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方朝圣
第一篇 宁村：到哪里落脚
难活就不住了
出去打野物过活
在不住就到威宁到云南
少数到四川到盐津
部分到云南
朝着太阳方向走
一班到四川
一班到云南
-------大花苗古理歌
老鸦无树桩
苗子无地
------民间谚语
１９８２年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按规定，凡年轻教师都必须去乡下锻炼一两年。于是我被调到省政府组织的民族工作队，派往属于“内地特困山区”的武定县教半年书。培训班设在县城老街的一个大院里，以前好象作过寺庙。1950年代以后官方提倡文明开化，反对迷信，佛寺道观大都改成学校，这个偏僻的小城也不例外。
去培训班报到，才知道我的学生并非小孩子，而是山区来的民办教师。他们不属于国家干部，工资比正式的老师低，且由村民交的税款支付，自己还得种地维持生活。文化水平方面，他们大部分只读到小学毕业，读写都有困难，因此集中到县城接受再培训。
全班５０多人，分属彝、汉、苗、傣、傈僳等民族。其中有一个２０来岁的男生，说他是“大花苗”，属苗族的一支。他个头矮小，穿件旧军服，话很少，所以我连他的名字也没记住。半年后学业结束，我和另一位老师相约，在武定的大山里步行一个月，一直走到金沙江边。每天晚上到一个学生的村子住宿，察看他们的生活情况，听他们吹芦笙，唱调子,跳跌脚舞。有一天，我们从金沙江谷底往上爬山，经４、5个小时到达山顶，找到那位苗族男生的家，住了一晚。别的都忘了，只有两件事至今历历在目：一是当时又饥又渴，守着他家的梨树饱吃了一顿，吃得泻肚子；二是晚上他请一位老人来讲古代的传说，竟然把苗族洪水滔天、兄妹成婚的古歌同诺亚方舟和建巴比伦塔的故事扯在一起。我这才知道，大花苗信的是基督教。这段经历好像淡淡地过去了，可三年之后，它又从记忆中浮现出来，引我选择了民族研究的专业。
三年后的１９９５年，我正在攻读东南亚研究的硕士学位。当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想起访问过的苗村，于是选了大花苗。调查的“田野”就定在离昆明不远的安宁和禄丰两县境内，这一带是大花苗最重要的分布区，大约有７、８个村子，我把它们统称为“宁村”。这群人自称“阿茂”（Hmaob），其他民族则把他们叫做“大花苗”，来源或与他们的服饰有关。这个民族的服装很容易辨认，不论男女，都穿未曾染色、没有钮扣的麻布长衣，女子还扎一条蜡染筒裙。每个成人不管年龄和性别，一律披着绣红黄色花纹的披肩和背牌。在本世纪初外国传教士拍的照片上，他们就是如此打扮。服饰上各种形状的花纹，代表着苗族千百年颠沛流离、长途迁徙所经过的大山大河，所建立的城堡村寨。这部画在衣服上的历史，可以同我看到的一篇《苗族古史传说》相互印证。那传说以简洁而沉痛的语调，讲述了历代苗王与外族打仗，战败后步步南迁的故事：
苗王格资元老时，“生前对人说过，他死后要依山横埋。从此以后苗族葬人横埋，其根源即由此（而来）。居住地址：谷子坪。因此地盛产谷故名。在此住很久，后因饥荒向日出方向迁出，住在一条河边。住的自然环境：此地有大平原，并有大河，也有山谷，但不宜耕种。生产及生活情况：最初住在山上，以果为食，故生活艰苦，后来下到河边找野菜，便食野菜，后见有树结红颗粒，便取充饥，又见一棵有杆植物，取而食之，此即高梁杆。苗语红子及高梁名称即得于此地。这个地方虽有平坝，但出产不好，生活艰苦，比起迁来前的地方很差，故对敌人深为痛恨，因敌人攻打才离去原来的地方”。
开元元老时，“是个武人，能干，武功很突出，是善骑射的武人。他领导苗族人民迁住到图南玉未（河）附近的平坝上。住的环境：苗族住在平坝地方，有一座城名乌城，距图南玉未河很近。城中有一山，似蛇贯穿城内，因怕敌人，开元元老又带子孙逃到力城，又逃到格吃南路，这是高山地方，住此很久，人民繁殖众多，共１２大村。与敌人作战情况：敌人领袖开元福自老由菜色米夫地来攻打苗族。渡图南玉未河而来。开元元老带兵截击，敌人大败而退。不久敌人又以大量武力来攻打，用独木舟、板船渡河而来。敌兵极众，吹牛角号筒，声震如牛吼，又放炮如雷震。开元元老不能抗，兵马损失很大。被敌人杀害在一块大石头上，死时吼如雷。敌人来追打，苗族逃到力城，后又逃到格吃南路”。
上面这份语句不太通顺的材料，是水井湾小学老师龙树岗拿给我看的。１９９５年，我第一次到这个只有５３户人家的村庄调查，昆明到大理的公路正好从村边穿过。沿途汉族的村子都是瓦房，只有水井湾的房顶是茅草盖的，所以乘车打公路上经过时，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我常常吃着龙老师烤的洋芋，坐在火塘边和他讨论大花苗迁徙的历史。据说有一次苗族同敌人打仗，其首领客母元老造了一张弩弓，打死很多敌人。敌人失败后便以欺骗的手法求和，先和苗民刻木为誓，然后在议和的时候杀害了客母元老。大花苗被迫再次背井离乡。南逃的路上要过一条大河，河水很浑，很大很宽，名叫浑水河。他们先驱猪、狗试渡失败，又让勇敢的年轻人用绳索拴住牛角，渡到河对岸，把绳子拴在一棵树上，再让老弱妇幼拉着索子渡过河。到明代，他们已迁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带的乌蒙山区，成为彝族土司、汉族地主的农奴和佃户。从明、清到民国，这群致今仅有２０余万人的大花苗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的境地中。水井湾的老人朱明全告诉我，清代，贵州彝族土司嫁女到云南，带了几个大花苗的奴仆作为陪嫁者，他们的祖先由此才迁入云南。他讲这段经历时把手伸出来给我看，说苗族的老辈人是被土司捆着双手带来的，所以至今后代人的手腕上还有绳子勒出的痕迹。
代代人逃亡的经历，被记忆刻在手腕上，也被一种叫做“花山节”的仪式年复一年地演绎着。花山节是大花苗最隆重的节日，日子定于农历的五月初五，也有选在正月初三到初五的。内容为跳芦笙舞、射弩、打火药枪、赛跑、斗牛等。近些年各地政府对这类活动颇重视，有的甚至将其改名为“民族体育运动会”。县乡领导时常亲临会场，身着苗装，用高音喇叭宣讲政策，抬着大碗吃包谷饭，气氛很是热闹。我也多次置身这样的场合，又唱又跳，快乐无比。节日中最吸引人的演出是芦笙舞，年轻的表演者排成圆圈，一边吹芦笙，一边做着各种下蹲、倒立、下腰、翻滚的动作，很难，也很动人。我相信这歌舞必有美好的意义，便去找安宁大花苗的知识分子朱明科老人询问。
他听完我的问话，沉默了一会儿，用平淡的声音答道：芦笙舞主要表现苗族打败仗以后逃难的情形。你不是见跳舞的人时而蹲下，又探腿出去吗？他们是在拨开路两边的茅草。那葫芦笙呜呜地吹着，我们苗族人听了要哭呢。
他的回答使我愕然，从此到处寻找花山节的资料。有一则访问笔记这样讲：
“花山节，是传说远古时代，苗民的祖先开元元老、格蚩元老和干骚毛比与山岛觉地福、老教福自老、开元福自老三部落首领纷争时，三福自老分兵四层包围苗民都邑。为了突破三福的重兵包围，苗民在城中央立一木杆子，一边拴一只大山羊，一边拴一只大绵羊，中间放一盆食料，两边放一个大铜鼓。当两只羊相互争夺食物时，不时踢着铜鼓咚咚响，敌人以为按兵不动的苗民都邑被歼在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苗民一将领率领兵马侦破敌方防线而突围，另一将领率兵坐阵掩护老少安全脱险。时至旧历的4月24日，苗民全部突围。突围之后又行进了10天才到达安全地带。为了庆祝突围脱险胜利，第11天，即5月初5日，人们清早起来便杀羊宰牛，吃个团圆饭。午后由武将组织兵马比武艺，男女青年载歌载舞翩翩起舞，此时正值山花烂漫，春意盎然，它象征走向新的胜利”（1）。
宁村的大花苗对上述说法有疑异，认为不完全合乎世代相传的古理。龙树岗老师分析说：苗语“花山节”有三个发音相近的词，分别是“两家发疯（打仗）”、“变出一座城”和“看跳舞欢乐”的意思。只有“变城”符合古歌的说法，那古歌讲道：
从前，苗族建了一座大城，十分兴旺。一天，守城门的卫士跑来报告：自从我们筑起城来，卖针线的人忽然多了，不正常。可首领们没在意。第二次卫士又来报告，说有些装穷叫苦的人进城来卖针线，很不正常。第三次又来报告，首领们都不在意。结果，敌人内外呼应，大兵在外面攻，卖针线的在城里杀，老人们说：我们完了。于是大家突围，走了10多天，才脱离危险。大家失去好城、好地，走到山上说：我们原来欢欢乐乐，为怀念从前，让我们用人围成一个城墙，来作纪念。这就是花山节名称的由来。
一座用人来围的城。
打从大花苗过花山节的那年开始，他们就失却了建在人间的城市，失却了为自己命名一个家园的权利。所以，无论芦笙舞传达出欢乐抑或悲怅的情调，花山节都只能是他们漂泊生活的见证。到上个世纪末，大花苗的整个族群已濒于灭绝的境地。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在川、滇、黔相连地区起义的１０余万苗族遭到清朝军队的残酷镇压，被捕的几位首领皆遭凌迟处死，上万人被杀，万余人投崖坠涧而死。大批苗族不得不逃进更大的山区，更深的密林，宁愿去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无力同可怕的外族和自然对抗的境况下，大花苗社会中开始生长出一种类似千年运动(millennialism)的思想，企盼会有一位“苗族救星”降临，彻底改变这个黑暗的世界。有些人说，那救星来的时候，会穿着白衣，骑着白马，人也是白色的。
３５年以后，白皮肤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贵州西部的苗族当中，大花苗的命运从此被改变。
１８９５年，英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党居仁(J.R. Adams)在贵州安顺附近的寨子建立第一座教堂，用幻灯给苗族介绍救赎的教义。１９０３年，他在传教途中碰见四个穿草衣的大花苗，于是用苗语跟他们讲话，给他们饼干吃，后来又为他们讨回被当地人抢走的猎物。这四人便成了大花苗中的第一批信徒，分别取名叫做杨雅各、李马太、张马可、张约翰。很快，“安顺出了个苗王”的消息传遍了大花苗的村寨，许多人背着干粮翻山越岭赶到新建的葛布教堂听“亚当”先生讲故事：
“幻灯片在教堂屏幕上第一次展现时，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有些人爬上屋顶，坐在横梁上观看。亚当先生从基督降世映起，保罗用大花苗语言作讲解，人们注意力极为专一。当保罗讲到基督被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幻灯片映出这个场面时，全场一下陷入沉寂的深渊，耶稣的事迹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结束时，保罗率领大家作祷告，人群中许多人含泪低泣，亚当先生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2）。
１９０４年，连远至云南东北部山区的苗族都跑来葛布听传道。党居仁于是派四个苗族信徒前往云南的昭通，请循道公会的柏格理（Pollard）一起开展大花苗的传教工作。后来我在陪同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戴蒙德教授在安宁县密马龙乡调查大花苗村寨时，听她讲过柏格理的情况。柏出身贫寒，1887年到中国传教。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在非洲的传教士利文斯敦为榜样，引领一个民族归依天主。接到党居仁的信以后，柏格理选择滇黔交界的山村石门坎为据点，经10年艰苦努力，使乌蒙山区85%的苗族信了基督教，柏格理因此被尊为苗族救星，石门坎亦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圣地。1915年，柏格理为医治得伤寒的苗民受感染而死，葬于石门坎。
据说，柏格理等传教士到苗区的时候，穿的是大花苗的白麻布衣，骑着白马，象天神降临的样子。那年月，基督教依靠柏格理、党居仁、郭秀峰等殉道者的推动，象野火燎原般传布于大花苗之中。苗族老人龙福义讲述当年的情形说：
“1906年拔麦季节，（云南）洒普山苗村忽然接到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每人准备好一根杖，一双草鞋，一块饼，上帝就要来。上帝一到，由家长带领，绕火塘走三圈，出门绕房三圈，然后要跟上帝去天国。因为路远，杖是备拄的，饼是干粮，鞋也是路上备用的。这一天，全村从早不干活计，由家长带一家人转火塘，绕房子。家家户户绕走几十圈不见上帝到来。第二天上帝才到，是牧师（郭秀峰）”（3）。
直到外国传教士早已离开中国的今天，大花苗的社区中还不时发生类似的事件。一部分苗族牧师对《旧约圣经》重做解释，认为从上帝造万物到世界末日，共分为七个时代，即创造时代、良心时代、人治时代、律法时代、应许时代、恩典时代、千年平安国时代。民国末年已到了第六个时代，以后便是千年平安国的开始，世界末日随时可能到来。信教的人不再需要地上的一切，只需准备肉体上天。所以，一旦传说千年已到，便有许多人放下手中的活计，聚集到山上等待升入天国。每逢这样的事情发生，当地政府就慌了手脚，忙派人送去粮食、盐巴、被褥，劝信徒们回家。一次风潮过去，大花苗对于千年王国的向往并没有破灭。过几年，世界末日将在某个日蚀那天来临的消息，又悄悄地在山谷间流传开了。
大花苗的理想国其实并不在天上，而在漫漫山路的尽头。逃避现实苦难的经历，使这群人养成了流浪的性格。他们总想通过年复一年的搬迁，到远方寻找一处可以栖身的家园。我三年间访问过的村子，都是近几十年里新建的。水井湾的龙树岗老师和我整理本村朱姓家族的谱系，找出了他们历代迁徙的线索。大约在清代末年，朱家的一位高祖搬到今天贵州省的赫章、毕节一带。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往西进入威宁县的偏坡寨落脚。老大生了五个儿子，老二生了三个儿子。到第四代人时，丁口日繁，渐渐成了偏坡寨的大族。本世纪初，这个家族的成员受不了老家的困苦，纷纷南下求生。６０年代，偏坡寨两位老祖的孙子们有６人迁入云南，重孙辈３１人入了云南籍。现在，在世的重孙辈２７人定居云南，只９人还留在威宁，其分布情形如下：
贵州威宁------- 9人
安宁县-------- 15人
云南------- 易门县------- 2人
禄丰县------- 4人
富民县--------- 6人
为了找一块栖身之地，这些漂泊不定的人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在安宁碰见一位名叫王光荣的男人，他家在从贵州搬到云南的过程中死了１０余口人：
“我父亲有５个兄弟，他是老三，其中仅大哥和他有后代。二哥搬到云南昭通后一家人得脑膜炎死了。老四２０多岁滚崖子死了，老五也不在了，剩老大留在贵州威宁。19５３年我全家从威宁到云南礼仪乡，两个老人水土不服当年就死掉，父亲是在撒秧的时候，母亲在谷子黄的时候。（禄丰县）梨树箐的亲戚见我们无依无靠，接我们三兄弟过去，住到６７年。那里人多地少，都是老坡地，生活不好讨，我们又同另外几家搬到殿中乡，住了三年。当地人不给我们土地，政府才让我们搬来这里。刚来时没有人，村子是新建的”。
大花苗世代住山头，19５２年政府的民族工作队到农村搞土地改革，说山上条件太差，让大家搬到坝区住。开始没有人愿意，工作队说你们看上哪里都可以去，还在属于坝区的礼仪乡给苗族分了土地。大家觉得条件不错，便都下来了，王光荣一家也随大伙搬到礼仪乡。可没料到水土不服，还流传一种怪病，人变得越来越瘦，许多人死了，王光荣的父母也是在这次搬迁中病死的。
１９７０年，王光荣等５家人相约，牵着牲口迁往安宁县一块平坦的荒地上。于是，在这个县的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名字叫新村。
新村的确很小。1985年我和法国人类学家JaquesLemoine 到此做调查时，全村共有１３户，６１人。这是1950年代以后，外国人第一次到云南的大花苗社区访问。事先我去联系，新村和附近水井湾等几个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新村的姑娘和小伙穿起盛装，为我们演出芦笙舞。水井湾的全体男女老少，则表演了一场很正式的婚礼。这几个村子已经不信基督教，但他们对任何外来者的关注都十分敏感，对那些想了解他们生活状况的人心存感激。后来我在这一带断断续续搞了一年的调查。之后，由于研究方向的转移，我没有再回去。只是在两三年后的某一天，我下班回家，听院里的邻居说，有几个穿花衣服的民族来找我。见我不在，便走了。
在云南其他的大花苗地区，基督教依然盛行。外国传教士早被赶走，教会已由苗族牧师掌管。然而在现实的国度中，信仰被社会与政治的纷争所割裂。一个小小的村落，大家都是亲戚或同乡，现在却分成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教者当中又分为服从正统基督教会管辖的“大众教”，自行其是的“小众教”，其中还有内地会、循道公会、安息会等教派的差别。
“我们安息会只吃牛羊肉，因为圣经讲过，分蹄的动物不能吃”，安宁密马龙乡的韩牧师得了病，只能躺在床上给我讲安息会的情况，“我父亲1895年生，在贵州威宁干海子读的教会学校。后来到石门坎读高小，毕业以后分到云南的苗族地区教书，换了很多地方。那时侯，苗区的小学全部是教会办的。父亲原来是内地会的，1926年到昆明找教会印圣歌，跟两个美国人信了安息会。我和我兄弟也上的教会学校，起先在昆明，又到重庆，1937年去香港，在三育神学院读完高中。40年代回昆明三育中学当老师。1949年美国人被赶走，我便担任牧师的工作，我们在昆明周围的五个县有17所教堂。1957年，教会停止活动，我就当了农民。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反革命，被抓起来，1978年才释放。1980年，政府搞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又可以开展活动了。
我住处现在是安息会主要的活动点，教徒全部都是苗族。教会人员分为牧师、长老、执事、传道员。牧师由大家推荐，再由省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任命。长老是一个活动点的负责人。执事可有两男一女，管具体工作。传道员则管传教。入会有很多条件，先要学道，听道，一两年内能守教义，年满18岁就可以自己提出申请，经过审查后由牧师施洗。
我们的规矩和内地会不同，首先是守安息日，不守星期天。每个星期六做礼拜，活动有教老苗文，学汉字，读经，祈祷，唱诗。其次要守十戒，主要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猪肉、狗肉、马肉。然后要信天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再有是不信灵魂，而内地会相信灵魂，说人死可以升天。我们领圣餐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行过洗脚礼以后，吃没有发酵的麦饼，每个人再喝一杯葡萄汁。入会时的浸礼，内地会是点水在脑门上，我们则要把人全身浸到水里。”
韩牧师讲着，拿出一本圣经给我看。是1983年云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昆明印的，用的却是1950年的老版子，封面印着汉文“花苗新约全书”，出版单位以英文标明：Hwa Miao New Testament Ed. China Bible House Printed in China 1950。封面上端还有苗文标题，内文全是柏格理为大花苗创制的老苗文。那文字不仅用来印圣经，也被有些人拿来记录苗族的古歌和祭鬼词。
安息会、内地会、循道公会都用老苗文，但福音却把它的信众分割开了。近代以来，大花苗曾被福音感召而凝聚成一个整体，但今天，它的荣耀已从朱明科老人的眼里渐渐消失。他２０岁出头便入基督教会，在石门坎教会学校教过书，给彝族土司安氏当过仆人，后来又就读于西南神学院，1947年参加云南共产党的地下武装，1956年被任命为安宁县文化部门的小干部，工作至６０岁退休。朱老师对苗族老古规、对基督教、对共产党政策这三种影响大花苗社会的因素有深入的了解，因而成了当地苗族的代言人。他曾对我感慨地说：“我的历史同苗族的历史一样，到处找出路，到处碰壁。象我经历这样复杂的，威宁也没有了”。他的知识和威信，来源于他的生活阅历，更来源于他对本民族命运的关切。朱老师没有什么官衔，但四方八面的苗族碰到麻烦、纠纷，都找到他的门上，视他如同“阿爹老”。朱老师告诉我，阿爹老就是汉人所说的寨老，是村里自然产生的。这种人因为做人正派，懂道理，能打官司而受大家尊敬。过去的阿爹老威信很高，夫妻闹架要找他，国民党的乡长、保长收税要找他，村子里出了人命案也要找他。现在阿爹老没有了，只有村干部、乡干部，管着方方面面的事。但无论苗族的大事小事，朱老师总有发言权。
如今朱老师不再进教堂，而把全副精力用来整理大花苗的传统。过去外国牧师要求教徒不信灵魂，许多人为此抛弃了苗族的鬼神祭祀、歌舞、传说、节日，“以圣经记载作为苗族的风俗，以耶稣作为苗族的头领”，在朱明科这样的人心里留下了不少困惑。1955年到县上文教科任职以后，他便着手整理大花苗的古歌，帮助年轻人组织文艺表演队，跳芦笙舞。但他更希望做的，还是恢复大花苗祭祖的习俗。
祭祖，是大花苗历史上最重要的仪式活动之一。在他们看来，人死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灵魂还要转到另一个世界上去生活。阳间子孙的命运与阴间祖先的喜怒息息相关。祭祖是阴阳两界亲祖成员会面的重要时刻，他们共同组成行动团体，生人为献祭者，亡灵为享祭者，他们通过隆重的仪式互通信息。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大花苗的社会关系是由祖先祭祀来界定的。他们现在使用两种姓氏，一种是汉姓，一种是苗姓。汉姓的出现，据说与基督教有关。本世纪初，外国传教士进入大花苗聚居的威宁、昭通等地，为了便于传教，才请汉族教书先生给大花苗起了汉姓。从宁村人背诵的家谱来看，50-60岁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有汉姓，即朱、王、张、杨、龙、马、潘7个姓氏。他们的父辈只有一部分人有汉姓，而他们的祖辈则完全没有汉姓。另外，宁村人还保留着非常古老的苗姓，经统计共有5个：hmaob dlat,Hmaob dangl, Hmaob ndlwl, Hmaob chib,Hmaob rangf，它们起源于苗族古代的12支姓氏。可是，当时的汉族教书先生不了解大花苗原来的姓氏，想当然地给他们命名，便出现了给同一支苗姓群体起了不同汉姓的情况。比如Hmaob dlat被分成朱姓和潘姓，Hmaob dlub被分成陶、吴两姓。今天，汉姓和苗姓在大花苗的社会中各司其职：汉姓是对外交往的媒介，户口登记、人口普查都必须以汉姓为标准。苗姓则在日常生活中通用。但是，无论汉姓和苗姓，都不能作为判定血缘关系的唯一条件。两个同一汉姓或苗姓的人在一起盘根古（对家谱），关键要看双方是否用同样的方法祭祖。朱老师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同一苗姓的家族，是怎样因祭祀而分成两支的：
从前，有苗姓为Hmaob dlat、汉姓为朱的两兄弟扛着弩弓，牵一只母狗出去打猎。一样没打着，弟弟反而在半路病了。他们在一棵麻栗树下休息，树很大，能遮风雨。几天过去，弟弟的病加重了。哥哥便按照老规矩，用家里的牲口向麻栗树许愿，没有效果。他又用带来的母狗许愿，说：“麻栗树，请你保佑我兄弟病好，来年我拿小母狗来祭你”。这一说果然灵验，弟弟的病很快好了。第二年，他们杀了母狗来祭这棵麻栗树。兄弟两个各起炉灶煮狗肉，哥哥在树的背面祭祀，弟弟在树的正面祭祀。这时有个汉人过路，在麻栗树下歇脚。他取出烟杆，到弟弟的灶边抽烟，问弟弟说：狗肉格琶了（狗肉煮烂没有？琶，发音pa,云南土话，意思是“煮烂”）？以后，弟弟就姓了“潘”（云南话发音同“琶”），哥哥还是姓朱。弟弟这一支从此用母狗祭祖，哥哥一支仍用猪祭祖。因为用猪，所以姓朱。
每个按照特定方式祭祖的群体，便组成一个祭祀群，他们在举行祭祖仪式的时候，追朔共同的祖先，认同自家的血缘。朱老师说，从前祭祖的规模很大，大型的仪式要祭九代祖先，四、五代之内的亲戚都会赶来，要9层牛羊，即杀9头牛，9只羊，9口猪。小的仪式只祭父辈和祖辈，献祭者为两代以内的亲戚。届时，全家族的人要上山，到麻栗树下给祖先敬酒，并杀一只小母狗献祭。待暮色降临时，在家里摆开酒席，顺序呼唤历代先祖的名字，邀他们前来赴宴：
某某（死者的名字），
你的猪儿在叫，
你的鸡儿在啼，
肉熟了，饭好了，
来拿你的肉和饭。
好木盆呵来吃肉，
好碗儿呵来喝酒。
等老祖宗们酒足饭饱、心满意足之时，儿孙们便乘机提出请求：
肉熟了，饭好了，
来拿你一桶桶的肉和饭，
好碗喝足了酒，
好盆吃饱了肉，
请送给我们儿子，
请送给我们孙孙，
子孙多多象蜜蜂。
父子在满堂，父子在满城，
母女遍四方。
保佑我们生活好，
有牛有马，六畜兴旺。
呜--―呜--―
苗族所有的传说、仪式、歌舞，都与祖先祭祀有关。祭祖简直就是苗族现实和精神生活的基础，或者说是苗族文化这棵大树的根根。可如今，以上这种家族祭祖的场面已很难看到了。生活的压迫和频繁的迁徙，使大花苗的血缘群体不断分化。在宁村的各个村寨，我们找不到一个由三代祖先所维系的家族，也很少有人能背出两代以上各位祖宗的名字。加之基督教会对传统信仰的打击，还有５０－６０年代的反封建迷信运动，更造成苗族祭祖仪式的衰落。朱老师说：
“清朝的时候，威宁的每个大花苗村子都有一个坟地，那是人死后集中的城市。坟是横的，与山势相对。老的人靠山脚，子孙后代顺序往下埋。基督教传进来以后，坟地就乱了，不按姓了，各自按小家庭埋葬。祭祖那一套也不信了。苗族的老东西失传得太多！”
幸而，大花苗历经不同的时代，改换多种信仰，作为一个族群的基本特征还保持着。多亏有朱明科、龙树岗这样的热心人在竭力维护着自己的传统，那其实是在维护大花苗世世代代的生存权利。
一天晚上，我和水井湾的几位乡亲围着火塘喝酒，直到深夜。芦笙呜--―呜--―吹响，伴随朱正义老人哼出一首创造世界的古歌：
原始的人们说呀，
何人造天，何人造地，
有谁知道？
格勒列扎、格勒列波两位神都说：
是大神列昭释土格米造的天，造的地，
造那平滑滑、光溜溜的天好立足，
造那世界、人类、山川好生根。
原始的人们都来学呀，
学格勒列扎、格勒列波四处寻找，
到崖脚去找那造物的神，
到树脚去找那造物的神，
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去找列昭释土格米。
天下四方的人都去找呀，
到树脚去找造物的神，找到了他住的鸡棚。
格勒列扎、格勒列波说：
造物的神不在崖脚。
格勒列扎、格勒列波说：
造物的神不在树脚。
原始的人们没有听懂，
他们不管两位神灵的劝告。
他们到崖脚去洒酒请求，
他们到树脚去杀鸡祭祀。
造物的神藏起来了，
原始的人们无法找到。
天底下人类要祭崖祭树，根根就在这里。
格勒列扎、格勒列波说啦，
造物的列昭释土格米住在天上呢！
在列昭释土格米或者上帝耶和华创造的世界上，苗族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那地方有时在崖脚，有时在树脚。未来它会在地下，还是天上，没有谁能够预言。只是有一则神话讲道：列昭释土格米曾对耕地的两兄弟说过：
“十三个时辰轮到的今朝，
凄惨黯淡天将变色，
那时洪水将要怒号，
那时洪水将要显验，
洪水将人世尽淹灭！”
按照苗族神话的讲述，人类因其狂妄和无知，曾被滔天的大水灭亡过。洪水过后，有两兄妹结成夫妻，才接上人种的烟火，繁衍为今天各个民族。时光已临近20世纪末，人类为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对自然之神的警告愈发不加理睬。族与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依然困难重重。我担心，会不会再有洪水滔天的故事重演？也会猜想：洪水过后，那世界会不会给大花苗这种不懂得物竞天择的民族，留下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
注释
（1） 云南省武定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访问朱有成老人资料。
（2） （英）塞缪尔.克拉克《在中国西南的部落中》，伦敦1911年。苏大龙汉译本见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25集。
（3） 龙福义“教会琐谈”，禄劝县文化馆编《禄劝文化》198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