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国教时期
时间：312-590A.D从君士坦丁颁布赦令到大贵格利即位
壹、罗马帝国的政治变化
叁、教会积极的化解行动
壹、罗马帝国的政治变化
当加利流去世后，君士坦丁为了支配罗马帝国，与马克森提（Maxentius）在罗马郊外的莫尔维安（Mulvian）桥展开血战。他在梦中被指示以（χρ）为记号征战就必胜。因不解其意而冥思苦想时，其部下的一位基督徒士兵解释说这记号是“基督”的希腊语头两个字母的组合，所以当以基督的名征战。君士坦丁非常赞同此解，并在士兵的头盔和盾牌上都饰以（χρ）的记号。如此，君士坦丁以基督的名征战，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战胜了马克森提。结果就因着这次行动君士坦丁成功的登上了罗马帝国的皇位。
在出任皇帝之后，君士坦丁就一直记念着，当日在天空中出现使到他得胜的十字旗号。当时大家都知道，十字记号所代表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就在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就颁发了一道谕令，叫做“米兰谕令”。
米兰谕令的重点是在罗马帝国里正式宣布愿意容忍接纳基督教，不再以她作为一个逼迫的对象。它并没有使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由于米兰谕旨的公布，基督教的地位在罗马帝国里得以提升了。原先罗马的徽号“老鹰”也被“十字架”所取代。再者君士坦丁本人对基督教的友好甚至是感激，也提升了基督教在官员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君士坦丁在他统治的年间，继续颁发了其它的谕旨，317年，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除去。319年颁布法令，免收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赋税。另有成文法给予主教们一种权力，使他可以在自己的教区内作审判工作。异教徒的私人献祭也被禁止。321年，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从此教会作为法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另外又将逼迫时没收的财产归还；公布星期日为法定休息日等，这些是对基督教的发展非常有利的。在帝国的赞助下，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及其它地方纷纷建起大教堂。
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儿子更积极的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他们在主后341年下令，禁止异教的祭典，主后346年下令禁止到异教的庙宇参拜，主后352年更下令将参与异教祭典者处死。这样一来，很多心底里依然信奉异教的人便不能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有些为了利益，便受洗加入教会。
二、建君士坦丁堡（一个新的政治、经贸、军事中心，且成为新帝国的首都）
罗马帝国一向是以罗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在位时，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在罗马以处建立一个新的城堡，把这个城堡扩大成为一个都会，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都会。这就是有名的“君士坦丁堡”，位于今天土耳其与欧洲接壤之处。他甚至把帝国的行政中心，从罗马移到君士坦丁堡去。
君士坦丁堡建都后，帝国其它的文化、经济方面的活动，就逐渐的转移到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教会也一样，由于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参加聚会，许多的教会领袖就经常去那儿，甚至聚在那儿，慢慢的君士坦丁堡就形成了教会领导核心。
这事对教会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在罗马帝国里，由于西方仍然是以罗马为中心，可是在东方却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这个局面形成了教会领导核心的分裂，甚至使得后来东西方教会分裂。
三、狄奥多西的谕旨380A.D
狄奥多西是继君士坦丁之后的罗马皇帝。他上任后于公元380的公布了一道谕旨。这道谕旨在米兰谕旨的基础上，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值得全罗马帝国人民、值得所有有思想的人、值得所有有智慧的人去接纳的一个信仰。
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要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它作为皇帝的命令方式发布，结果带来许多人不得不成为基督徒的气氛。
其实在君士坦丁时期，一般的老百姓都会以基督教作为他们的信仰，以得到官方人士的支持。一引起原来对基督教无好感的人也会因国家的政策和皇帝的信仰自然而然的对教会采取一个非常优待的态度。这种气氛结果使得就算没有谕旨出来，基督教也已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了。而再加上这谕旨，基督教在帝国里的地位就更加的稳固了。
这段时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按：分治——分立——分裂这样的走向。
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之后，罗马帝国的势力开始走下坡。当君士坦丁堡建好后，帝国的政治中心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去了，罗马帝国对于帝国的西边、西方的一些省份的统治也比较松懈下来。而且这时期在罗马帝国之外的一些部落民族，他们因着粮食的短缺，纷纷的跑到罗马帝国里来。在国力强盛时，罗马帝国会费很大的兵力去抗衡这些民族的入侵。但在国力衰微之时，皇帝却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来挽救整个帝国。
当时一些帝国的皇帝，开始采取一个所谓分制的原则。意即，如果我是皇帝，那我就选一个我信任的助手，类似于今天总统制的国家里的副总统的样子。皇帝委任他们，差不多把半个帝国交给他们，在那分管的一半帝国里，副手可以全权负责其中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事。只是在一些牵涉到全国性的事务上，副手才需要请示皇帝。这种分治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因一些副皇帝要求自己有高效率的工作表现，希望将来能继任皇帝，因而帝国也较稳定。
不过分治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不是帝国在运作上，逐渐形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中明显的差异如语言，当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之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很自然的就继续使用希腊文作为官方语言，希腊语本来也就是整个帝国的通用语言。可是在西罗马，罗马城一直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而罗马地方的语言并不是希腊文而是拉丁文。因此当西罗马帝国的行政慢慢的独立起来之后，语言上就变成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用的情况，而在这并用的情况里面，地方语言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结果到后来拉丁文成为了罗马帝国里西边的官方语言。这样的结果是东西两边的运作就被迫变得越来越独立了。
到了公元400年左右，罗马帝国就正式的分家了。公元410年，哥特人从北而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攻入罗马城，六天六夜大事屠杀、劫掠、破坏并焚烧罗马城。消息传出，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震惊不已，看为世界末日的征兆。当时在伯利恒忙于写以西结书注释的教父耶柔米（Jerome, 347-420 A.D.）听到此项消息，焦虑得不能继续工作，他相信敌基督将会出现，他悲戚的说："世界恐怕快要毁灭了。这伟大的城都，罗马帝国的首都，竟付诸一炬……谁会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石，竟会如此衰亡……。"他又写道：“全世界正冲向毁灭，帝国首府，荣耀之城，惨被巨火吞灭，神圣教会沦为灰烬，神的圣徒被捉拿、苦待、杀戮！”从耶柔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多么的震惊。然而，这只是开始。
455年，汪达尔人在侵占了西班牙和北非之后，又越过地中海攻入罗马，成为第二批掠夺罗马的蛮族。同时，匈奴人与日尔曼人的战斗受挫，就转而进攻罗马城，幸有教皇利奥一世出面求情，总算保全了罗马城。
不久，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意大利、北非、西班牙，现时的德国与法国境，几乎完全陷入蛮族手中。那些蛮夷人四出抢掠、屠杀，弄得民不聊生，而在君士坦丁的罗马皇帝也无力照顾他们。
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在蛮族雇佣军将军奥多亚克的命令下正式向元老院声明退位后，元老院派出一个使团赴东罗马朝廷，把帝徽送给当政皇帝。西罗马帝国崩溃了。然而，基督的教会却仍坚立在罗马的废墟中，许多蛮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并且尊敬罗马主教，因为当罗马皇帝不能保护该城时，是罗马的主教挽救了它。
一、信仰越发形式化表面化
随着教会在罗马帝国里地位的提升，新的挑战摆在了教会面前。从积极的眼光来看，过去的逼迫以及在逼迫底下的传福音的艰难现在一扫而空。过去你要用一种低调的、隐藏的方式，暗地里去传福音，现在可以公开的传，这样教会的福音事工扩展的非常迅速。
不过负面的问题也同时出现了，由于皇帝的公开支持，并且到后来成为全国人的信仰，结果教会里面出现了一大堆对信仰不认真的人，甚至是有其它的企图。
（一）教堂建筑取代生命建造
可以说，A.D.312后，教会里的人数是增长的很快，但信仰的质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情况便大大不同了。每个市民都自动成为“基督徒”，做基督徒成了唯一的、理所当然的抉择，甚至是毋庸抉择的（当婴孩洗礼的习惯逐渐普及以后，个人根本不用举手决志）。一个毋庸个人严肃思索、郑重抉择的信仰，自然甚难成为个人主动的信仰；而且，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政府和大众也乐意用金钱支持建筑聚会场所。结果教会聚会的建筑物就大量出现了，于是各地均开始大兴土木，建造教堂。随着教堂越造越大，与教堂建筑相关的基督教艺术随之出现。不过另一方面，教会在热衷于外在建筑物的同时，在对信徒生命的培育、福音真谛的讲述这方面的力度却是远远不够的。渐渐地，信仰变为传统习俗，恪守一套套宗教礼仪与社会道德等客观的外在规范，取代了个人生命的寻索。
（二）异教崇拜渗入教会
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异教的观念和形象。
首先是把圣餐的仪式化、异教化。过去圣餐是思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仪式化之后，纪念的味道是还有的，可是就逐渐把圣餐看成一个献祭的行动。在异教的作法里，往往是有很多的活动都与献祭有关的，献祭是讨他们神灵喜悦的一个手段。教会慢慢变得异教化之后，结果参加圣餐也变成了讨上帝喜悦的一种手段，教会之所以举行圣餐，是因为再一次的耶稣基督献在这祭坛上。因此圣餐中讨上帝喜欢的一个手法就是再一次把耶稣献上作为一个祭牲。这种作法不单只是带着迷信的色彩，也慢慢的把圣餐的根本意义改变了。
另外太阳崇拜渗入教会，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那天是罗马异教中太阳的生日。教皇利奥一世在5世纪中期就曾斥责过那些先向太阳朝拜然后才进圣彼得堂礼拜的信徒。有些后来基督化了的异教习俗：点燃蜡烛、烧香、花饰，起初教会都避免使用，因为它们是异教的象征。
再者就是对马利亚崇拜：在埃及的伊西斯（Isis）的信徒，首先称马利亚为“上帝之母”，这称号在第五世纪引起了一场重要的神学争论。
对马利亚的崇拜被认为受异教类似习俗的影响。有些学者指出这是脱胎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中被叫做戴安娜的亚底米女神的崇拜。以弗所城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一直是拜另一亚底米生育女神的中心，这座城在早期也沾有马利亚崇拜的风气。
许多人也把马利亚和古埃及女神伊西斯联系在一起。那时罗马帝国境内流行对她的崇拜。她被尊为“伟大童女”，和“上帝之母”。伊西斯常和许多其他女神混淆，包括亚底米在内，成为日后异教的“普世之母”。她的崇拜者在4世纪末异教遭受查禁和庙宇被毁之后，自然会有瞻仰马利亚寻求安慰的倾向。有些留存下来的伊西斯怀抱婴儿贺如斯的偶像，其姿势与某些早期基督圣母像极其类似。
对圣徒和殉道者的膜拜：这在4世纪迅速发展，小的礼拜堂或大教堂开始在殉道者的坟墓上兴建，寻求圣徒遗体不久变成迷信式的搜求遗物。有些地方，有时甚至出现争夺临死的神圣隐修士躯体的争斗。这种崇拜在民间兴起，并受到当时重要的教会领袖，如耶柔米、安波罗修和奥古斯丁的首肯和鼓励。例如安波罗修本人就曾发现几个已经被人遗忘了的圣徒的尸体。
在许多地方圣徒和殉道者取代了异教神明的地位，他们的圣堂原来是异教的庙宇。有些圣徒据称能医治不育，有的则能保护旅客平安，鉴别见证的真伪，预言未来。
教会从来都没有教导信徒去敬拜圣徒，只是说圣徒处于特殊地位，能听取信徒的祈求，并把祈求直接呈给上帝。圣徒在天上的地位，相当宫廷里大臣的地位，你可以盼望大臣为地位地微的请愿人解决问题，因为大臣能把请求直接呈给皇帝。
曾有人对此发表异议：“我们几乎看到用宗教作借口把异教仪式引进教会，光天化日之下点燃成排的蜡烛；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在向用贵重纺织品包裹着装在一个小罐子里的骨灰亲吻、膜拜。”但这样的意见却受到痛斥。
一方面基督的信仰改变了西方世界，另一方面世俗也侵蚀了教会。到5世纪末期，下列不合圣经的教义和活动已在教会里生根：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认为圣餐是一种献祭，必须由祭司主持；圣品阶级与平信徒阶级分明；崇拜殉道者及圣徒遗物；迷信遗物有奇异能力；圣地朝拜。
酿成教会腐败信仰变质的诸因素：
1）是基督徒本身。每一个基督徒是圣徒，也是罪人。信主后，旧性情仍然会使他有犯罪和犯错的倾向。
2）是初期教会对旧约和基督及使徒教导的无知及误解。圣经固然是一本平易的书，但它也是神的话，所以也是深奥的。尤其是当教会外在环境松散时，同工们对圣经的钻研也开始放松，结果使得教会的信仰没有深度。教会花了数世纪之久才研读出圣经的真义，而这项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3）教会的领袖有点被突如期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逼迫时期那种苦日子突然被挪去，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的荣誉和潮水般涌进教堂的人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象蒙蔽，没有及时作好生命的实质性建造，反而更多的偏重外在的事工，如教堂建造、画十字架等。
4）是异教的环境。异教早已存在了好几世纪，其思想已渗透了生活的每个层面，当君士坦丁大帝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又多方优待教会之后，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教会，成为挂名基督徒，异教思想和做法随之而来，因此，教会全面得胜异教之时，也成为教会受异教影响最危险之时；世俗潮流也侵入教会，汹涌的来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君士坦丁在组织教会时，让教会变得结构化。教会内权力最高的当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罗马皇帝”，之下是主教议会，议会下是主教长，主教长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区的圣职人员，他们之下是平信徒。当时罗马帝国分成五个行政区，而教会也同样分成五个教区。总之，组织架构与政治行政架构平行排列。教会一旦结构化，权力的斗争便开始出现；以往注重的是属灵的权柄，现在却加了行政的权柄。最大的问题是，有行政大权的人未必有同样的属灵权柄和能力，于是便造成很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同时，教会有了权势，自然会以权力压逼异教徒，教会竟成为压迫者。
再者，随着基督教在帝国里的地位提高，教会开始把很多的精力用于教堂的建筑和各种基督教艺术的普及，慢慢地基督教成为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信仰了。过去信徒当中许多是平民、老百姓，现在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可是在相关的聚会运作上就越来越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承担。结果，教会里的圣职人员、全时间服事的工人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也因着他们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的身份越来越特殊，结果教牧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的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
再者，圣职人员在帝国里不用缴交税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又受到一般老百姓的尊重，他们的工作又非常的神圣，结果就使到他们成为了当时的特权分子，甚至成为帝国里的一个特权阶级。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罗马帝国随着首都的迁移，使到帝国的东西开始逐渐的走向分裂。这种国家的分制到分裂也影响了教会的发展，正如政治上有东、西罗马之分，教会也逐渐有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所谓东方教会，就是指在东罗马帝国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西方教会就是指在帝国的西边，以罗马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在罗马帝国分制而且中央政权相当稳固时，东西方教会能维持相当的一致性。不过随着帝国的权力分散东西方来往的减少，东、西方的教会逐渐的独立起来。
1、教会的自主权不同：
到公元400年左右，当罗马帝国正式分家后，教会的分制就更明显了。由于东罗马以君士坦丁为中心，因着政府有效的维持着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政府对于教会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从某一方面来讲，东方教会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因着政府谕旨的结果，是皇帝说大家要信耶稣的，所以很多的人跑进教会去；结果教会在运作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就不得不听政府的指挥。这不是说教会乐意如此，当时有相当多的教会领袖，曾公开的违抗皇帝的命令，不过最终的结果还是皇帝以实权胜出，有时甚至会把违命的教会领袖捉起来，然后逼教会另外选出一个领袖来带领教会。
而在西罗马帝国，由于进入了第五世纪，根本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教会的领袖能够相当自由的去决定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方向、教会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官方的干扰。
2、教会的内部建造不同；
在东罗马帝国里，因着教会的建造有政府的支持和影响，所以在东方教会里的教会领袖往往会争夺主教长的地位。在争夺主教长的人群中，除了个别出自世俗的原因的人外，也确实有不少是真正对教会有负担的人，他真的盼望能够给帝国里的教会带来一种革新，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一些运动，无非是先出任主教长一职。这样一来，东方教会中就出现了一些争权夺力的局面。
而在西方教会则完全没有这种现象，甚至会以东方教会里的这种争名夺利为耻。
3、教会的自身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同；
在西方教会的组成中，罗马无疑是特别突出的一座城市。在西罗马帝国里，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它相对抗的，虽然有米兰、迦太基都是很不错的城市，不过它们在城市的影响力上都远逊于罗马。所以罗马教会只要决定一件事情怎样，基本上在西罗马范围里都可推行无阻。
而东方教会就不同了，君士坦丁堡是东方诸城中的后起之秀。象亚历山大、以弗所、安提阿这些城市在君士坦丁建立之前已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大教会。而且这些城市的教会也是有着比君士坦丁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安提阿，她一直是保罗的宣教基地，以弗所则是保罗宣教工场的战略中心……因此这些地方往往对于君士坦丁的指挥权具有一些保留。这样东方教会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决定上往往不如西方一致，甚至于有些混乱。
4、教会受外在文化的影响；
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东罗马帝国里继续以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而西罗马渐渐地以拉丁文作为官方语言。作为一个学者，精通两种语言倒不奇怪。可是作为普通信徒，就不样了，结果教会在一般的水来里，东方的信徒和西方的信徒的隔膜就越来越深了。这种情况演变到第五、六世纪里，就逐渐边一些教会领袖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些东方教会的领袖、教父对拉丁文并不很熟悉。在西方教会的教会对希腊文也不大熟悉。结果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东、西方教会的领袖往往不能完全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结果就彼此对对方的主张有一些保留，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误会。结果，东、西方教会对立的情况就更加的加深了。
一、大公会议
（一）教会会议的角色
教会历史中曾有过几次重要的大会议，开会时，各教会领袖聚在一起，共同研讨重要问题，周密思考，慎重发言，获致结论。教会历史中第一次大会议是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讨论外邦信徒是否要遵守律法的问题。
大会议可依参加代表的多少而有不同：“省区会议”参加者是来自——省内各教会的代表。“国家会议”参加者是来自全国各教会的代表。由各国派教会代表出席的会议称为“大会议”或“大公会议”。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就是第一次大公会议。
在教会的巩固及合一上，没有一种工作比大会议的成就更大。下文将集中于三次重要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迦克墩会议（公元451年）。
（二）尼西亚会议（Counci1 ofNicea）
三百年来，最令教会困惑的问题是：到底圣子基督是否和圣父完全一样，具有神性？为这问题争辩得最激烈的两位领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两位长老，亚流（Arius）和亚他那修（Athanasius）。
1、亚流其人和主要思想
亚流是亚历山大一所教会的资深长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而又虔诚的传道人而享有盛名，有一群教牧人员和苦修主义者拥护他。他在318年左右和亚历山大主教冲突。亚流主张只有圣父是真神；圣子在本质上与上帝不同。无论从本性或权利方面看，他都不具有诸如不朽、至高权威、完善智慧、良善与纯洁等神性。他在圣父生他以前并不存在，他是圣父所造，是受造物。但是他是所有其余造物的创造者，所以圣子是“一切被造以先的首生者”。但是他与神并非一体，与上帝的关系也不亲密。圣子之所以被称为神，乃是照着上帝的恩典和喜爱。他在实际生活中无罪，也不改变，但不是本性如此。此外，圣子须从天父那里领受智慧和光，来向世人彰显圣父。
亚流将圣子和圣父分割开，破坏了基督是上帝的启示和人的救赎主的地位。
我们已无法确知亚流的教导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也许他主要的目的在于使道成肉身变得容易理解。他相信“道”或圣子在肉身的基督中替代了人的灵魂。与这道结合的是肉体，不是整个人性。这样，才容易说明道怎样能与人体结合，降世成为完全的受造者和名义上的神。
亚流的思想大半源于希腊人对神的世俗看法，他的思维合乎逻辑，他运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约17：3“独一的真神”；提前6：16“独一不死”；西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箴8：22“在耶和华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当时人使用圣经的错误方法，人们不是依据圣经来决定神学思想，而是用来证明自己的神学观点。
2、尼西亚大会的召开始末
在激烈争辩最高潮时，亚他那修不过是个年轻人，而亚流已是个爱主、敬虔、生活严谨、又有口才的长者。在亚流的主张面前，亚他那修强调圣子与圣父同质，他就是神。
这项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辩极其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人类救恩的问题。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的关系，天使曾宣告基督的工作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1：21）。基督救赎的价值全赖基督本身的位格。世人处于完全无助、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亚他那修深切体会这一点，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决不能次于神。”
亚流派的教训造成教会长期而痛苦的争辩，最后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会议，解决这项争论。会议定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举行，（尼西亚在小亚细亚，位居博斯普鲁士海峡边，离君士坦丁堡约四十五哩的一个小城。）有三百多位主教出席，他们在皇宫辉煌壮丽的大厅中聚会，好些主教带着逼迫期间受过酷刑的伤痕前来参加。
尼西亚会议的结果是：亚流的看法被判为异端，基督位格的教义行诸文字，成为全体教会信仰的根据。这项声明再经后来多次开会，用心修改，成为尼西亚信经（NiceneCreed）。教会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挣扎，才完全接纳了这会议的决定。
尼西亚信经是第一个写成文字的信经。在其中，教会承认：“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
如此，教会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从尼西亚会议以后到今天，它一直成为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及复原教的基本信仰。
（三）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1ofConstantinople）
尼西亚会议并未平息亚流派之争。亚流和好些主教拒绝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字，仍然有不少人附从亚流，也有很多人批评大会所采用之词不能完全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批人得到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因此，亚他那修必须不断地、再接再厉地为尼西亚信经中基督神性的教义奋斗、直到死日。
亚他那修死后，为正统信仰而奋斗的领导责任落在三个人身上，他们被誉为“加帕多家三杰”。三位均来自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省，是初期教会的杰出人物，他们分别是：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1 ofCaesarea），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ofNazianzus）和女撒的贵格利（GregoryofNyssa），这三位弟兄为了护卫圣经的正确教导，不顾一切、勇敢地坚定奋斗。
尼西亚信经没有提及圣灵的神性，为此，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中，除再度确定尼西亚信经外，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信仰。“三位一体”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至此，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为三而一之真神的信仰，才正式确立。这时教会才真正将亚流主义完全排除。此后，亚流主义逐渐消声匿迹。
（四）迦克墩会议（Counci1ofCha1cedon）
然而，上述会议仍然没有充份表达教会对基督位格的了解。根据圣经的启示，基督不但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为了拯救世人，基督必须有“完全的人性”，这一点和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样重要。
教会对基督的神性曾意见分歧，如今对基督的人性以及人神二性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当时曾出现两种大的思想：涅斯多留主义和欧迪奇主义。
涅斯多留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本身是一个思想上想当清晰、精明的领袖当他任主教长一职时，他大大的抨击当时对“马利亚是上帝之母”的称号。他指出耶稣本身是同时拥有神性和人性的，马利亚所抚养的只是人性上的那一位耶稣，虽然他同时带有神性，可是神性这方面，其实并不需要马利亚照顾的。不过当时在信徒当中一般人已根深蒂固的接受了“上帝之母”的称号，他现在提出反对，要废除这个称号，正好就是与许多信徒对立的立场。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一些人用来攻击涅斯多留的藉口。
他们指出湿斯多留是把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出去，当他们起来攻击涅斯多留时，这个控告就越来越历害。因为一旦被认定称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则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肚子饿了并不是真正的饿了，因为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饿。所以一方面当耶稣在人性上需要吃东西的时候，他另外马上有一个矛盾的特性跑出来，就是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需要吃东西。这样耶稣的一生就经常在人性与神性的矛盾里面挣扎了。而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的痛苦只是人性上的伪装，因为神性是不会被那个钉子所带来的痛苦所影响的。这样耶稣的死就不是真实的受苦了。因此当时就召开一次大会定他为异端。
今天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指出，涅斯多留所关心的只是一个并不妥当的称号，他本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主张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分隔。不过也许涅斯多留的一些追随者，就是今天称之为涅斯多留主义的想法，恐怕是一些问题的。涅斯多留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到了波斯一带的地方，在那一带重新建立教会。这教会后来被称为“涅斯多留教会”。这间教会在当时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这个教会相当有活力，非常努力的差派宣教士四处传扬福音。有史可查的是，当时传入中国（唐朝时期）的景教就是涅斯多留派的宣教士。
涅斯多留被赶离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就提出另外一个主张。当时一个教会的领袖叫欧迪奇（又译“尤提克斯”，Eutyches），他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溶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与他的神性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基督是一个神，不过是一个略带着人的味道的神。这种主张很明显是错误的，照他所讲的，使到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一个神死在十字架上，这明显是一个矛盾的讲法。结果欧迪奇主义的主张带来了比涅斯多留更大的困扰。
终于，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附近的迦克墩召开，约有600位主教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他们一方面拒绝了耶稣神性与人性分隔的说法，又同时拒绝了欧迪奇主义。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同样重要，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教会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
二、忠仆兴起
（一）亚他那修（Athanasivs A.D.296-373）
亚他那修生于北非亚历山大城，早年在当地的圣道学校毕业。当亚流学说初起时，他在教会中公居执事地位，作主教亚历山大的私人秘书。A.D.325年随主教赴尼西亚大会。会中他强烈的和亚流派的人作出争辩，力陈他们在信仰教义上的错谬，结果亚他那修的主张取得胜利，并获很多代表们的赞赏。会议最终通过了尼西亚信经，悍卫了真理。A.D.328年，主教亚历山大卒，亚他那修继位，任亚历山大主教前后45年之久，其影响遍及北非甚至整个帝国里的各处教会。
亚他那修一生受尽各方的攻击，曾先后五次被逐出境。由于当时的政府支持被尼西亚大会定为异端的亚流，并于会后恢复亚流的主教职位。因此亚他那修的反对和坚决的态度为他自己换来了五次被逐的结果。最后一次是于A.D.365年，这次亚他那修年事已高，但他依然没有逃避。不久就卒于亚历山大，年高望重。
亚他那修一生著作颇丰，20岁就已发表其处女作；其它的大部分作品是为对抗亚流主义而写的；此外还有教牧和释经的著作。他还有一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三十九封节日书信，是最早见证我们今天的二十七卷新约正典的文献。
亚他那修的一生是力抗异端的一生，他的伟大乃在于他的人格以及他抵抗异端那种刚毅不屈的精神，实为我们的模范。
（二）耶柔米（Jerome, A.D.340-420）
在拉丁教会中，说到学习与应变的天资，耶柔米是凌驾众人之上。耶柔米生于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小镇的基督徒家中。他小时候在当地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十二岁便离家，长而就学于罗马，共八年之久。他酷爱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据说他每逢周日都在地下墓穴里翻译碑文。
A.D.360年他受洗之后，离开罗马，经过高卢时，受修道主义所感，加入该团体作修道士。后更一人到叙利亚东部的荒漠苦修，专心研究圣经，学习希伯来文，十年之久。
A.D.379年他在安提阿受了长老一职，然后往君士坦丁堡受业于拿先素斯贵钩利门下。A.D.382年他在罗马大受教宗达马苏（Danasus）赏识，聘他重译当时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由于他生性好辩，舌锋锐利，结果结怨很多。达马苏死后，他遂于A.D.385年退位安提阿，在此成为独身修道主义者之领袖，后于伯利恒的修道院中充任院长直到去世。
耶柔米博学多采，著作甚丰，特别在翻译圣经上他的才能最见施展。约在A.D.388年他译完了新约。他译旧约是在伯利恒城，得了些犹大朋友的帮助。他追溯到希伯来文旧约中去此足以证明他学力之健全。耶柔米这种苦心孤诣事业的结果就是一部“武加大译本”，又叫“拉丁通俗译本”直到今日这译本仍为罗马教会所用。这是他终生事业的纪念碑。另外他差不多把全本圣经写下注释，加上其它神学著作，高可齐身，对历代信徒很有帮助。
耶柔米也是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家，他续编了优西比乌的“历代志”。他自己又编辑了一部“名人传”，记述了一切基督教作家生平事略，连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此外，他也写了许多论文和书信，说明独身与修道生活的优点。就耶柔米的学识而论，他真不愧荣获罗马教会所授与的“博士”之头衔和所封立的“圣徒”之称号。
（三）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年生于北非的塔迦斯德（Thagaste，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父母是非洲罗马化了的柏柏尔人。他父亲原是帝国政府的官员，在当地拥有若干田产。在他少年时代，父亲离世。他母亲把他送到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在奥古斯丁身上存在着两种特性，一是从他父亲而来的多情而热衷于感官的享受，另一是从他母亲而来的渴望崇高的思想，追求真理。约17岁左右，他就有了情妇，并同她至少姘居了14年。而他在19岁时就研读了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从而使他产生了追求真理的愿望，并把真理视为唯一的价值。他开始研究圣经，但当时认为圣经远不如西塞罗的著作文笔典雅。为得到精神和理智的安慰，他转向摩尼教，并信奉了9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开始对摩尼教在理智上和道德上是否恰当产生怀疑。在米兰，奥古斯丁受到安波罗修的动人讲道的影响，但他只是赞赏其口才，并不同意所讲的内容。
这时，他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这对他几乎是一种启示，如今他不再相信摩尼教的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了，而认识到精神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不仅是一切善的源泉，而且是一切真实的源泉。恶并非摩尼教所认为的那样，是积极的存在，它是消极的，是善的或缺，是意志脱离上帝。认识上帝是最大的福。这种哲学使他有可能接受基督教，并成为他的神学特点。他对教会的权威产生了深刻印象，这是听安波罗修讲道的人常有的事，如他后来说的：“要不是这位大公教会的权威感动了我，我是不会相信福音的。”
奥古斯丁一生的转折点即将到来，他从未这么痛切地感到他的理想和行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当他听说非洲隐修士的生活后，更使他充满了羞惭之情，对于种种诱惑，那些知识缺乏的隐修士尚且能够得胜，而他这个满腹学问的人竟无力抵抗。在进行了一番自责后，他冲进花园，听到邻居一个孩子的声言说：“拿着，读吧！”他便拿起读过的书信，翻开罗马书，视线落到几行字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3、14）从这一刻起，奥古斯丁思想上得到宁静，感到上帝的力量能战胜自己的罪恶，这是他一直求而未得到的。
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受了安波罗修的洗礼。391年，他到北非的希坡，被任命为神父，后成为希坡主教。这标志着北非大公教会的重新抬头，加速了多纳徒派的没落。最重要的是，奥古斯丁提高了非洲大公教会的自信与学术水平。
奥氏是一位名副其实服侍其世代的神学家。奥氏的影响却又远超过第四世纪的拉丁教父。他所启动的神学思考，为基督教开创了一个神学路向，称为“奥古斯丁传统”。中世纪的神学研究框架是由他拟定的，而他的思想在中世纪的地位，大抵仅次于圣经；有人说，后继的神学家所做的讨论，不过是把他的观点来个综合整理而已。奥古斯丁传统不仅是一个教义方面的治学传统，也同样是一个今天称为灵修神学的属灵传统，因为它包含了一套宇宙论（上帝与世界的本体关系）和由其衍生的灵程学，西方的灵修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几乎都沿袭他的思想。在奥氏间接的影响下，一种修道主义的传统形成，即“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以前，便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分子。
奥古斯丁的神学作品超过113本及500多篇讲章，绝大多数著述都有英译本，中译本则寥寥可数。目前已有的：第一本是《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天主教译为《天主之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这本书的中文全译本是由台湾的吴宗文所执笔的，译笔不俗，它是由拉丁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免去由英译本转译所引致的多重翻译的笔误。吴君文笔流畅悦目，与坊间充塞的中外文俱不通的滥作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本是（忏悔录）（Confessions），这本书有好几个中译本，包括民初重要的基督教学者徐宝谦的翻译（未出版）；如今流行的是台湾的应枫（台北：光启出版社，1976）与国内的周士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所译的版本。后者由法文译出，文笔甚佳。
另外还有两篇重要论著为《论三一》（Onthe Trnity）和《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收入《奥古斯丁选集》（香港：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1972），由汤清编译，并纳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有人曾经这样说，当你想到中古教会、中古时期，无论是哪一方面，如果问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答案几乎教是一致的，就是修道院。
修道院的生活之所以流行于那个时代，一方面是由于那个时期有那么一些认真追求的人出于对教会里面的混乱不满以及当时一些愿意以更多时间敬拜神、默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上有一些人希望能逃避战乱、过比较安定的日子等这些人，他们就形成一个社会风气。灵修要走出去。整个修道院运动分四个阶段发展的。
第一时期：教会内部的禁欲主义运动
这一时期，大体上都是教会生活中追求禁欲主义的灵性运动，但是因组织性的禁欲生活还没具体化，可以称其为教会内部的隐修生活。这种运动大体出现在尼西亚会议之前，特别是在圣职人员中掀起来的，也称为半修道士。这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俄利根，他为追求禁欲生活自己阉割取缔性功能。
第二时期：个人禁欲主义隐修运动（Anchoretism）
这种运动是四世纪初掀起，而且可以说这时期禁欲主义成为固定的，永久的形态。这种运动追求在外形上与世界分离，以以利亚，施洗约翰为榜样努力效法施洗约翰穿骆驼衣服，吃蝗虫，野蜜，在旷野上生活。他们的衣服是小衬衫和野生动物的皮，他们的食物是面包和盐，他们的家是地洞，并且他们下功夫在祈祷，默想和赞美，与撒但的势力争战上。这种方式也是东方教会的普遍隐修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是由帝伯的保罗（Paul of Thebes）和安东尼（St. Anthony）发动的。在东方教会中得到广泛发展，而西方教会方面否认其现实性，没多少人参加，尤其对女性根本不适应。埃及的隐修者中有萨勒百特斯（the Sarabaites），叙利亚有雷摩波斯（the Rhemoboths）等，他们至少有两三名一起生活。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安东尼（A.D.250-356）。他在泉水旁或在树下过隐修生活长达九十年之久。他天性安静，喜爱默想，好深思，藐视高等学问，对希腊文化和世俗科学莫不关心，只是热衷于学习圣经、记圣经，而记忆就是他的图书馆。
他自从听了上帝的声音后，将三百亩的土地卖掉，除了只给妹妹留下的一部分以外，其余的都用于贫困人的福祉上了。他远离教会的中心和周边地区，每周禁食两天到五天，如果吃饭也是每天一顿，而且只是面包，盐和水而已，决不沾葡萄酒和肉食。
他作为亚他那修的朋友，认为亚流（Arius）否认基督教神性的行为比撒但更恶。他于一百零五岁时，微笑着离开人世。至去世之前，他的视力仍很好，牙也整齐健康。他那孩童般的谦逊，令人尊敬的单纯，虽没有高深的学问，但在那时期教会中他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
西门（Simeon Stylites），每周一天仅仅是周日进餐一次，四旬节期间连续禁食四十天。他曾隐瞒着苦修于深山，但并不满足于此，后来在安提阿东部，立了一个柱子，在那儿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A.D.423-450）。
开始，他自己立了六肘高的柱子。第二次是十二肘，第三次是二十二肘。最后一次竟达四十肘，是人们为他建立的。柱顶面积仅三英尺，食物是门徒们从梯子送上的。他既不能躺卧，也不能坐，只能站立或驱身向神虔诚敬拜。
因为为了禁食敬拜，他的头触到脚面。旁观者数过他以这样的姿势敬拜神的次数，达2044次。他衣着野兽皮，颈带铁链，圣餐也是在柱子上接受。他经历过太阳光的酷暑，受过漂泊大雨的洗礼，常常被深夜的露雨打湿过，经受过狂风暴雨的怒吼。
西门为了单单期待永远的上天的赏赐，甘愿每天都过死与殉道的禁欲生活。他每天向旁观者讲两次悔改之道，使上千名的外邦人悔改，甚至向王也传讲神的训诫。
他去世前，不单单基督徒就连异教徒也来瞻仰他。波斯国王、皇帝德奥多西乌斯二世（TheodosiusII）、利奥（Leo）、马西昂（Marcian）等都聆听过他的教导与祝福。并且，也使病人得医治，行了许多神迹。
在东方教会里，如此在柱子上潜修的修士有但以理（Daniel；主后490年死亡），西门（Symeon The Younger；A.D.592年死亡）等人。这修行方法延续到十二世纪， 但西方教会只有一人效法此修行方式，后来被主教禁止而进入了修道院。
第三时期：集体隐修运动（Ceonobitism，Clister）
一般来说，这也被看作是修道院运动的开端，起源于埃及，学于爱色尼派共同体。东方教会由帕科米乌（St. Pachomius），巴西勒（St. Basil）等人开创，而西方教会由亚他那修（St. Athanasius）和本尼狄克（St. Benedict）开创。后更多在西方教会中流传。
帕科米乌（A.D.292-379）从同龄隐修人巴勒盟（Palemon）那里学习了达到完全的生活。巴勒盟只吃面包和盐，不沾葡萄酒和油，几乎半个夜晚歌唱诗篇，默想圣经话语。帕科米乌作为巴勒盟的门徒，有时跟着巴勒盟熬夜，一同生活了几年。
A.D.325年帕科米乌组织了修道士的集会，受天使的指导制定了严格的规则。结合农务，织布，编筐等劳动进行灵性训练，不单为自己活着，还注重济贫救伤。
他去世前建立了八个或九个修道院，有修士近三千名，一个世纪后增长至五万名。他还为妹妹建立了女修道院。
但是东方教会伟大的神学家，三位一体论和圣灵论的大师该撒利亚的巴西勒反对过分的禁欲主义，而系统地制定了爱和侍奉、劳动、祈祷和读经等修道院规则。
另一方面，北方教会修道院运动也开始渐渐兴起。通过七次漂流生活目睹东方教会修道院返回故里的他那修将此运动介绍给西方教会，使哲罗姆（St. Jerome）、安波罗修（St. Ambrose）、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等都受其影响。
第四时期：修道院组织运动
开创西方教会正规修道院运动的是本尼狄克。他在蒙特卡西诺（ Monte Cassino）建立了修道院（A.D.529），协调了教会与修道院之间的隔距，制定了合理的禁欲生活规则。又订立了修道院的守则。
首先，一个人想加入修道院，他只能以一个试用的、接受观察的身份进入修道院。试用期为一年。这一年，其它的修道士就会好好的观察与他交通、了解他。经过一年的考验，如果他符合了要求，他就必须起誓。这个誓言基本上有三个方面：守贫穷（彻底放弃世上任何特质的拥有权）、守贞洁（远离情欲、守独身，禁止享受）、守服从（完全顺从修道院院长任何的要求）。当他成为正式的修士后，他在修道院要做两方面的事：一为静修（读经、祷告、默想），二为体力劳动（照院长的分配，达成修道院的生活自给）。此外，修道院的生活也特别强调祷告的时间。其中一个修会安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规定在凌晨两点、四点半、清晨六占、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傍晚六点为祷告敬拜的时间。
结果在这种严谨的要求下，从此正规的修道院得以组织起来。本尼狄克创建的本尼狄尼修会（Benedictine），多米尼克创立的多明我修会（Domincan），由法兰西斯（St. France）创建的法兰西修会（Franciscan）等陆续出现了。
在当时混乱的年代里，因着这些修道院的安排，中古的信仰生命力才能维系下来，实在是神在那个年代里特别的祝福。
整个修道院的生活中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是渴慕纯正的使徒生活。他们丢弃世上所有的欲望与珍爱，单单努力效法跟随耶稣的使徒们。所以修道院的三个誓约是甘于贫困、甘于独身（不结婚）、甘于服从，即热切追求以贫困、纯洁、单纯的心与基督联合，成为遵从基督命令的使徒。
第二，是追求完全的成圣。这种修道院方式的灵性运动的意义，在于他不是从西方教会开始，而是从东方教会的传统开始。西方教会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而东方教会则以感性和灵性为基础，西方教会强调神与人的本质区别和神的超越性，而东方教会则重视人与神之联合，即人的神性化。换句话说热衷于效法基督，参与神的品格，而且追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成圣过程最终达到完全。并且东方教会通过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把焦点放在完全成圣过程中人的参与。人作为参与者与神共同完成救恩，而现代教会却需要这种灵性。
第三，是强调持续的灵性训练。通过祈祷、默想、读经、禁食追求灵里面的喜乐，自由的乐园和与神美好的交通。缺乏灵性训练的实践的现代基督徒应当跟他们效法学习的。我们应当为省察自己的灵性状态而祈祷，默想和读经,并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己单独的灵修时间，而且在社会里的实践当中，通过训练和爱的行动来发挥出自己的灵性。应当不懈地坚持省察和行动的实践。
第四，还要指出极端的禁欲主义的问题。成圣指的是与世俗生活的分离，即追求敬虔与圣洁，因人的罪行需要这种成圣。但是不可过分追求禁欲主义、厌世主义、逃避现实主义。成圣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圣别（守独身），但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是通过参与社会，参与历史来体现爱。所以，耶稣也说过真正的敬虔是不仅守住自己不被世俗所侵蚀，而且更需要看顾孤儿寡母的现实的爱。
在3世纪教会的发展中，罗马主教权威地位的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在理论上，所有主教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最早的年代开始，由于他们所在的城市的重要与否，有些主教就比别的主教出名。其中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安提阿、罗马与迦太基4个地方。尼西亚主教会议承认头3个在他们自己教区里有优越地位。君士坦丁堡于381年加入，这年在该城召开的大公会议，宣布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仅次于罗马。罗马主教提出反对，因为这意味着教会与主教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城市在帝国中的地位。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罗马的地位越显突出、明显。
爱任纽把罗马教会形容成“非常伟大、非常古老、名闻遐迩的教会，由两个最辉煌的使徒彼得与保罗在罗马创建。”由于罗马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基督徒，遂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缩影。爱任纽的说法提供一些罗马何以能在教会中取得领导地位的理由。
大概于公元382年召开的罗马会议，宣告罗马的优越地位既不靠这样的历史因素，也非依靠任何教会会议的决定。罗马的地位是由于其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基督曾答应过他，教会要建立在他身上。这个超越的看法，虽然有一阵子连西方也不接受，却成了罗马主教最后在中世纪教会里取得最高地位的基础。
第一位根据《太》16：18-19两节要求取得源于彼得的特殊权威的主教，是与居普良进行争论的司提反主教。大家已不注意保罗在最早罗马教会中地位与彼得平等的事实，居普良认为每个主教的作为都是“彼得的教座”，他也承认罗马教会因为成立得早，地位特别重要。
罗马教会是所有西方教会中唯一收到过使徒来信的教会，而且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封信！路加关于保罗前往罗马的记载占有大量篇幅且详尽，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能提高基督教罗马声望的，没有比得上两个主要的使徒在尼禄治下的罗马殉道这件事了。
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所毁，从长远处看，又增加了罗马教会的地位。那时向东方犹太人的居留地布道已无可能，基督教的重心移向西方，罗马最适宜担当中心的角色。
罗马教会很快拥有大量财产。包括罗马城外最早的地下墓窟和几所巨宅，上层经改装后供聚会之用。君士坦丁家族奉献了拉特兰宫，还盖了一些罗马式长方形教堂，包括两座彼得与保罗纪念堂，使罗马教会更加富裕。
4世纪期间，罗马教会与其主教在名誉与管辖上领导群体的地位大大加强。他们占了两个便宜，一个是罗马皇帝过于干涉东方教会事务引起了反对，皇帝若要管辖罗马教会，难免投鼠忌器；另一个是东方教会在教义的大争执中，罗马教会自始至终采取了正统立场。
直到4世纪末，罗马主教尚不能，有时也不愿阻止皇帝凌驾教会。4世纪末才出现剧烈改变，由主教来凌驾皇帝。这完全是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的功劳。当时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脾气暴躁，由于帖撒罗尼迦人暗杀了该地省长，他一气之下，屠杀了城中数千百姓。安波罗修为此不准皇帝领圣餐，除非他公开认罪并表示悔改。皇帝无奈，只有服在教会的惩戒之下。
但教义上制定使徒彼得为主教之首的，却是安波罗修同时代的达玛苏(Damasus,366—384)。他是第一位一贯称罗马教会为“使徒教区”的罗马主教，并称呼其他教会的主教为“孩子”，而不称为“兄弟”。
达玛苏的继任薛西里(Siricius,384—399)是第一个使用“通谕”的主教，这是一种仿效皇帝致送各省省长敕令的训示。主教使用这种训示形式，表示他要为自己取得约束教会的权力，就象皇帝在世俗事务上一样。
薛西里的继任者们继续并加强他们握有使徒彼得的权威的主张，虽然理论往往跑在实践前面。依诺森一世声称罗马主教具有普及全国的权威，并宣布各省教会所做的事情，除非已经报告给他知道，不能算是定案。而且罗马主教的决定对“全世界的教会都有效”。
利奥一世(Leo Ⅰ,446—461)和格拉修一世(Gelasius Ⅰ,492—496)毫无疑问是5世纪最重要的教皇。蛮族对帝国的进攻风起云涌，迫使朝廷急切向任何可能帮助帝国不致瓦解的权威乞援。445年，皇帝曾命令罗马驻高卢守军司令，去强迫那些不肯自动觐见教皇的主教前往教廷。皇帝的一道敕令便将教皇的要求变成法律。
关于利奥一世向匈奴王和汪达尔王求情的故事，说明教皇在民事政府解体的时候，可以代掌帝国的事务。虽然迦克墩会议拒绝接受教皇的最高地位源出使徒彼得，但利奥仍把这一观念说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彼得不仅是罗马教会的创建者，而且通过他的仆人教皇，也是现在这个教会的管理者。利奥主张，不管一个教皇多么不称其职，那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按照教会律例办事就行。
格拉修一世完成了中世纪的教皇的教理基础。他坚决主张，皇帝必须保护教会，要服从教皇的指导，教皇则受上帝和使徒彼得的指导。其结果当然是圣职人员不应该在世俗法庭上受审。他指出：“不论在任何时候，无人得凭借任何借口，傲岸地认为自己高过教皇。根据基督的命令，教皇高于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普天下的教会应永远承认教皇是教会的领袖。”
格拉修之后有半个多世纪，历任教皇的真实地位比他们极力主张的要低得多。他们被利用，有时还会被凌辱。伦巴底人入侵结束了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这股蛮族洪流大有淹没罗马城之势。此时，罗马教会出了一个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他在6世纪最后十年这段危急时期出任教皇，双手力挽狂澜。当时罗马已经朝不保夕，罗马人面对伦巴底族的进逼，不能从总督那里取得任何援助，而且饥馑、瘟疫流行。贵格利毫不迟疑地负责指挥，给全城准备了粮食，布置防务，向在外作战的将军发号施令，又与伦巴底人交涉，最后未经皇帝授权就和敌人缔结了和约。从来没有一个教皇象他这样敢作敢为。做这些事的同时，贵格利还在经营教会的产业，照顾会众精神上的需要。中世纪西方教会不管是在教义、教会生活、崇拜方面，还是在教会组织方面的各种特点，都已在贵格利身上有所表现。西方教会后来正是沿着贵格利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
贵格利出任教皇期间，大大扩张了教皇的权力，标志着基督教已从古罗马的帝国时代，进到由罗马公教会领导并凝结起来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世界从古代进到中世纪，罗马教会在这过渡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第四章教皇时期
时间：590-1517 A.D.（从大贵格利上位到马丁路德的更正运动；又称中古时期）
教皇时期，更确切的讲为中世纪。对于这千余年的时间，可分为三个时段：教皇的兴起，从大贵格利到贵格利七世（590-1050）；教会权威极盛时期，从贵格利七世到波尼法修八世（1050-1294）；教皇权势之衰微时期，从尼波法修八世到马丁路德的95条（1294-1517）。
壹、大贵格利
贵格利（Gregory the Greek）生在罗马富贵之家，青年时在罗马城做一个官长。他父亲死后，贵格利承受很多家产；但他不愿享受这世界上的快乐，辞了官职，也把家产用作慈善事业，又把衣服和珍珠并各种的东西，分给穷人；而且建了七个修道院，自己做其中一个卑微的修道士。
有一天他到罗马城的奴隶市场上，看见黄发的奴仆，问他是何国人？人说：“是英国人。”贵格利心想，这些美丽的英国人不信基督，岂不是很可惜？就想到那里去传道；但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教皇要他做官，派他到康士坦丁堡做他的代表。到公元590年人民公举他做教皇；他一听见就躲到别处去了；后来人民找着了，勉强他，他才应允。他成为第一位由修道士作教皇的人，在位共14年。
贵格利对教会的贡献，大致上可分三方面。一方面是他出任教皇之后，就对罗马教会内部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使得西方教会变得越来越独立，不再需要依附东方的教会；并且他极力支持罗马主教权位超过其他主教的说法，认为他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自命为“普天下的主教”，贵格利不承认他，且说，这是教皇用的名号，别人不可冒称；然而他自己却不用那样的名称，只称自己为“上帝仆人的仆人”。他这个名称便成了以后教皇的称呼。
第二方面，是他推行的一些慈善事工。当时西方社会正值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又有瘟疫流行，全国遭难。他就运用他的组织才能，把救济工作组织起来，结果命名罗马的教会作为领导，在有系统、有规模的安排底下，促使西方教会获得一个大致上的安定局面。同时也使教会在西方在欧洲的大部份地区，有一股无可否认的影响力。
第三，贵格利也大力推动修道院的安排。过去这些修道院的安排都是相当独立的，他就逐步把这些修道院的管理、控制收回，使得教会本身能够对这些修道院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当时意大利各处主教甚具权威，他就规定主教必须服在教皇权力之下，每逢主教上任须要由教皇赠授“白带”一条，表示他的承认。
在此之外，贵格利与入侵的条顿族修好，要引领他们归信真道，并通过这种关系逐渐参与在地方政治的动作里面。并且贵格利成为第一个取得政治大权的教皇。虽然在法律及理论上，意大利仍属于东罗马帝国，但他在当地的权威大于罗马皇帝，在属世领袖的角色方面，他指派都市的行政首长，整军备武，并缔结和平条约。他使征服意大利北部的伦巴人不再南侵。
贵格利在海外宣道方面，他使罗马教皇的势力伸张到远方。他曾打发一位名叫奥古斯丁的宣教士到英国宣教。透过他的努力，整个英国就归向了基督。在圣乐方面，他创始了贵格利圣歌（Gregorian Chant）。他又设立公共礼拜，组织唱诗班。有时候他的身体软弱，躺在礼拜堂，听儿童唱歌，若有不合调的，就指导他们。在神学方面，他主张：（1）圣餐是将基督再度献上为祭。（2）已故圣徒可帮助我们。（3）炼狱的存在。因此，后来人民的迷信一日比一日深。他死于公元604年。
罗马帝国的边界长达16000公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遭到其他种族的入侵。波斯人是一大难题，他们的势力日渐强大；在波斯人之西是阿拉伯人，大多处在游牧状态，在当时最有见地的政治家也绝料不到他们会有一天占据半个罗马帝国以及整个波斯。
罗马帝国在非洲诸省的南边是埃塞俄比亚人、利比亚人、柏柏尔人和摩尔人，他们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罗马帝国防务或士气的崩溃。
西班牙由于地理条件——崇山峻岭及海洋作为屏障，似乎不会出现问题，没有人料到它在4世纪会为日耳曼人所有，而于第8世纪时又为回教徒占据。
一、蛮族的入侵
高卢必须不断抵抗凶猛的条顿人；不列颠也只能得到为数不多的罗马军队的保卫，它经常要面对来自西方和北方之苏格兰人及匹克特人的侵略，并且要防止来自东方或南方之斯堪的纳维亚或撒克逊海盗的侵扰。当时挪威海岸存在一连串的海盗巢穴。
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即由维斯图拉河、多瑙河、莱因河环绕的地区，居住着未来改变欧洲地图和国名的许多种族。帝国之外更高的生育率，及帝国内部较高的生活水准，使得罗马帝国有如今天的北美洲一样，成为其他种族移民或入侵的对象。
自公元5世纪始，日耳曼各部族人如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其他民族部落受匈奴族的驱赶，纷纷入侵罗马帝国的疆界，并在原罗马的属地上，建立起一系列王国。
410年，西哥特人攻克了“永恒的城池”罗马，罗马被掠六天六夜之久，皇帝成了蛮族雇佣军的傀儡，西罗马帝国的倾覆已是势在不免了。当时各省一个接一个被中央政府放弃，或者任其被入侵的部落占领，或者让它通过城市的联合保持一个不稳定的独立。
455年，汪达尔人在侵占了西班牙和北非之后，又越过地中海攻入罗马，成为第二批掠夺罗马的蛮族。同时，匈奴人与日尔曼人的战斗受挫，就转而进攻罗马城，幸有教皇利奥一世出面求情，总算保全了罗马城。
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在蛮族雇佣军将军奥多亚克的命令正式向元老院声明退位后，元老院派出一个使团赴东罗马朝廷，把帝徽送给当政皇帝。西罗马帝国崩溃了。
二、穆罕默德与回教的兴起
麦加一直是受人朝觐的地方，在阿拉伯部落中间曾有以麦加和其他圣地为中心的一种宗教联盟，每年都有几个月的休战和停止血族仇杀，也有保护朝觐者和好客的习俗。在这些集会中有竞技会，还举行战歌和恋歌的比赛，得奖的诗歌在阿拉伯全境吟唱。克尔白（天房）是非常古老的麦加圣堂，这是一座用一块陨石奠基，用黑石建成的方形小庙。这块陨石被奉为神，阿拉伯各部落的一切小神都在它的庇护之下。在休战的几个月中，群众云集来到麦加朝拜克尔白，俯伏在地，与神石接吻，同时也从事贸易和吟诗。
但是这些阿拉伯人所信的宗教已四面受敌，在犹太的许多阿拉伯人改变了原来的信仰，成为犹太教徒；也门相继受过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祆教徒的统治。麦地那就有犹太教的倾向，它的附近有许多犹太人的居留地。而麦加则是当时异教崇拜的堡垒，因此它和麦地那不可避免地处于相互竞争和争吵的状态。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意即受到高度赞扬的人），大约在571年出生于麦加，他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出生前父亲已经亡故，6岁时丧母，由祖父和伯父相继抚养，替人放牧。12岁开始随伯父除外经商，到过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25岁结婚，生有3男4女。直到他40岁为止，他在麦加度过了一段非常平凡的生活。他经常到麦加郊区希拉山的一个山洞里沉思冥想。想象丰富的作家们设想过他在精神上曾有很大的争战，所以他怀着疑惑的痛苦和神妙的愿望去到沙漠里。
可能他曾见到过叙利亚的基督教（聂斯多留派）各教会；几乎可以肯定他知道很多关于犹太教徒和他们的信仰，他们对那管辖阿拉伯300多个部落神的克尔白黑石抱着蔑视的态度。他看见过朝觐者人群，并注意到他们的伪善和迷信。这使他内心苦恼。
40岁时，他声称在山洞里接到了安拉通过天使给他的启示，要他作为安拉在人间的使者、最后的先知，传播安拉的启示。从此他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最初只对他的妻子和少数亲近的人讲，他创作了一些诗句，宣称这些诗句是天使对他的默示。他主张放弃对偶像的崇拜，宣称安拉是宇宙万物唯一的主宰。指出人的最终归宿决定于他在世的行为，凡忽视唯一的神的人和恶人都会落入地狱，而信奉唯一的神的行善的人预定要到永恒的天堂，因此号召人们止恶行善，停止部落氏族间的争斗，限制高利贷，赈济贫困者。穆罕默德同进宣称在他以前的先知，尤其是耶稣和亚伯拉罕，都是神圣的导师，但他则进一步完成了他们的教导。
这个新宗教开始的几年只是一小群人的秘密信仰，包括穆罕默德的妻子、堂弟、仆人和朋友。612年，穆罕默德公开向麦加居民传教，信徒大多为社会地位低微的贫苦人和奴隶。贵族们极力反对他的信仰，认为他不仅破坏了传统信仰，而且动摇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基础，影响了他们每年从克尔白的朝觐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为此，他们先是对穆罕默德进行讽刺、嘲弄、责难，后来则对他和他的信徒们实行经济制裁和施加暴力。于是，穆罕默德命令部分信徒于614—615年分两批先后迁往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但穆罕默德本人却没有离开，因为他的联系很广，他的反对者也不想掀起血惺仇杀。
619—620年，穆罕默德的伯父和妻子先后去世，他的传教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在伊斯兰教史上被称为“悲伤的一年”。贵族乘机迫害，穆罕默德逃到麦加附近的麦伊夫，谋求建立传教基地。但由于当地部落头领的排斥，他在那里只停留了10天便返回麦加。这时穆罕默德声称他受安拉的恩赐，乘坐一匹飞马于一夜之间作了一次从麦加到耶路撒冷的旅行，并随天使一同登霄遨游，黎明返回麦加。由此，原为犹太教、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也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礼拜时的朝向。
621—622年，不少麦地那人邀请穆罕默德到麦地那去传教，并发誓服从和保卫他。于是，穆罕默德组织麦加的100多名穆斯林分批秘密前往。同时，麦加的贵族筹划谋杀穆罕默德，他得知后连夜逃出麦加，在追捕下经长途跋涉，终于在622年9月24日来到麦地那，受到先期到达的穆斯林和当地居民的隆重欢迎和热烈拥护，从此结束了他的艰难时期开始掌权。这就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迁徙。后来这一年又被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
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穆罕默德陆续建立了伊斯兰教的各种典章制度，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结合在一起，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共同宗教信仰而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团。他首先制定了一个各族公约，规定穆斯林和当地犹太人应互相尊重宗教信仰，麦加是双方共同的圣地，不得在圣地引致流血事件，并共同防御麦加贵族的进攻。其次，他建立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共同基础的“乌马”（穆斯林民族共同体），把一切信教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第三，先后在麦地那城外和城内各建一座清真寺。
然而，犹太教徒对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的迁入始终怀有戒心。随着穆斯林的发展壮大，给当地犹太教徒的政治经济利益带来威胁，于是他们从怀有戒心转而采取敌视和反对的态度。大约在迁移到麦地那后16个月，穆罕默德声称接到启示，将礼拜朝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的克尔白，确立麦加为伊斯兰教中心，与犹太教徒的关系破裂。
穆罕默德积极组建军队，亲自率兵防守，并封锁麦加——叙利亚间的商道。624-627年，穆罕默德率领的伊斯兰军与麦加的联合军进行了几次交战，结果胜出，使得他在战略上由失败走向胜利。630年，穆罕默德率万人穆斯林大军进攻麦加，迫使麦加宣布信仰伊斯兰教，不战而胜，进驻麦加。穆罕默德清楚了克尔白神殿的一切偶像，禁止异教的活动，并乘胜击败麦加附近各地反抗的部落。631年，来自各地的许多代表团到麦地那向穆罕默德表示忠顺和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代表团年”，阿拉伯半岛基本上实现了统一。他曾派使者向东罗马、波斯、埃塞俄比亚等国皇帝和埃及总督宣传伊斯兰教。
632年，穆罕默德率领大批穆斯林到麦加进行了伊斯兰教史上第一次朝觐，他在阿拉法特山发表了重要演说，以安拉启示的名义宣布：“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你们的宗教。”同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逝世。伊斯兰教史称这次朝觐为辞别朝觐。
穆罕默德未曾指定继承人，但是他曾选艾布·伯克主持过在麦地那清真寺的祈祷仪式，因此经过了一段纷争扰攘的日子，就根据这一事实，说服各阿拉伯回教领袖，共同拥立艾布·伯克为第一位哈里发（即代表之意）。身为穆罕默德堂弟兼女婿的阿里对这项选择大为失望，这导致了12次大战、一个王朝和一个一直扰乱回教世界的教派分裂。然而这也是阿拉伯人征服西亚的诸原因之一。在艾布·伯克就职之初，这些伊斯兰教领袖并没有想到扩张计划。当叙利亚的阿拉伯诸部落拒绝基督教与拜占庭帝国，并受到帝国军队攻击时，便向回教徒求援。这激起了他们反抗拜占庭的情绪，艾布·伯克立即给予军事支援。这一向外扩张的举动，反而促使阿拉伯内部的统一。
导致阿拉伯对外扩张的原因很多。基于经济上的有：在穆罕默德前一世纪，政治上的衰微导致水利系统破坏，人口的生殖率超越了土地物产的供应量，渴望获得更多可耕地。
基于政治上的有：拜占庭及波斯两国由于战争及相互蹂躏而耗竭精力，日趋式微；地方政府苛捐杂税繁重，行政失误，不能保民。
基于种族上的有：居住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部落，对于接受侵入者的规章及信仰，不觉得有任何困难。
基于宗教上的考虑：拜占庭政府对基督一性论教派、涅斯多留派及其它宗派的高压手段，使住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大量少数民族渐趋离心，这一现象甚至发生在帝国的禁卫军中。
当征战逐步推进，宗教的角色也随之突出，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热衷于“圣战”，宣称在圣战中死去，是进入天国的最好途径。阿拉伯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号令严明，他们惯于艰苦及视战利品为报酬，他们能在饥饿的状况下战斗，而将丰盛的生活寄托在战争的胜利上。
艾布·伯克曾提出圣战的精神：“公正、勇敢，宁死毋屈！仁爱为怀，毋杀老弱妇孺。不要摧毁草树、五谷及牲畜。言出必行，即使对敌人也要信守诺言。不要干扰遁世的宗教人士，至于其他的人则应强迫他们成为回教徒，或对我们奉献；如他们拒绝这些条件，就杀了他们。”
军事扩张的最后原因：当这支胜利的阿拉伯军队吸收了众多饥饿及雄心勃勃的新兵之后，即使仅想维持足够的粮饷，就得要求他们去征服一块新的领土，一次胜利要求另一次更大的胜利。
这样，阿拉伯人的征服行为，其快速超过罗马人，其持久甚于蒙古人，创下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业绩。他们在一百年间横扫阿拉伯沙漠，征服波斯，贯穿印度，踏平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省，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未果，却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与北非，再以旋风之速从北非挥师，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西班牙；又越过庇里牛斯山，直捣法国。全欧洲都可能成为伊斯兰教区，这正是教会最为危机的时代。
三、都尔之战
法兰克人成为护卫基督教的勇士。查理大将军呼吁境内所有臣民都投入战争。732年，查理的军队与阿拉伯大军相遇在都尔，双方对峙7天，未敢轻举妄动。终于在10月的一个周六，双方摆开阵势。阿拉伯军队大部分是骑兵，法兰克军队则全是步兵。后者严阵以待，列队成墙，挡住了阿拉伯骑兵的一次次猛烈的攻击。新月的旗号在上空飞舞，但十字架的旗号也在坚毅的飘扬着。都尔平原血流成河，尸首遍地，然而亚拉伯人最猛烈的攻击终于被挡住了。法兰克军队离开战场时，手中仍挥舞着利剑。经过一夜休息，第二天一早，法兰克军队再度出阵，却不见阿拉伯骑兵的踪影。原来他们已撤退回西班牙了。
都尔之役阻挡了回教浪潮的最高峰，法兰克大将军查理因而被誉为“马特尔”，意即“铁槌”，他成为欧洲历史上有名的“查理·马特尔”，又称“铁槌查理”。
伊斯兰教大军的征伐虽然被阻止在都尔，但他们铁蹄所踏之处，教会损失惨重。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都曾存在过无数兴旺的教会，是初期教会最为活跃的地区，而今成为强烈回教化的地区，仅有几间衰弱的教会勉强生存。埃及开罗是今日回教大学的所在地，是其知识堡垒。北非和西班牙，阿拉伯人的后裔被称为摩尔人。经过800年的奋斗，西班牙半岛才被收回，但北非的教会在几百年间踪迹全无，直到上一世纪，基督教才借着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殖民活动再度回到那里。不过，在非洲大陆，回教仍然是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巨大的竞争对手。阿拉伯人在基督教欧洲与异教东方之间筑起了一堵难以跨越的回教高墙。
一、教皇权势的崛起
前文已提及，大城市的主教称为主教长，而且帝国里五大城市中，罗马这座城的特殊地位在历史的发展中正逐步形成。当公元461年，大利奥死时，教皇制已完全建立了。后又因大贵利的影响，使得罗马的权威尤为明显。
1、历史事件加强教皇制
许多环境的兴起有利于教皇权势的发展。历史上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似乎在将权威汇集到罗马主教身上。
首先是蛮族的入侵。当时整个意大利都服在罗马之下，由于都接受基督教信仰，所以非常尊重罗马主教；当皇帝无法保护百姓时，罗马主教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竟能保护罗马城，免于蛮族的侵略。教皇大利奥也曾阻止阿提拉恐怖的征伐，以及汪达尔人的暴怒。罗马城的绝境竟成了教皇的机缘。
西罗马的覆亡大大增进了教皇的特权。因为在罗马，再也没有皇帝的影子遮盖在主教之上，罗马主教变成西方最重要的人物。
罗马教会派遣许多宣教士前往北欧各地宣教并建立教会。“日耳曼人的使徒”波尼法修与罗马主教非常亲密，因此，他在宣教时，奉罗马主的名工作。这些宣教士所设立的教会，很自然地尊罗马教会为他们的领袖。
回教势力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及埃及后，为罗马主教除去了安提阿、耶路撒冷及亚历山大三个竞争的对手。回教势力也征服了北非，为罗马主教除去极可能竞争的对手——迦太基主教。
教会又遭到极大的灾祸，这些灾祸无形中再度加增罗马教会首脑人物的权势。在人心有一个趋势，就是把罗马主教提升到全教会首要的地位。
2、以欺诈手段增进教皇权势
一些人为的阴谋，藉着欺诈与伪造，成功地加强了教皇的地位和权势。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如何藉欺诈手段达到目的：
大约在查理曼时代，出现了一份很怪的文件，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of Constantine），内容叙述君士坦丁大帝因教皇西维斯特（Sy1veter）的祷告，麻疯病得以痊愈，在感激之余，他决定迁都至拜占庭，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目的是为了不让属世政府妨碍教皇的属灵政体。根据该文件，君士坦丁于离开罗马时，下令所有教会圣职人员都要臣服于教皇西维斯特一世以及他的继承人，此外，君士坦丁还将罗马城和意大利所有的省份、地区和城市都转移给教皇。因此，根据该文件，君士坦丁将帝国西方整个主权赐给了教皇。
大约于九世纪中叶，又出现了第二份神秘文件，称为“伊西多尔教令集”（1sidorianDecreta1s）。据说这些教令是由塞维尔的伊西多尔所收集的。该文件包括自第一世纪罗马的革利免到第八世纪贵格利二世期间，各教皇及会议所作之决定。根据此文件，主教可以直接向教皇请诉，主教和教皇均不在属世政府辖管之下。“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也包括这份教令集中。
所谓“圣品阶级”（hierarchicalsystem）是经过数世纪发展而成的，而“伊西多尔教令集”的目的，在证明第九世纪教皇所宣布的主权，早于数世纪前就实行了，
这些文件历经数百年之久，一直被公认为是真品，无人怀疑其价值。直到公元1433年，库萨（Nicho1asdeCusa）首先指出”伊西多尔教令集”是质品。自此以后，这份文件被改称为”伪伊西安尔教令集”。公元1440年，瓦喇（Lorenzo Val1a）证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喻”是一份伪造文件。今天，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教学者均同意这两份文件为赝品。
假文件是很普通的事，只是这两份文件是假文件中最大的骗局；然而，当时它们所蒙骗的世界，是个非常无知的世代。整个中世纪都深信它们是真的，它们让教皇有充份的时间建立权威。
直至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后，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不再成为罗马主教的竞争对手，罗马主教——当时的教皇，便高倨西方教会之首；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则高倨东方教会之首。
二、法兰克王朝
法兰克王朝起初是今天法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小的部落。法兰克人在国王克洛维（Clovis）的领导下，扩张势力至全高卢省，从此高卢被称为法国。法兰克人是蛮族入侵罗马后，第一个归信基督的日耳曼部族。国王克洛维的信主经过与君士坦丁皇帝非常相似：在一次激烈战争中，他看到十架显在天空，他发誓如果此役得胜就做基督徒，打完胜仗后，他和三千名部属同时于公元496年圣诞节受了洗。
过去都是个人接受基督，从这时候起，只要一个国王信主，整族人都同时信主。
法兰克人所信的是根据尼西亚信经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因此从起步开始，他们就与罗马天主教会完全一致。其他日耳曼部落所接受的则是异端的亚流派信仰。
在克洛维王的子孙中几乎都是无能之辈，到了回教崛起。法兰克军队在查理大将军的带领下获得胜利，法兰克的实权就一直握在查理马特尔的手中。
三、政教联合的初步
1、陪平王
查理马特尔的儿子“矮子陪平”获得和父亲一样的高位，但他仍不满足，竟废了克洛维皇裔的最后一个弱王，将他放进修道院，然后自登皇座，但他认为此举必须得到教皇的赞同，而这时的教皇撒迦利亚（Zach-arias）早已准备同意他的行为，说：“有国王之权的人也当拥有国王之名。”因此，于公元751年，陪平正式被教皇加冕为法兰克王，
这件事当时从表面来看很单纯，然而却造成了长远的影响。毕竟，陪平要求教皇的批准总不是件寻常的事。从此，教皇开始有权立王废王，成为帝国在西方重建的第一步。这件事也造成后来教皇与皇帝之间强烈的斗争，这段斗争史占了中世纪历史的大部份。
教皇撒迦利亚要求陪平对付伦巴人，以回报教皇，因为伦巴人一直是他权位与安全的威胁。于是陪平进入意大利，打败了伦巴人，并强迫他们把领土的一部份割给教皇。从此便开始了所谓的“教会领土”。教皇不但管理教会的事务，也成为属世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公元1870年，后来意大利重新立国，将教会领土置于国家的一部份。
2．查理变成查理曼
矮子陪平于公元768年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卡勒门及查理同时即位。但卡勒门于公元771年去世，查理便独揽大权，正式开始统治。
公元800年的圣诞日，当查理正跪在罗马圣彼得教堂中时，教皇突然将一顶皇冠加在他头上，藉此举立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所处的时代是个没有法纪的时代，凶杀、抢劫被视为平常；人们野蛮、无知而粗俗。基督教在西欧也极不稳定。查理所统治的范围，像是在异教与回教大海中的一个“基督徒岛屿”。
这位在公元800年圣诞节被加冕为皇帝的人物，成功地为西欧人民取得三项无价之宝：（1）法律，（2）文化，（3）基督教。这也就是他为什么配称为“查理曼”（Char1emagne，查理大帝之意）的原因。这三件事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法律代表和平，能保障个人生命与财产；文化代表知识，能充实生活；基督教代表真实的宗教信仰，能提高灵性。
查理曼毕生为这几件事而奋斗。他制定良好的法律，并认真推行，为国家带来安全与秩序。他在全国推广学校，培养文化气息与学习气氛。但以征服者自居的蛮族，轻视有文明的罗马人，而傲慢地认为文化是颓废的东西；查理曼便在自己的住处设立皇宫学院，并以身作则做该校学生。他试着学读书和写字；可惜由于手腕长期挥舞沉重的军斧，过分有力，使手指无法学会握笔。
查理曼几乎一生都在打仗：首先与伦巴人争战，于公元777年灭了伦巴国，并把伦巴王的“铁冠”（当年大贵格利为了讨好伦巴人，将一个据说上面有耶稣钉十架的钉子的冠冕赠与伦巴王）放在自己的头上。接下来，他自回教徒手中解救西班牙，将回教势力推到庇里牛斯山后，直达伊博河。
查理曼也与撒克逊人争战。撒克逊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强族，占据德国北部地区，极其凶悍野蛮。查理曼经过好几次艰苦的战役，才将他们驯服，并将他们的领土归属自己权下，又用剑强迫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
四、权力争夺的高峰
一直以来，有关教会与政治的关系都很难处理。两者之间只有三种可能；一为教会高于政治；二为政治左右教会；三为政、教剥离。在当时当然还没有政教分离的概念，更何况，当时教会本身就是一股相当大的力量，因此政教之间权力的争夺势必发生。
（一）教皇尼古拉一世
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年代为公元858至867年，他为教皇地位及权势立下坚固的基础。奥古斯丁所写的”上帝之城”大大影响了中世纪，也激发了查理曼大帝，同时给尼古拉一世深刻的印象。他定意用自己一生的年日，把书中的理想实行出来。
他深信：“所有主教都是教皇的代理人，教皇是全教会的统治者，教会超越所有属世权势。”尼古拉一世虽然在发展教皇权势上不遗余力，但只止于某个程度。然而他对教皇权势的宣告，却成为后继教皇奋斗的目标。权势几乎达到此目标的教皇，有贵格利七世与依诺森三世（Innocent Ⅲ）。不过，没有一个教皇比尼古拉一世对教皇权势作更大的宣告。
（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
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被他的三个孙子瓜分：一位得到莱茵河（Rhine）东之地，在历史上称为东法兰克王国，这是后来德国的起始；一位得到缪士河（Meuse）及隆河（Rhone）以西之地，即西法兰克王国，国土包括今日的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第三位得到这两国中间一条狭长地带，包括意大利，称为中间王国。查理曼在混乱中建立了秩序，但他的继承人却不能像他一样抵御新来的敌人。从东边，有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骑马入侵；从北边，有野蛮的斯干地那维亚人乘船进攻，他们沿河而下，在荷兰及法国上岸。来攻的敌人全是异教徒，每到一处即大肆劫掠，烧毁教堂、修道院，并杀害无数居民。三百年之久，基督教欧陆流传着一句祷告文：“主啊，救我们脱离斯干地那维亚人！”
欧洲再度进入混乱局面，就在这混乱中，兴起了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下的诸侯之间为了互争领导地位，经常打仗。能控制罗马的诸侯便掌握了指派教皇的大权。
意大利的贵族一直以来对选立教皇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尽力将自己的心腹放在教皇皇位上。在九世纪至十世纪一、二百年间，教皇的选立往往受几个大家族操纵。从公元891年教皇司提反六世去世，到公元955年教皇约翰十二世登位，其间不下20位教皇。这时期实在是教会最羞愧、最耻辱、最混乱的时期。
在主后904-963年间，一个家族得势，教皇的实权便落在这家族最有影响力的奥多拉和马洛吉亚母女（两个名声败坏的罗马贵族妇女）手中。她们母女三人用美色及各样的手段，控制教皇，教皇的皇位便往往由她们的情夫、儿子及孙子占据。例如，马洛吉亚就是教皇塞尔吉乌斯三世的情妇，在罗马有很大势力，曾废黜教皇约翰十世。以后的教皇约翰十一世、利奥七世、约翰十二世都是她的儿子。这时期的教皇的统治被称为"淫妇专政"。
主后955年，她们一位孙儿未满十八岁便登上教皇皇位，号称约翰十二世。教皇约翰十二世登位后便向德国国王奥图一世求助；奥图一世（Otto I）是个强人，他藉着拥有广大土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助，兼并了许多公侯贵族，因为任何贵族的力量都抵不过国王与教会的联合势力。从这时起一直到拿破仑（Napoleon）时代，德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不仅拥有教会管理权，同时也是属世的统治者。奥图一世的大权在于他能指派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在当时，这种大权叫做”授衣礼”（1nvestiture）（所谓”授衣礼”就是授与当选主教戒指及权杖，作为地位的象征），而奥图一世并非圣品人员，他以平信徒身份将这些象征授与当选的主教，所以称为”平信徒授衣礼”（Lay 1nvestiture）。毋庸置疑地，奥图一世所指派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是一些愿意支持他的人。
奥图一世果然援救了教皇约翰十二世。为表示感激，教皇于公元962年2月2日为奥图加冕为帝，使这个在查理曼懦弱的继承者手中分崩离析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度恢复起来。
虽然后来约翰十二世因罪恶滔天而被废，但由于教皇求助于德王，使教皇制又跨进了一个新世纪。在这以前，所有教皇都是意大利人，现在这个传统被打破了。德王奥图三世于公元999年把他的老师、大主教加贝（Gerbert）放在教皇宝座上，成为第一个法兰西教皇，号称西维斯特二世。加贝是当时最富学识的人。他的前一任教皇贵格利五世是第一个日耳曼教皇。
到了主后1012年后，教皇的皇位被意大利特士堪（Tuscan）家族所控制，他们于公元1033年立本尼狄克九世（Benedict IX）为教皇。当时，本尼狄克只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后来他成为品行最卑劣的一位教皇。由于他的行为太败坏，以至于公元1045年被特士堪家族的对头克里仙祖族（Crescenzio）逐出罗马。他们另立了西维斯特三世为教皇。但过了不久，本尼狄克九世又回到罗马，继续教皇职位。并且无耻地以一千磅银子的代价将教皇职位出卖给贾德恩，这人就成为教皇贵格利六世。（这种以金钱购买教会职位的罪恶行为，在历史上称为“西摩尼”（Simony）即“圣职买卖”）。这项无耻的交易泄漏了风声，群情哗然。结果，本尼狄克拒绝将他出售的教皇职位交出来；因此，在罗马就有了三个彼此对立的教皇同时存在：西维斯特三世、本尼狄克九世、及贵格利六世。
这个教会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先祖，因此，不论复原教徒或天主教徒，都当为这段黑暗的日子伤痛。
（三）克吕尼革新运动
在这种黑暗的局面下，有一位是亚奎丹公爵、教虔者威廉；他于公元910年在法国东部的克吕尼创立一所新的修道院。该院严格执行禁欲生活，于是“克吕尼运动”（C1unymovement）广传到其他修道院。“克吕尼运动”的目的在于革新圣职人员、修道士及教皇制。这次改革运动影响到西欧各国许多修道院，不但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修道士、神甫与主教，也影响了无数平信徒，为他们带来心灵、思想全面的革新。
为了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并维护健全的教皇制，克吕尼运动的改革家们决定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国的亨利三世求援。亨利三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非常赞赏克吕尼运动。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宗教会议，把西维斯特三世革职，同时逼贵格利六世辞职，并将他放逐到德国。他又召开另一次会议，将本尼狄克九世革职。教皇座位本来就不能容三人同坐。现在，这三位竞争者相继被摔下了宝座。
为了避免再卷入罗马的腐败，亨利三世另选一位德国主教就任教皇职，就是教皇革利免二世。然而这个教皇与继任的教皇都很短命，在位不久就去世。亨利便指派自己的表兄弟、土尔主教为教皇，是为利奥九世。
1、教皇利奥九世
他在位五年（公元1049一1054年），是克吕尼运动的强力支持者，正因为他有改革的热诚，才被皇帝指派为教皇。
他一登位就非常忙碌，首先是改组红衣主教会议（College ofCardina1s）。原来在罗马早已存在所谓红衣主教，这些红衣主教是教皇个人的助理及顾问。
利奥九世即位之初，就发现这个红衣主教会议全部成员都是罗马人，他们来自罗马的贵族，长期控制教皇，腐化了教皇制，而且不理会克吕尼革新运动。教皇利奥九世重新任命接受克吕尼运动的人为红衣主教，并从不同地区挑选新的红衣主教。这样，围绕着他的一群顾问，不但是他可以信任的人，而且是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人。
这样新教皇不遗余力地推动革新，他走遍德国、法国，在各地召开宗教会议，也在各地加强教皇的权势。他所做的一切事，深得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笋哥（Hugo）的合作。他强调三件事：（一）神甫绝对禁止结婚。（二）不得实行圣职买卖。（三）非经圣职人员及会众选举，没有人可担任教会职务。
不过在利奥九世在位时，有一事是相当遗憾的，那就是因为与东方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彼此不和，最终导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2、尼古拉二世
教皇利奥九世去世后，德皇亨利三世又指派一位德国人为教皇，号称维克多二世（Victor二）；但他只在位两年（公元1055一1057年），而亨利三世也于公元1056年突然去世。此时，教皇制虽然已脱离罗马贵族的控制，然而还是藉德皇之助而维持的，事实上，教皇制不过是换个主人而已。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原因使克吕尼改革家们容忍皇室对教皇的控制：（一）这似乎是教皇制摆脱罗马贵族的唯一之路。（二）虽然德皇亨利三世也像罗马贵族一样垄断教皇制，但他对革新运动非常赞同，罗马贵族则完全反对。
如今这位神圣罗马帝国能干的皇帝去世了，即位的亨利四世只是一个六岁孩童，当权的是他软弱的母后爱格妮。因此，克吕尼改革家们深信，这是教皇制摆脱皇室控制的最佳时机。于是在克吕尼革新者们的努力下，经由罗马圣职人员选出了一位新教皇司提反十世。这件事完全没有经过皇室的决定或影响，甚至根本没有咨询太后爱格妮的意见。
教皇司提反是个能干的改革家，他宣称所有的圣职都需经“教会”按立，平信徒毫无权柄。他极力反对“平信徒授衣礼”。不过他深怕与皇室之间产生摩擦，没有推行他主张。司提反死后，罗马的贵族想夺回对教皇的控制权，这时在希尔布兰得的帮助下，佛罗伦斯主教被选为教皇，号称“尼古拉二世”。而且，从那时起，希尔得布兰成为教皇背后真正掌握大权的人，他成为教会历史中杰出的人物之一。
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最重大的事是建立选举教皇的新方法，新方法的主要目的是要把选教皇的大权自意大利贵族及皇帝手中释放出来。
公元1059年，在罗马召开的宗教会议中，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废止了“平信徒授衣礼”。同时提出这项新的选举方法如下：前任教皇去世时，先由红衣主教们提出继任教皇的名字；待红衣主教作出抉择后，他们再征求罗马的神甫及百姓的同意。此次会议的宣言中，仅含糊地提到年轻德皇亨利四世之名，以示礼貌，但却丝毫未提皇帝与选举有任何关系。宣言中也定下一个规条：即教皇可以选自不同地区，必要时甚至可以在罗马以外举行选举，不管选上者当时是在哪里，他可以立时拥有教皇职位的全部权势。
3．希尔得布兰（贵格利七世）
约于公元1020年，希尔得布兰出生在意大利一个穷苦的家庭。他有一位叔父是罗马圣玛利修道院的院长，希尔得布兰便在这个修道院受教育。他身材矮小，声音微弱，外表平凡；然而他却是中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他有敏锐的思想、坚定的意志、无畏的勇气及火热的心灵。
从教皇利奥九世及之后24年中，希尔得布兰先后担任了六位教皇的总参谋，积极推进克吕尼革新运动。
公元1073年，在一个危急情况下，他自己成了教皇。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而且相当不合理。那时，希尔得布兰正在拉特兰宫主持教皇亚历山大的丧礼，群众们突然高呼他为教皇，他们狂热地将他抬到圣彼得教堂，把他放上教皇座位，奉为教皇。就这样，希尔得布兰未经提名选举，没有按1059年宣言的规定而成为教皇。于是，过不久，红衣主教们举行了一次正式投票，追认此事合法。
希尔得布兰深信，神所预备并指派为这国度实现的代理者就是教会。他进一步深信，教会的头——教皇本身，就是基督的代表（christ’s vicar），在他的观念中，教皇高于一切，包括王子、国王、皇帝及所有人民，而教皇只向神负责。为了使教会配成为神国度在地上的代理人，贵格利七世认为教会与圣职人员均需按克吕尼的标准改革，为了铲除革新的障碍，“授衣权”必须自皇帝手中转移到教皇手中。然而这对皇帝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当时在贵格利七世与国王亨利四世之间就发生了一次权力的争夺战。
1075年，教皇贵格利七世趁德皇势微之际，再度禁止“平信徒授衣礼”。然而就在同年后半年，亨利四世由于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深信自己有够强的力量反抗教皇，便公然违反教皇的禁令而给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当年12月到次年1月24日，贵格利七世与享利进行了一场笔战，互相指责对方。
1076年2月14日，争执发展到一个新高，在罗马一个会议中，教皇严肃地宣布革除国王教籍，并废除他的王位，除非他悔改。此时德皇也不含糊，他颁了一道谕令，给罗马百姓，以激烈的口气要求他们将“修道士希尔得布兰”逐出罗马城。
但是，德皇的谕令没有罗马人理会，而教皇的要求却在德国掀起了热烈的反应。公元1076年10月，德国贵族们举行一次会议，大部份人主张立刻废黜亨利，全体都希望将他降卑。最后贵族们决定第二年二月在奥斯堡再举行一次会议，由教皇亲自主持。在那次会议中，他们将给德皇亨利一个机会澄清罪名。如果一年之内，教皇贵格利还没有取消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亨利就将失去王位。这段期间内，他将被软禁在斯拜尔城（Spires）中。
这时亨利处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他可以感觉到皇冠正在往下滑。为了挽救王位，他愿意做任何事。因此，他给教皇写信说：“谨遵臣民之意见，本人愿意从此尊重并顺服使徒职任及您教皇贵格利。既然本人已被判触犯重罪，愿意呈上无辜之证明，或接受惩罚，或遵行您所规定，足以抵罪的补赎之礼。”
亨利必须在一年内获得教皇的宣赦，取消”革除教籍”的判决，因此他设计逃出斯拜尔城，带着妻子白莎（Bertha）、小儿子及几个忠心的随从，前往意大利。在酷寒的冬天，冒着刺骨的冷风，越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
与此同时，教皇正启程北上，前往奥斯堡会议。当他行过塔斯卡尼时，听到谣言说，亨利带军前来。于是，贵格利转道避近卡诺撒堡（Cast1eofCanossa）的坚固城墙中。
公元1077年1月25日，亨利爬上卡诺撒堡的山坡，敲打城堡的外门。外门开启，有人领他穿过第一道围墙及第二道围墙的墙门，但第三道墙门却仍关闭。亨利在第三道墙门外的庭院中，整整站了一天，全天禁食，在他衣服外面，罩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寒冷的雪地上。日暮西沉，大门仍然紧闭，这一天他不得其门而入。第二天依然。
直到第三天，当下午即将消逝之际，公元1077年一月27日的黄昏，第三道门终于徐徐开启，让亨利进入。
现在戏剧上演了：
亨利四世流着泪，伏倒在地，他亲着教皇的脚，恳求他的赦免。于是，教皇贵格利宣告赦罪，并解除了他“革除教籍”的判决令。
最后，亨利可以说事实上“勒索”到贵格利的宣赦，因此也就恢复了王位。藉着在教皇面前的降卑，德皇在臣民与贵族面前获得外交上的全胜，亨利可以说是“以屈尊取胜”的人。
卡诺撒事件并未结束亨利和贵格利之间的摩擦，它是最戏剧化的部份而已。接下来是一片混乱的局面。德国和意大利分裂成两个阵营：亨利在德国的对手们，于1077年推选了斯华比亚的鲁道夫（Rudo1phofSwabia）为王，于是，在德国有了两位对立的皇帝。当年，亨利和鲁道夫争战，后者重伤而死，内战在德国境内继续，到处是残杀暴行，将德国夷为废墟。
鲁道夫死后，亨利整军前往意大利，围攻罗马，将城夺取。亨利随己意使“反教皇”就职，教皇也立刻为亨利加冕为帝。贵格利听见亨利率军前来的消息，立刻逃到台伯河西岸的圣安格罗堡（The Cast1e of St. Ange1e）避难，并向意大利南方的诺曼底人求救。诺曼底大军抵达，亨利带军撤退。诺曼底人为报复罗马人投降贵格利七世的敌人，进城后大肆屠杀抢掠。虽然这不是教皇的责任，但它足以使罗马人对教皇充满忿恨，使教皇此后不得立足于罗马，只有随诺曼底人回往意大利南部。
公元1085年，贵格利七世死于南行途中的沙勒诺城（sa1erno），去世时是个心碎的老人。临死前，他说：“我酷爱正义，恨恶罪恶，因此我死于放逐。”
4、沃木斯协约（The Concordat of worms）
贵格利七世死后，为“授衣礼”的奋斗，又继续了三十五年。公元1122年，经过长期疲惫的争斗，终于订下了双方同意的沃木斯协约。根据协约，由教皇在继任主教的“授衣礼”中颁赐属灵职位的象征（戒指与杖），而皇帝则以“权杖之触”颁赐封地。
（四）教皇权势的高峰
1、亚历山大三世
贵格利七世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在卡诺撒的光景却成为历代教皇的向往。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教皇的权势高涨，教皇与德皇腓得利巴巴若沙之间，发生强烈的摩擦。最后，逼得皇帝向教皇投降。公元1177年，皇帝亲自到威尼斯（Venice）的圣马可座堂，在教皇面前，把皇服铺在石灰地上，跪在上面，亲吻教皇的脚，亚历山大把皇帝扶起，并赐他一个”平安之吻”（Kiss ofPeace）。
八月七日，他们在意大利的阿南宜城（Anagni）相遇，这次德皇严肃地宣告他过去在罗马所封立的”反教皇”无效，并承认亚历山大才是合法教皇。当教皇上马时，德皇为他拉马缰，并陪在马旁走了一程路。历史似乎在重演，整整一百年前，他的曾祖父德皇亨利四世在卡诺撒降卑在教皇贵格利七世之前，现在，德皇腓得利巴巴若沙也两次在意大利降卑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一次在威尼斯，一次在阿南宜。
2．教皇依诺森三世（InnocentⅢ）
依诺森三世担任教皇时（公元1198一1216年），是教会权势的顶峰时期。他出生于显赫的罗马世家，接受最好的教育，在巴黎修语言学，又在波隆那（Bologna）修法律，是个口才卓越的演说家，又是优秀的音乐家及歌唱能手，二十九岁便当红衣主教，三十七岁被选为教皇。他把自己的职责看成是半神式（semi-divine）的存在，即说自己是位于神与人之间的存在，在神之下、人之上。他还认为自己是基督的代理者（vicar of Christ），或者甚至确信自己是祭司长，是王的麦基洗德。
教皇依诺森对教皇制抱着最崇高的理想，他在两封信上写着说：“神把权柄赐给彼得，不仅要他管辖普世教会，也是要他管理全世界。”他又说：“除非皇帝真诚地事奉神在地上的代表人，他不会成为好的皇帝。”而且认为如果说王拥有世俗的权利，那么祭司在灵魂上拥有权利，正如灵魂比肉身更贵，祭司职也比王职更宝贵。还说“教皇是太阳，国王是月亮”。
依诺森对教皇制的理想是由五个因素塑成：一为贵格利七世的榜样；虽然贵格利一生为建立教皇至高无上权势的努力全盘失败，但他留下的榜样，却成为一代代继任教皇的原动力。
二为伪文件“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虽然“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一份假文件，但世世代代被人当做真品。这份文件，在依诺森要求教皇权威的事上，提供了合法而有力的基础。
三为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象征着全欧洲基督徒反抗回教徒的大联合，而每次东征都是由教皇发起，他吩咐国王、皇帝率军出战，他们都服从了，使教皇渐渐以“基督教世界之首”'的姿态出现。
四为“藉着罪名”的原则；拉丁文“rationepeccati”是“由于罪”的意思。教会承认皇帝在纯政治的范畴内居首位，而教皇是宗教与道德范畴内的最高权柄。现在教皇宣称：如果属世君王在政治行为上犯了”不道德的罪”时，教皇不但有权，而且有责任干涉这些君王，并加以申斥。既然每一个政治行为都包含道德的成份，于是这项“藉着罪名”的原则，就在政治的范畴内，给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他们成为制裁君王的人。
五为当时欧洲有利的环境；当时欧洲的情势对依诺森非常有利，使得加强教皇宇宙性特权的要求，有实现的可能。当时意大利北部各城渐趋富裕，他们愿意与教皇联合，对抗皇帝。德皇巴巴若沙在十字军东征途中死亡，继任的儿子只在位几年，接下来的是三岁的腓得利二世；法国和其他国家则渐渐开始有民族合一的感觉。因此，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强大的属世权住可以向依诺森挑战。依诺森一即教皇之位，就恢复”圣彼得教产”（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也就是所谓的”教皇领土”。这块领土在意大利半岛中部，过去由于教皇以土地交换神圣罗马皇帝的保护，变得越来越小。自从依诺森上任后，六百年内，这块教皇领土的疆界一直能保持原状。
教皇依诺森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布，他绝不纵容反对他的属世权势。英王约翰胆敢违杭教皇，于是在公元1208年，教皇给英国下了一道禁令，宣布全英国不准举行教会仪式；第二年，英王约翰被革除教籍，他的臣民不必再臣服于他，他也失去了王位。公元1213年，约翰只得向教皇屈服，英国自此成为教皇的属下。
国王和皇帝们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承认教皇是他们属灵的领袖。除了法王之外，所有的君王都承认教皇也是属世的主宰，他们宣称自己是教皇的臣属，也承认他们的国土是罗马教会的领土。
有一段时期，甚至罗马帝国也成为罗马教会的领土：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要自回教徒手中夺回圣地；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却偏离了这个目标，十字军在东征的途中，不前往耶路撒冷，乃是攻打君士坦丁堡。他们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并设了一个拉丁王国（LatinKingdom），拉丁王国的统治者承认自己臣属教皇。
依诺森三世在位期间（公元1198一1216年），整个基督教世界中，大部份君王都成为罗马教会的封侯，教会权势自此达到了顶峰。
3、拉特兰会议
然而依诺森三世的理想远超过属世权势的获得。公元1215年，他在罗马拉特兰教堂（LateranChurch）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在召集这次会议时，他说：”有两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负担：圣地的再度征服，及全球教会的革新”。
四百多位主教、八百多位修道院院长及副院长，以及许多圣品人员和平信徒参加。圣品人员中地位最高的大主教都出席，共七十一位，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及耶路撒冷大主教。也有德皇腓得利、法王、英王、亚拉冈（Aragon）王、匈牙利王、耶路撒冷王、塞浦路斯王派来的特使，以及意大利各城的代表，“好像全世界都到齐了！”
这次会议决定再组一次十字军，由教皇亲领出征；会中也指斥瓦勒度派（Waldensian）及亚尔比根派（Albigensian）为异端；会中规定了对不肯悔改、传布异端者的刑罚；同时宣告限制赎罪券的颁发；并规定主教们应当选能干的人讲道；并为学识较差者免费提供神学及文法教育；也命令犹太人及回教徒穿着特别服装；犹太人不可担任有权管辖基督徒的公职。
这次拉特兰会议成为教皇依诺森三世超越其他诸教皇、拥有最高权势的标记。第二年，依诺森逝世。
（五）教皇权势的衰落
1．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M ;1234-1303 A.D.）
一般而言，整个十三世纪，从依诺森三世到波尼法修八世，教皇都能保持教会的属世权威，但到波尼法修八世时代，教皇的权势开始快速地衰微。
一个领袖的个性可以大大影响历史，波尼法修就是一例。他是个博学而自大的人。他就任教皇职位的典礼极其壮观，甚至在上马之际，左右各有一位国王为他扶着马镫。
然而，过不久，波尼法修就为了圣职人员缴税的事和法王美男子腓力（PhiliptheFair）及英王爱德华（King Edward）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向圣职人员征收重税；教皇下令不准圣职人员缴纳；法王即刻以禁止金、银、宝石出口法国作为报复；这样便切断了教皇自法国来的收入。
于是教皇一连发布了几道教谕（bul1s），用拉丁文书写，而且盖上图形铅玺每个教谕都以开始的几个字为名，
在“一圣教谕”（Unam sanctam）中，教皇说：“……教会有两支宝剑：属灵和属世的……它们代表教会的权柄，前者由教会和教皇的手运用，后者由国王和军士运用，但必须用在教会和教皇权柄的统管之下。一支宝剑必须顺服另一支宝剑，也就是说，属世权柄必须服在属灵权柄之下，属灵权柄有权建立属世权柄，并在属世权柄犯错时，施行审判……。世界上每一个人得救的必要条件是顺服罗马教皇。”教皇又引耶利米书一章10节的话：“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作为他要求统管全世界的圣经根据。
像教皇贵格列七世一样，波尼法修也愤怒地革除了法王腓力的教籍。贵格利的这一招虽曾有效，波尼法修依样而行，却得不列果效。法国百姓不但不因此放弃对法王的效忠，反而更团结起来，支持法王，在这种局势下，法王美男子腓力可以公然地蔑视教皇波尼法修。
公元1303年，在阿南宜法王腓力派遣两位代表，带着一队军人，前往阿南宜捕捉教皇。阿南宜的百姓起而保护教皇。当时波尼法修已是个87岁的老人，兵丁竟将他拳打脚踢。但他们并不能拘捕他。这次和法王腓力之争的惨败，以及肉体所受的创伤，对波尼法修实在是太大的打击，因此，返回罗马几天之后，他便带着破碎的心灵去世。
从来没有一位教皇像波尼法修一样傲慢，他狂妄地以许多教谕宣称教皇的权势；也从来没有一位教皇像他这样受苦、降卑，以致一败涂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代表教会权势衰微的开始，同时为历史引进了一个新的纪元。波尼法修完全错估了新兴民族意识的力量。以法国全国而言，共有三个社会阶层——贵族、圣职人员及一般百姓。他们宣称教皇无权干涉国家内政；除上帝以外，没有任何权柄可以超越国王。
2、“巴比伦被掳”时期（Baby1onianCaptivity；公元1309一1376年）
公元1309年，法王扶持心腹坐上教皇宝座，号称革利免五世。革利免五世得法王撑腰，将教皇宝座从罗马被迁到靠近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教廷留在该地达七十年之久，直到1376年。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教皇巴比伦被掳时期”。”被掳”是因为这时期的教皇都在法王控制之下；”巴比伦”是因为前后持续约七十年之久，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这段时期，所有教皇都是法国人。
除此之外，民族意识也在其他国家滋长。在德国的一些王族有权选举国王，他们宣称德王的权柄是来自上帝而非来自教皇。在选举及行政权柄上，德王完全不受教皇控制，这一原则成为德国的宪法。公元1366年，当英王爱德华三世在位时，国会宣布终止英国与罗马教会间臣属的关系，并拒绝缴纳英王约翰在位时向教皇依诺森三世所应允的贡金。
在巴比伦被掳时期的教皇，大部份都花用庞大的经费，过奢靡腐败的生活，亚威农教廷成为奢侈宴乐的中心。为了获取更多钱财，教皇们以无耻卑鄙的手段，出卖主教职位及赎罪券，或向信徒抽取重税，成为西欧各国无法背负的重担，以致当时许多人称教皇为”敌基督”。
巴比伦被掳时期的种种事件，已使教皇权势大为衰微。但更糟的事即将发生！
3、大分裂时期（TheGreatSchism；公元1378一1417年）
意大利人对教廷迁往亚威农之事，非常不悦，他们欲使罗马再度变成为教皇宝座所在地。结果于公元1378年，意大利与法国公开断绝关系，双方各选出一位教皇；于是出现了两位教皇，一位在罗马，一位在亚威农；这段时期（公元1378至1417年）被称为“大分裂”时期。
两位教皇彼此咒诅，彼此开除对方教籍；对当时一般真基督徒而言，实在是一幕令人心痛的景象；教皇制的尊严受到重大打击，从此再无法完全恢复。
公元1409年，在比萨（Pisa）举行了一次会议以解决这个大分裂。会议决定废除双方教皇，另选亚历山大五世为教皇，但没有一位教皇愿意让位，结果造成三位教皇同时存在的局面。
在这样混乱的情势下，这三位教皇，没有一位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最后，公元1417年，君士坦斯会议（Counci1 ofConstance）中，又选了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为教皇，称为马丁五世（Martin V）；其他三位教皇为怕引起更大的难处，一致支持马丁五世。这样，才使西欧教会再度恢复只有一个“头”的情况，也终止了这个“大分裂”。然而教皇制所受的创伤，以及教会由于“巴比伦被掳”及“大分裂”所受的苦难和打击，又继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上文已经提到，在罗马帝国里，随着首都的东迁，东西方教会的隔阂日益加深。到了此时，罗马帝国已不存在了。当日的西罗马帝国已经变成了许多的王侯统治区；当日的东罗马帝国业已成为拜占庭帝国。西方的罗马教会由于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中一直为首，且以自己为彼得的继任者自居建立起一种超然的姿态；而东方以君士担丁堡为中心的教会则因面对一个强大的帝国——拜占庭帝国，经常要与政府周旋，结果东西方教会的形式与架构都有不同。
当时东西教会由于沟通的不良产生了一些教义上的争论。其一为关于复活节的时间，东方教会一向是根据逾越节来计算复活节的日期，可是这种方式计算有个缺陷，那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不一定是星期日；所以在西方的罗马教会就把复活节定在星期日这一天，这当然解决了东方教会所说的缺陷，不过，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与逾越节连在一起。争论之二为东、西方教会关于图像的问题，东方教会由于皇帝的干预，在图像问题上有反反复复的情况；而在西方一向对图像都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并有一定的推行，结果西方往往对东方的政策提出一些疑问。争论之三是关于尼西亚信经里的一句话“西方教会认为，圣灵是从父和子所差降临的，东方教会认为，圣灵单是从父所差降临的”。争论之四是关于圣餐，当时东方教会用的饼是有酵的，西方教会用的饼是无酵的。另外再加上其它的一些争论。
到了1054年，西方罗马的教皇利奥九世委派了一位全权代表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去，这位代表出发时他对自己的使命了解为罗马的主教长，是教皇的全权代表。当他到东方时，东方教会表现得很冷谈，与他原先想象中的热烈接待的场面相去甚远。因此他就采取了相当激烈的行动，公开指责东方的主教长瑟如拉留（Michae1 Cerularius），并且把他公开的赶离教会——革除教籍，禁止他领受圣餐。又写了一封诅咒希腊教会的信，把那信放在圣桌上而去。
东方的教会把这个行动，看为一种对东方教会主权的挑战，因此东方的教会也同样在公开的场合，正式的宣布革除罗马的教皇、罗马的主教长利奥九世的教籍。自此以后教会就分为二。
东方正统教会简称东正教又称希腊教的属地大经是俄国、巴尔干半岛、及亚细亚的西部。在分裂之后，东方的教会，一度十分复兴。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东正教在俄罗斯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1523年，甚至于有些作家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即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相并列。但后来因各种原因，东方教会的影响力开始逐渐的走下坡。
西方天主教主要的属地是欧洲西南，和美洲南部，其余几乎各地皆有。西方由于各种的因素其中包括东方的衰弱，就成为当时基督教里唯一的一股左右大局的势力。
一、十字军东征的背景
教会本是源自东方，第一世纪后，它发展成强大的势力，也在东方举行的大会议中订立了好些伟大的基督教信经。教会从东方发展到西方，有一千年之久，所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都藉着这个相同的信仰而属于同一个教会。
公元1054年，教会分裂成东方希腊教会与西方拉丁教会。当希尔得布兰于1073年即位教皇之时，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裂痕仍然新鲜，贵格利七世深盼能医治这个创伤。
教会不但内部有分裂，外在也被战争摧毁，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敌军征服。回教与基督教一样源自东方，信回教的阿拉伯人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与北非，再以旋风之速从北非，夺取西班牙，直捣法国。直到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尔才将他们截阻在都尔。
数世纪后，阿拉伯人失去了威势，土耳其人取而代之。土耳其人也是回教徒。公元1070年，他们从亚拉伯人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并且进攻小亚细亚，曾有一度严重地威胁到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及东方教会。
在危急情况下，东罗马帝国向教皇贵格利七世求救，帮他们抵御土耳其人；因为东罗马皇帝有权控制东方教会，所以皇帝应允教皇，如果教皇给与援助，他将终止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东罗马皇帝的请求使教皇大为动心，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下列这么好的机会了。贵格利以为他可能同时完成三件大事：（1）保全东方教会不致落入回教徒手中。（2）东西方教会再度合一，医好分裂的创伤。（3）建立全球性、宇宙性的教皇统治。这实在是一项伟大而勇敢的计划。
教皇贵格利七世，这位中世纪的“拿破仑”，计划亲自带领五万军人，前去“与神的敌人争战，直到耶稣基督的坟墓所在地”。然而这个计划却因他卷进与亨利四世“授衣礼”之争而无法实现。无论如何，贵格利是第一个想到十字军东征的人，虽然没有一位教皇真正亲自带过十字军东征，但后来所有发动十字军的教皇都是受到贵格利的启发。
二、朝圣之路受阻
从君士坦丁归主直到中世纪，基督教演变成非常形式化的宗教。信仰内容除了学习使徒信经、十诫、主祷文之外，又信圣礼具有神奇能力；此外，并实行禁欲、敬拜圣徒、崇拜圣徒遗物及朝圣。到“圣地”（Ho1yLand）朝拜，更加流行。自从东西方教会分裂后，大部份西欧基督徒并不关心回教徒怎样对待东方教会，但他们一想到基督教的圣地被不信者侵占，便感到这耻辱不可容忍。
过去阿拉伯人占据圣地时，基督徒去朝圣并未遭到困难，因为阿拉伯人视朝圣者，就像今天名胜区对观光客的态度，朝圣者的钱和回教的钱一样好，他们从朝圣客身上赚取了不少财富。
然而，当塞尔柱土耳其人（Se1jukTurks）自阿拉伯人手中夺走圣地后，情况就改变了。土耳其人在宗教信仰上非常狂热，他们憎恨基督徒，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不要和朝圣者打交道，不要这些人的钱，甚至残杀朝圣者，以致使“朝圣之路”处于困境。朝圣者回去后，向大家报告如何遭受土耳其人的恶待，这些报告煽起了西欧信徒心中原有的怀恨，造成一股忿怒的烈焰。群情激动的情况，为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打开了发动第一次东征之路。
三、教皇乌尔班二世与第一次东征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位自公元1088至1099年。他与贵格利完全不同：贵格利身材矮小、相貌平凡、不善言辞，而乌尔班出身贵族、高大英俊、相貌出众、又善于演讲；他不是一个率领军队的将军，却是一个会控制群众心理的人。
公元1095年秋，他前往法国克勒门城（C1ermont）之前，先让大家晓得他此行要去公开讲到“圣地与土耳其人”之事。因此，当他走上讲台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人山人海、迫切等待的听众。他有力的声调、流利的言辞，迷住了全体听众；
“上帝的众子民啊！……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情。你们应当在这个任务上表现坚定不移的力量。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援救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因为他们正迫切地期望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在祈求你们的援助。……我现在恳求你们，劝勉你们，不，不是我，乃是主在恳求，主在劝勉；我只是作为基督的使者向你们劝勉，督促一切等级的人，骑士、步兵、富人、穷人，都必须迅速起来，及时地给予基督信徒以援救，将这个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应该知道，虽然是我在这里向你们这些与会的人呼吁，也向那些缺席的人号召，但下令的却是基督。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或海上——或者在反异教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一顷间获得赦免。上帝授权给我，让我把这个赎罪的权利赐给一切参加的人。啊！假如这样一个卑贱的、退化的、给魔鬼作奴隶的种族，竟然能把因信仰万能的上帝而坚强、因依靠基督而显耀的人们征服了，那将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假如你们竟然拒绝援助那些与你们同样信仰基督的人们，天主将要以何等的谴责加在你们的身上啊！让那些从前经常凶狠地因私事和有信仰的人们斗争的人，现在去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战斗吧！愿你们把这场早应该进行的战斗，胜利地进行到底吧！那些从前作强盗的人，现在去作基督的战士吧！那些从前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朋争斗不休的人，现在去向蛮族进行正义的战争吧！那些从前接受微薄的工资被雇佣的人们，现在去获取永恒的酬劳吧！那些拼命劳动而身心交瘁的人们，现在去求取劳动的双倍报酬吧！我还能说什么呢？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一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在这边你们是主的仇敌，到那边你们就成了主的朋友。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拖延了，先回去料理自己的事务，筹集些金钱作为路费，冬末春初的时候，在上帝的引导下，奋勇地踏上征途吧！”
他提到耶稣的生平事迹；他使他们看到耶稣受难的经历。他充满感情地描述每一个救主所到过而成为神圣的地方，然后，他严厉的指责异教徒对圣地的亵渎，以及对朝圣者的虐侍。于是，广大的群众开始激动。接着，他号召他们一同前往圣地去，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与耶稣之墓；他应许所有参加的人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炼狱Purgatory是个想像的地方，天主教相信人死后，灵魂在进天堂前，先到炼狱去受苦、炼净。）又应许为此圣战而丧生的人可以得着永生。
于是群情激昂，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克勒门城，狂热地喊着说：“愿神旨成全！愿神旨成全！”
教皇把红布剪成小布条，将它们缝成十字形，每一个愿意参加的人，在袖子上缝一个红十字，于是形成了这支“十字军”。
因此，十字军是西欧基督徒为将圣地自回教徒手中夺回的远征军。
回教徒为传教而打的仗叫“圣战”，现在，西欧基督教组成了十字军，也掀起了“圣战”，因为这是为宗教目的，由教会发起的战争。
四、十字军东征的结果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6年出发，结果夺回了耶路撒冷，并设立了耶路撒冷王国，由十字军武士们统管。然而，过不久，他们之间起了纷争，甚至与被征服的回教徒订立和约。虽然这第一次东征所建立的王国，维持了八十年之久（直到公元1187年），但却是一个衰弱无能的政府，这个王国与当地人友好，因为当地人善于农事及建筑，这是西欧来的人所不会的。
接下来的东征：如公元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纯然是为援助摇摇欲坠的耶路撒冷王国；到公元1187年耶路撒冷落入埃及与叙利亚、苏丹、撒拉丁（Sa1adin）手中，于是英王狮心理查（Richard I，theLion- Hearted）、法王腓力（Philip）及德皇腓得力巴巴若沙（FrederickBarbarossa）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德皇巴巴若沙在途中不幸淹死，法王半途而回，唯有英王狮心理查到达，但也只与撒拉丁订立协约，准许基督徒朝拜圣墓，即耶稣之墓。
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十字军东征一共有八次，前后共持续二百年之久。其间，有的征讨是不可思议的，如第四次东征围攻并占领的是东方教会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城破后的奸淫掳掠给东正教信徒留下了不能磨灭的伤痕。教会的分裂不但没有治愈，又添上了民族的分裂，反拉丁民族的情结，成为拜占庭爱国主义的基石。
有的情况令人悲伤，如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法国一名牧童斯蒂芬和德国科隆一个男孩尼古拉召集数千名儿童组织十字军，他们稀稀拉拉地前往意大利，企图从法国马赛的海岸出发东征，一些商人假意给他们提供船只，结果却将他们卖给回教徒作奴隶。途中大部分被拐卖到埃及为奴。
从目的来看，他们没有一次东征是达到目的的。长久下来，教皇越来越不易激起东征的热情。因此，到公元1200年代中期，它默默自历史上消失。
五、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十字军东征对整个欧洲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在二百年间，整个社会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当贵族和武士一批接一批去东征，军费固然很庞大，支持或发起东征的贵族自然要将不少田产卖出，地主阶层便渐渐兴起。那些东征的贵族及武士很多根本永远回不来了，于是他们原本统治的农庄便荒废或落在其他人手中。再者，多次的东征将不少欧洲的精壮份子从农业生产中抽掉，很多的农地便无人耕种，欧洲的经济架构被迫转变。最重要的还是东征其实打通了欧洲与地中海一带的贸易，意大利、西班牙的港口便突然发达起来；为了应付贸易，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城市的人口暴涨，而在农村留下来耕作的人口越来越少。在这情况下，贵族的收益便大不如前，而同时，商人却暴富起来，在这对比下，贵族的地位便渐渐给新兴的商人及地主取代了。贵族的衰落，武士的消失，城市的兴起及商人的暴富，使以往的封建制度全面崩溃。这时候的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属于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体，他们可以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城市，可以不属那处地方，也不会像以往一样，思想行为却受所属之地控制。这样一来，自由思想便开始出现，对教会或封建社会的传统开始发出疑问和挑战。
以往西方教会对于东方教会及初期教会的传统都非常陌生，但在东征时，初期教父很多的文献开始流入欧洲，东方教会的属灵模式也开始受注意。突然间，信徒开始体会，西方教会的传统不是唯一更不是绝对正确的传统，于是对西方教会的信仰表达，敬拜及属灵模式开始作出批判。同时，以往一度失散的希腊文学及哲学的文献，此时再被发现，流入欧洲，对于西方的教会造成很大冲击。西方教会再不能闭关自守、唯我独尊，而要设法消化这些新涌入的思想，将它融合于基督教的大体系中。于是教会的思想需要变化。
不过，十字军东征最大的影响是对于欧洲人在精神上的冲击。欧洲人借此接触了东方的壮丽城市和古代文明，保存在阿拉伯世界的希腊文化遗产也因此再度回到西方，这一切都使西方思想境界大开，到处出现了智力的觉醒。
一、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作为中世纪鼎盛时代的最高精神成果，是伴随着学术的伟大复兴而出现了理性主义的产物。当然，理性主义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并不是基础和目的，而是作为方法和工具。信仰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经院哲学家极力把理性应用于启示，是一种用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和逻辑原理，来解释和阐明基督教教义的尝试。它力图表明，关于信仰的教义来自于启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与理性并不互相排斥，基督教的教义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或证明。所以经院哲学的实质是要调和理性与信仰。
经院哲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为“学院中的思想”。它既是哲学，也是神学。11—12世纪是经院哲学的形成时代，这一时期，由于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逐渐获得发展，使得神学教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生提出问题，教师据此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答案。于是，神学的教育和研究越来越需要恰当地提出问题，严谨地辨析词义，正确地进行推理的能力。结果，导致逻辑教育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神学与逻辑的结合既深化了神学的内容，同时也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教父典籍中涉及的哲学问题、概念和命题，从而形成了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风格，使基督教哲学由早期的教父哲学，发展成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在其形成时代，一种鲜明的辩证法特征得以塑造而成。辩证法在中世纪人的理解中乃是一种论辩推理。11世纪，神学家们开始思考神学领域里的辩证法问题，其实质就是信仰与理性、神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能否用理性逻辑的方法，即辩证法来解决神学的信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逐渐形成了早期的经院哲学，而辩证法也逐渐成为神学家们解惑和求知的工具。
至12世纪中叶，经院哲学的第一阶段结束。虽然学派的活动仍继续进行，且有增无已，但不再出现有独创性的奇才了。但到12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变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过去西方虽然也有，但为数极少。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犹太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亚里士多德的多种著作以及许多希腊哲学著作，这时他们又把这些著作介绍给西方。1204年，十字军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由此导致直接由原文翻译各种希腊名著。结果形成了13世纪一场规模更大的新经院哲学运动。
由于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大学的兴起以及托钵僧致力于学术研究，13世纪经院哲学进入一个新时代，标志着中世纪最高的学术成就，其最高成果无疑是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建立的融合了各种知识和思想的神学——哲学的大全体系。
二、大学的建立
所谓的大学，起初只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学者因着讲座方面的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学习彼此交流，结果这些学者们就慢慢的住在一起。这样这些求学的学生也比较方便，因此这些学者寄居的地区逐渐的形成了学校。这就是所谓的学者们学习的中心，有名的巴黎大学其实就是这样于11世纪晚期形成的。
另一种大学的形式，就是许多的学者，主要是从修道院那样的背景底下出来的，他们为着教学上的方便与需要也会离开他们原来的修道院，去到一些教堂里面开班招收学生。有一些出名的座堂也慢慢的建立起一些学者聚集的地方，因此又成为另一种大学的形态。非常出名的圣母院大学就是在地个情况底下建立起来的。
这些学者也慢慢的订立了一些标准课程，要求所有学生来到这里修课，就照着这个秩序来上课。当时有的谓的初级学院，读完了之后就拿一个所谓的“学士学位”。这种初级学院基本上是读三个科目。一为“文法”；意即，你既要追求学问，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要了解文字，怎样写、怎样讲、怎样才是对的表达方式。二为“修辞”；也就是当你掌握到文字的基本文法之后，如何有效的运用文字，去为某一个个体来辩护，你的表达方式是否能够使到看的人能够信服、接纳。三为“逻辑学”；逻辑的意思就是当你进行一个讲座的时候，你的表达方式是否前后一致、合理。所以文法、修辞、逻辑就构成了初级学院的课程。
在初级学院上进一步的学习为中级学院，读完了之后可以拥有一个所谓的硕士学位。中级课程包括四方面：一为“天文学”；天文学是当时一个相当奥妙的学问，因为很明显的它有某一些的规律，可是又好象并不能完全解释的，所以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就要了解天文学了。其次是“算术”；算术是有某一些法则在里面，它也能够训练一个人的思考灵敏的动作。第三为“几何学”；几何学不单只是对一些图形的了解，而且也是对推理的进一步的操练。第四是“音乐”；音乐一方面有它的法则，有它的优美；怎样能够结合那些法则去到一个优美的地步，这是而要好好的学习。
现在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求学，就得到高级学院里。在高级学院里，一个人只能够专攻其中一个科目。当时只有提供三种科目：一为“医学”；二为“法律”；三为“神学”。
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成为当时统治者和大众关注的地方，同时也为当时的宫廷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三、文艺复兴
当日耳曼蛮族征服罗马西部省份时，古希腊罗马文化几乎被践踏殆尽。但蛮族并未征服帝国东方各省，有一千年之久（公元476一1453年），也就是整个中世纪时期，当西欧笼罩在无知和野蛮气氛之下时，古希腊罗马文化却在东方（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得以保存。
当然，这期间西方的学术之灯，偶然也会得到一些灯油的供应，例如查理曼时期，曾有过一度学术的复兴。从十字军东征回来的人，由于接触到东方的希腊人或西班牙的亚拉伯人，为西欧带回一些古典文化。
十字军东征以后，商业与贸易有了快速的发展，欧洲一时兴起许多城镇。在忙碌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批热爱学术文化的人，资本家们以金钱支持这些学者，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恢复了许多古代的珍贵文件。这些文件，原为希腊罗马文化的一部份，却一直未被中世纪之人所认知。这种复古的潮流遂形成一个影响，很多人高唱“回到本源”带来了文化与学术的复兴。学术的复兴为欧洲带来深远的影响，“学习希腊文”和“以高雅拉丁文写作”成为时尚，古典著作的出版，亦成为众人瞩目的大事。
文艺复兴中的思想主流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因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人物，均以不敬虔、不道德著称，整个文艺复兴精神是反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人们从压制和无知中挣脱，寻求新的自由。
但当文艺复兴传到北欧后，它原来的特性更改了，转而进入宗教敬虔的层面。人们开始关心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初期教会教父们的著作，也以新的印刷方式出版。这些新的文字装备以及新的研经资料，使圣经的研读，获得更多新的亮光。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对改教运动领袖们有极重大的影响，它为改教运动者提供了整个教会背景的资料，使他们看清自己所处的教会已经与教父时期单纯的教会大相迳庭，而教会里所堆满的各种宗教仪文、习惯与礼仪，都是使徒教会所没有的。
十五世纪后半期的教皇们也热衷于文艺复兴，他们用钱支持希腊、拉丁文学的学者、作者、画家及建筑师，使他们可以专心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梵谛冈教廷就是于文艺复兴时期在罗马建成的，是教皇的豪华住处，里面包括漂亮的花园、有名的梵谛冈图书馆、西斯丁教堂及宏伟的圣彼得教堂。
一、宣教的情况
很多人一想到教皇时期，就想到很多负面的东西，其实不然。在教皇时期的初期和中期甚至末期，天主教的宣教事工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就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天主教的差传和宣教事工都还远远的走在复原教之前。
590年，大贵格利被拥为教皇，从前文对他的简介里我们可知，他本身就热衷于宣教事工，他也鼓励多人向帝国边远地区差传。
早在第五世纪，帕特里克（Patrick,约390-460）将福音带到当时还是游牧部落的爱尔兰，很快福音在爱尔兰蔓延开来
期间，西罗马曾多次遭遇蛮族的入侵，在这种城市的危机面前，教皇与罗马的教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一方面与入侵者友好，另一方面积极的把福音传给这些野蛮民族。因此表面上看是这些蛮族占领了罗马的土地，实质上是蛮族被福音改变。到公元1000年，欧洲的福音已传至爱尔兰、德国、法国、荷兰。
二、图像之争
东方教会一直是标榜他们的传统，希腊教会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希腊正教。原因就是这个教会一直强调他们是如何严格的遵守传统。可是当进入中古世纪时，他就面临一个特别的争论——图像之争。
“图像”就是一些图画或一些象征性的物件。图像之争从表面上看，那是对图像也就是形像的使用意见不同。可在深层上，争执在于哪些东西神圣或圣洁到值得我们去崇拜。圣职人员、教堂，称为圣者的殉道者和英雄人物是否值得人们崇敬？圣者的神圣靠据说出现在他们的坟墓、遗物甚至图像上的奇迹而得到支持。到了7世纪初期，帝国许多城市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当地圣者，他们的图像受到崇敬，认为它们有代祷和保佑的特殊力量。这种现象的泛滥可以归因于6世纪起教会和帝国政府的鼓励。然而大多数普通信徒因为不能分辨圣物或圣者以及他们的精神，很容易去崇拜当地独有的神龛和人物，这样一来便流于偶像崇拜。
东罗马的立场举足不定，常因皇帝的喜好而变化。到了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Leo Ш），他开始对使用图像发动攻击，下令将基督像换成十字架，并拆毁公共场所和教堂所有的图像，对拥护图像的人大加迫害。愤怒的群众在许多城市暴动，罗马教皇也出面谴责破坏圣像的行为。于是皇帝对罗马教皇实施报复，将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整个巴尔干西部和希腊，从罗马宗主教区划分出来，归入君士坦丁堡主教区。
主教会议于754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认为所有使用圣像的行为都是偶像崇拜。所有圣像应被毁灭，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的圣像拥护者都被开除教籍，受到放逐。
破坏圣像者希望用传统的基督教象征，如十字架、圣经与圣餐中的饼与酒来代替宗教图像，只有这些物体才可以称作神圣。
为图像派的立场辩护的声音来自远方。在阿拉伯人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一家修道院里，约翰·曼索（大马色的约翰，8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认为图像永远不能和它所代表的人物同质，只是人物的仿制品，看见它能使我们记起原来的人物。破坏圣像者否认任何图像能真正代表基督，事实上是否认了道成肉身的可能性。虽然崇拜图像不对，基督图像确能教导和帮助教徒敬拜真正的基督。我们应该以尊敬圣经或十字架的态度尊重图像。
787年，第七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召开，谴责了整个破除图像运动，肯定了大马色的约翰所采取的立场。
三、赎罪券（1ndu1gences）
当天主教发动十字军东征后，巨大的开销让教廷感到有点吃不消，于是教廷开始售卖圣职，并且售卖赎罪券。
教皇本里非第八宣布主后1300年为禧年，大凡到罗马朝圣的人便可将一切受洗以后所犯的罪一笔勾销。此宣告一出，立刻有二十万人涌到罗马，而大量的金钱也同时涌入教皇的仓禀。自此以后，继任本里非的教皇便宣布每五十年为一禧年，随后更减为每二十五年。更厉害的是，他们宣告凡未能亲身到罗马朝圣的，可用金钱代替。赎罪券的观念便是这样形成的。意思是说，信徒可用金钱，向教会申请免去因犯罪所应受的纪律处分，由教会发给赎罪证明。原来教会一直以来纪律甚严，信徒犯罪不单要向神认罪悔改，为了表示真心悔过，更得在教会的指导下进行悔罪操练，接受教会为他所定的补赎办法。
天主教颁发赎罪券乃是根据”分外善功”（worksofsuper erogation）的教义而来。这种善功是指超过律法规定而做的额外善行，而且这些善行可以赚得赏赐。耶稣基督因为有完全圣洁的生命，已经做了超过拯救世人所需的善功，因此，基督在天上积聚了一个丰富的”功德库”。历代圣徒们也在这库中加入了功德基金。因为他们变卖了家产，送给穷人或教会，所以他们的功德积蓄在天上。”这个由”分外善功”积成的功德库，已经交给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皇所管。正如我们开支票从银行提款一样，教皇也可以为缺少功德的罪人，开出赎罪券，从天上的功德基金中，支取功德。
这种制度推行下来，真是皆大欢喜。因为付钱总比受苦刑容易。一个人不但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还可以为已故的亲友购买赎罪券，以减少他们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人们宁可为死去的亲人付钱，以减少他在炼狱中逗留的时间，而不愿意为死人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祷告文。教会方面更加欢喜，因为赎罪券带给教会庞大的进项，金钱滚滚而来，流进教皇的财库。
渐渐地，教皇的赎罪券越开越多。虽然赎罪券不断涨价，购买的人却更多。赎罪券”行业”越发达，所产生的弊端也越多。有一位道明会修道士帖次勒（Tetzel），善于辞令，是个高压推销员。他在萨克森边界的威登堡城（Wittenberg）附近，以不正当手法，阪卖赎罪券，他夸大地说：”看哪，当你将金币投入钱箱的一刹那，你母亲的灵魂就跳出了炼狱”
四、修道会
面对天主教教廷的腐败，越来越多虔诚的信徒感到教会需要革新，这种感觉兴起许多新的修道院及团体。这些新团体强烈地定罪那股渐渐渗入教会的腐化潮流。这些新团体包括：迦马道里会（theCamadoli）、卡都新会（theCarthusians）、西笃会（theCistercians），最重要的是方济会（theFranciscans）和道明会（theDominicans）。
修道士和修女的数目增加得很快，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说：”修道士不计其数，几乎充满全地，不论在市镇、城堡或设防之地，基督的军队穿着不同的装束、采用不同的习惯，他们甘愿奉信心与慈善之名，立誓过纪律的生活。”
在巴勒斯坦则有圣殿武士团（The Temp1ars）、慈善武士团（Hospitalers）及条顿武士团（TeutonicKnights）三个修道组织。他们的目的是保护到圣地的朝圣者，并照顾病患；前二团至今仍在罗马天主教中。条顿武士团在公元1291年前，一直以亚克（Acre）为总部；他们早于1226年迁徙到匈牙利及普鲁士，曾与斯拉夫人与鞑靼人交战，并且努力在波罗的海区域传扬福音。到改教时期，他们的领袖成为复原派信徒，而解散了这个武士团。
（一）道明会（theDomincanOrder）
圣道明出生在西班牙，也在那里受教育；他与主教同赴法国之时开始讲道，要把那些冷淡退后及传播异端的人带回罗马教会。据传说，他行了几件神迹。他为入罗马教会的人设立了一所女修道院，也让一些有贵族背景的可怜女子在那里受教育。
公元1215年，拉特兰会议期间，他要求教皇依诺森三世认可他所创立的修道会，当时该会只有十六名成员，教皇依诺森颁赐了认可。
道明会采用”讲道僧侣”之名，此名说明他们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讲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像一般修道士，住在修道院中与世隔绝，乃是处于忙碌的日常生活中。
道明会的发展非常快，道明本人于差派人出去后四年去世，那时该会已经在八个省有组织，并且另外设立了六十个修道院。
道明会修道士立誓过贫苦的生活，后来他们发展成募缘会（MendicantOrder），募缘会是一种”托钵乞食”的修道团体。
在这段时期，道明会修道士以博学著称，大学城都是他们活动的地点。过不久，道明会修道士逐渐成为西欧著名学府的教授，其中最出名的有亚伯特马格纳斯（AlbertusMagnus）及多马阿奎那（ThomasAquinas）。由于他们的博学，道明会后来控制了”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专司杜绝异端的工作。
（二）方济会（TheFranciscans）
亚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ofAssisi）于1182年生在意大利。父亲是个富商，自幼过享乐的生活；20岁时，因一场危险的疾病而归向基督，从此以后，献身过贫穷、慈善的生活。与他有同样看法的人，也加入他的阵营，到他们有12个人时，与道明会一样，在1215年的拉特兰会议中，请求教皇依诺森三世的认可，教皇准许了他们的请求，认可了他们的修道团体——方济会。他们谦虚地自称为”少数人”（Minorites）或”小僧侣”（FriarsMinor）。
法兰西斯坚持过贫苦生活，僧侣们必须亲手做工，不计酬劳，也不可为明天忧虑，除了当天的必需品以外，其余全部周济穷人。
法兰西斯酷爱一切被造之物，他甚至向小鸟讲道，并以”贫穷女士”为他的情人，为她歌颂。他的口才极佳，藉讲道，他感动了无数人心。
（三）募缘会
道明会和方济会所演变而成两个募缘会，非常相似，都非常出名。
修士们冒着暴风、烈日，走遍整个欧洲。他们拒绝金钱的施舍，却以感恩之心接受食物的供应，只要能不挨饿便行。他们毫不倦怠地，将人自撒但手中抢救出来，也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忧虑中救拔出来。
修士们在异教徒中宣教，并在东方分裂的教会、传异端者及回教徒中工作。
他们强调”双手做工”的高贵品格、基督徒对缺乏者的关怀及圣职人员生活的革新。这两个修道会一直存到今天，仍然强大，而且活跃。
五、异端裁判所
异教裁判所是罗马天主教的法庭，它成立于1233年。它的使命是铲除异端，任何人若有异端嫌疑，就被带到这个由道明会修道士掌权的法庭中。修道士先对嫌犯加以问话，若发现果然有异端思想，就要他公开撤消或否认异端信仰；假如犯人撤销了信仰，就可以自由离开法庭；如果不肯撤消，反而坚持他的信仰时，则被教会弃绝，并送交属世政府，加以刑罚，因为”教会是不流人血”。一般对异端的刑罚是将犯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注意：不要把中世纪的异教裁判所和后来的西班牙异教裁判所相混。）
如果一个嫌犯不能清楚回答道明会修道士所给的问题，修道士往往用严刑拷问，直到对方认错，或被折磨至死。
无数亚尔比根派及瓦勒度派的信徒，成为异教裁判所的牺牲品。但是法国南部，信异端的人太多，异教裁判所无法面对这么大的工作，教皇便改用别的方法，发起对付异端的”十字军”征讨。一些贵族们响应教皇的号召，他们带军进入法国南部，大肆残杀，血流成河，达二十年之久，使法国这片原本美丽的省区，变成了荒野废墟，亚尔比根派终于被铲除。
西班牙异教裁判所尤其残酷蛮横，它本质上就有如魔鬼般的穷凶恶极。它的产生与十五世纪末，腓德南国王（King Ferdinand）和伊莎贝拉皇后（Queen Isabella）要将已四分五裂的土地统一起来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当局甚至将圣经给禁掉，把相信圣经、翻译圣经、教导圣经的人钉在木架上活活烧死！
巴瑞特博士认为在西班牙异教裁判所被烧死了12000人。拉克尔（Herbert Locdyer）估算在各国异教裁判所被判死弄的总人数有三万人。这是教会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页。
六、内部的改革
（一）挣扎与改变
中世纪末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腐化与混乱；这期间，摩擦与挣扎的最高峰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而现在，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衰微，在许多欧洲地区，代之
优西比乌：（A.D.260-340）在历史上的贡献很大，著有教会历史、年表等，史称他为“教会历史之父”。
西塞罗：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作家。作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而名垂史册。在哲学史上，他的重要性在于他传播了希腊的思想，他给予欧洲一套哲学术语，现今不少哲学概念都来源于他。
安波罗修：米兰主教，出身罗马贵族家庭，曾任意大利北部一省总督。他读书涉猎甚广，特别是希腊神学家的著作，以讲道、教会行政知名。他是第一个能以主教地位左右民政统治者的教会领袖。在鼓励西方教会早期的修道主义上贡献至大，信徒可以在教堂内集体唱赞美诗是由他引进的，他的著作主要讨论的是基督徒如何行道。
新柏拉图主义：希腊哲学的最后一个学派。公元3世纪由该派的一位哲学的和宗教的天才柏罗丁创立。新柏拉图主义是对柏拉图思想所作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解释。认为上帝是单纯而绝对的存在，是完美无缺的，一切较低级的存在皆由他而出。他是太一，超越思想上的二元性。从他流溢出“努斯”→世界灵魂→个人灵魂，物质世界也从世界灵魂生出，每往下一级，就低一等，比上一级少一分真实。新柏拉图主义的道德观是禁欲主义的。它认为得救观念即是在神秘的沉思默想中灵魂向上帝飞升，最终达到与上帝合一的境界。新柏拉图主义后来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
奥古斯丁认为得救的恩赐完全是从上帝而来的，自己毫无能力，因此常说“上帝的恩典是无限量的”。又说：只有上帝能救人，且他所行的也是他预知的，所以人得救不得救，也是上帝在太初已预定了。这种说法后来为英国的修道士伯拉纠（Pelagius）所反对。伯拉纠常说：有毅力的人可作大事。后来伯拉纠说人没有原罪，善恶由人自取，人可以努力或者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从基督而来的救恩。413年，两人为这教义大起冲突，后来伯拉纠在迦太基的会议上被斥责。但这两种思想却左右了教会的教义历史——“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或“也必须靠人的努力得救”。
因为查理统治了整个欧洲，整个欧洲是一个完整的王国，查理又支持教会，他就认定了是上帝的旨意要他统治这个帝国，因此他愿意尊罗马作为这个帝国的国号，所以他就称他所统治的帝国为罗马帝国。不过这个罗马帝国又不是一个属世的帝国，因为她有神圣的一面，所以他就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不过这是很有趣的，因她虽然加上了神圣这样的字眼，可她基本上只不过是一个统治者在外表上的装饰品而已，她并不神圣；称她为罗马帝国就更可笑了，因为基本上这个帝国的统治不在罗马。罗马仍然维持着她是教会元首的身份，虽然罗马统治着周围一些小小的地区，可是罗马实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够影响整个帝国的动作。所以这个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有人就取笑她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的。
亚尔比根派如摩尼教徒一样，相信二元论。他们相信有善、恶二神，凡属有形的、物质的世界，均为恶神的工作。灵魂虽来自善神国度，却被囚于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些亚尔比根信徒不接受全本本旧约圣经，因他们认为旧约是恶神的作为；另一部份人，则接受诗篇和先知书；所有亚尔比根派的人都相信新约是来自善神。他们既然相信物质是恶的，便认为基督一定不会有真正的身体，因此，基督没有经过真正的死亡；他们不尊敬十字架，因为它是属物质的；他们拒绝圣经，因为也是属物质的；他们没有教堂建筑，因为教堂都建在物质上。
瓦勒度派为里昂一位富商彼得瓦勒度（PeterWalds）所创，他相信圣经，尤其是新约，认为新约是基督徒生活信仰的准则。大约公元1176年，他变卖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他和他的门徒把大部份新约背下来，两个、两个地，穿着简单的衣服，赤着足，到处传道。他们每个礼拜一、三、五都禁食；他们不起誓、不打仗、只用主祷文；他们不信炼狱，也不接受为死人祷告和弥撒；他们深信在房子里或马厩中祈祷和在教堂里祈祷一样有效；他们笃行信徒证道，而且不分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