確了解和運用，卻都影響著人類歷史進行的方向，發揮了“紙老虎”的威力。我們可以假想，沒有這些著作問世，今天的世界將是甚麼樣子。如果問：中文書對世界有甚麼影響呢？除了中國文化對人類社會整體有一定貢獻之外，具體的例子是孫子兵法的現代應用，使“萬骨枯”而沒有一將功成，打敗了從未有戰敗記錄的美國：是“紙”老虎，得敗了“紙老虎”！
當然，最大的文字威力，還是來自神所啟示的聖經。有多少的人，因聖經的真理，生命得以改變，也進而改變了人類歷史和文化，真可說是不可勝紀。即使不充分了解聖經的話，也能收到一定限度的功效。
哥倫布（Cristobal Colon, or Columbus, 1451-1506）寫信給當時西班牙的統治者男王女王，說到他的發現新大陸：“不是靠理智，數學，海圖也無用，是靠先知以賽亞的話成功。”是指以賽亞書第十一章10至12節，和偽經以斯得拉書。不過，當然哥倫布是個太不準確的解經人，只是為了適合他自己的意想。在中國，洪秀全等也是以類似的方法利用聖經，興起太平天國革命，幾乎推翻滿清。
惟有正確的使用聖經，使人得新生命，功能無可比擬。願聖靈感動聖徒，追求明白主的話，靠主發揮文宣的無限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