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
汉芮编写
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然覆灭的命运。
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念都在觉醒。伟大的
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帝制，缔造共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有杰出表现。
《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国
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法律保
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割
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 [顾1996,秦1989, 林1977,查1994]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督教会)、巴色会
(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人。继道济会自理之
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
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湾支堂，1911
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礼贤会自
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
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李1989]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
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查1994,陈1989]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控制国会，通过祀
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康有为写信给黎元
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会的反击。1917年，
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查1994]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
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
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
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
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抬
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些教会学校里，教育
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为主殉道的基督徒，
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
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恒切祷告。传教士们
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为
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的真正光景──遵守
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交给主；并积极教导
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时，一定需要大量熟
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玛1990]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该会的宗旨是“联
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
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不为不正当的营
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查1994]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 (Frederic 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领事企图强占天津
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对抗。次年，雷鸣远以天津教区副主教的
身分支持中国民众。10月，法国士兵强行驻进老西开。雷鸣远与天津爱国士绅共商对策，建议天津租
界的中国人联合罢工罢市，使租界陷于瘫痪。法国政府不得不归还老西开。为此雷鸣远被法国主教逐
出教区，1920年被遣返回比利时。1926年他再次来华，次年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中
国信徒180人组成救护队，救死扶伤，转战于抗日前线。1940年6月，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为中
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是他一生的目标和实践，他是中国天
主教本土化的先驱。[中1990,李1998]
1917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64所。同年，“中国基督教博医会”和“中国医学会”在广州举行联
合会议，总结前几年的医疗工作，并积极推行预防传染病、禁止吸食吗啡鸦片、提倡清洁运动与公共
卫生的事业，取得不凡的成绩。[查1994]
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开始对中国基督教及有关中国国情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
，各差会负责人及150多位通讯员参与其事。1921年完成了大型报告书《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
业统计1901-1920》，1922年2月出版。该调查报告包罗了中国在20世纪前20年中的全部国情，是一
部了解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中国国情的详尽资料。[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8年，在华的教会学校计有幼稚园15所，初级小学5276所，高级小学575所，中学233所，大专院
校28所，师范院校56所，神道学校31所，职业学校40所，孤儿院49所。中国著名的13所基督教大学，
均早于1917年前成立。[李1997]
1918年，蔡苏娟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派遣华人宣教士进入云南、黑龙江一带传福音。[林1997]
1918年，基督教新教教徒从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这一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增；仅美
国通过“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就达2500余名。1901年有传教士1500人，1914年
激增至5400人，至1919年新教共有传教士6636人，遍布各省693个传教点。57%的传教士分布在沿海地
区，27%分布于长江流域，17%分布于其它内陆省份。天主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信徒从
1900年的74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199万人。1920年，外国神父达1500余人，中国神父增加到1000人。
[顾1996]
1919年，五四运动。它使1917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出现新的格局，完全否定传统儒家作为重建中国的
基础，希望以科学和民主来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教育
产生新的转变和改革。新文化运动排斥基督教，却将西方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潮引入中国，试图从中寻
找出路，社会仍然一片混乱。同年，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1920─1921年学会
展开宗教问题的讨论；其定论是科学万能，宗教是反科学的，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此时，知识分子
反基督教就不仅仅因为它是“洋教”了，而且更是因为它“不具有科学性”。这场讨论因为它的时代
背景而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的初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明，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无视中国主
权，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悲愤、失望，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西方
列强的欺凌。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转而寻找更为激烈的救国之路。1919年7月，苏
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社会主义思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反基督教被认为是反帝反资的一部分。于是，另一场非基督教的教难便不可避免了。1921年，中国基
督教青年会的顾子仁曾作出如此的述评：“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
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
击，将是困难的。”但基督教界对此时代的思潮并没有潜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自利玛窦起即有以
传播科技为传教之媒介的传统，而基督教及它所办的文教事业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民主，反
对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反对不平等、不自由和禁锢人个性发展的思想。这一切不正
是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符吗？但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教
会学校的学生，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呢？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救亡的迫
切任务压倒了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国基督徒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的洗礼。
二是当时的国际思潮如科学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等方兴未艾，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
一种对科学的迷信和对暴力革命的向往。三是人们没有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而
是因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意，认为反教是救国的行动，造成了历史的误会。
四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的本色化尚在草创阶段，从整体而言中国基督徒主持教会事务为数
极少，基督教还没有脱去“洋教”色彩，在社会上少有认同。 [林1996,赵1997,李1997,顾1999,谢
1997,查1994,陈1989]
1919年夏，有“基督将军”美誉的冯玉祥邀请顾约拿单到他的军队中布道。11年前，冯玉祥和他的
军队都是信假神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军队中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军队，不拿
老百姓一针一线，经过街上时唱着圣诗，老百姓称之为“天兵”。顾约拿单在冯玉祥将军的军队里工
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何1985]
1919年12月，中华续行委办会召集全国中西教会领袖117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基督教会如何最
有效地协助中国？”会议一致认为建设中国必须依赖基督教的灵性力量，有基督教灵性力量的投入，
建设新中国当更完美。于是，会议发起“中华归主运动”，作为教会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科学
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中华归主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布道远方”。次年，超宗派的
“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与“中华归主运动”相呼应，推动全国性的布道工作。[查1994]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原称“北京证道团”)，其成员有赵紫宸、吴
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
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
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
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回应，
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
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林1996,李1998]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她主持伯特利医
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
为传福音的护士。[查1983]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永盛”一名，改称
“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他以“明道新民”为己任，
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瑞典信徒毕胜道
(Eric 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乃是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
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是永远不能颠倒的。
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洁净的作为，王明道
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林1982,王1985,玛1990]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
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
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季理斐看到
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
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心得、信徒传记等方
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深受教会欢迎。民国
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
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
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魏1998,李
1997]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教存在价值的批
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能为道德之基础”，
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谢洪赉早期的著作
《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学一助》，“我开始
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林
1982,王1985]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赴法国在
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投
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
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与平民运动相配合。
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教会主日学也推进
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
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的男子占60%，妇女
占40%。[李1997,陈1989]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在山东成立。
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
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7处耶稣家庭，大部
分在华北各省。[顾1996,金1977]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
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
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
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她是倪
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作发展迅速。后来
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
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查
1983,林1985]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结束。他
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1926年9月，刚
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他采取了一些措
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名中国神父、3600名
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
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李1998]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
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对
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陈1989]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
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他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表出席了会
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
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听闻的非基督教运
动，诚属不幸。[查1983]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
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
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
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
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
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
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
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王1959,李1998,林1996,李1989]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
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
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李1998,查1983]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
格的基督教。[查1983]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
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
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陈1989]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
(Francesca L. 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姐妹，姐姐冯贵珠
于1893年来华，义和团之乱时在山西险遭杀害；妹妹冯贵石于1909年也来到山西传教。盖群英年纪最
轻，1902年到达山西，从事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们三人同心同工，在山西教会服事。因听说甘
肃、新疆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心就不平静了。她们联名要求差会
改派她们到大西北去，经过一年多的等候，终于获准。她们以河西走廊上的酒泉为基地，每年8个月
西进布道。西北的集市人多，她们就到处赶集，把各种语言的圣经送给有兴趣的人。她们是最早穿越
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每次外出布道，总有丰收，例如有一次，她们走过12座城市与无数的村落，进
入大约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多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魏1998]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教风潮；8月，在
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把矛头指向一切基督
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
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李1998,王1959]
1924年8月，王明道赴山东德县参加夏令营，会中有一位新神学派传道人谬讲圣经道理，王明道怒不
可遏，当众抨击他轻视圣经的地位、曲解罪恶的意义，而且否认基督救赎的工作。这是他首次公开对
新神学派宣战，是他早期事奉经历中的高潮。王明道在1954年撰写的《发烈怒的摩西》一文中说：
“这二十九年之久，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那次发怒后悔，而且我对那些背道的理论越来越深恶痛绝，
神赐给我的恩典与能力越来越增加。”中国教会的新神学派犯了西方自由派所犯的过失。他们重视时
代的心态过于圣经的权威，将科学和理性凌驾在神的启示之上；他们既然采取了一个圣经以外的标准
去判断圣经的正误，他们的释经方法便无法保持圣经启示的整全性。他们不信耶稣的神性、神迹的历
史性、创造论、救赎观、主的再来、三位一体等教义，经他们处理过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改变了本质，
诚如王明道所说，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林1982]
1924年，余家菊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的主要方向。余家菊
着文指斥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之
统一。[赵1997,李1998,顾1999]
1924年，鉴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训，中国天主教召开“中华全国公教会议”，会议建议尽快成立一
个自立的中国教会，并划分了自立传教区。此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陆续移交中国神职班管理。[李
1998]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的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参加的人逐渐增多。他常被邀请到各处讲道，25到
26年间，先后到过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绍兴等地。他讲道时是“先从神得着一个
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
”他也积极从事文字工作，出版扶持造就信徒的小册子。[林1982]
1925年，王治心等在南京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各地
基督徒纷纷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提出反帝、废约、挽回教权、三自革新等要求，但各地的革新
都以失败告终。[中1990,朱1994]
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三次高潮)。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暴行。“五卅
惨案”把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6月，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非
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教会学校中学潮迭起，报刊上陆续出现激烈的反基督教的文章。非基督教同盟
一方面努力推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收回关税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面在学校、工厂、农
村中加强非基督教宣传活动。各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在教育界登记的学校被禁止教导圣经和宗
教敬拜。从此70余年来，中国学校制度中便没有了宗教教育。[赵1997,李1998,王1959]
1926年，倪柝声在上海成立基督徒聚会处，以此为全国性工作中心。其后在各地旅行布道，在南京、
汉口、山东等地建立地方教会的系统。地方教会发展十分迅速，他们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参加，也有
信徒离开原来的教会转向他们。倪柝声“一地方，一教会”的措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因为
这种教会观念带有排除异己的作风。至1949年，倪柝声领导的聚会处是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中国基
督徒团体。在华人教会历史中，倪柝声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的神学思想深广地影响了华人教会保守
派的路线。他的著作有不少被译成外文，也受到西方教会的欢迎。 [赵1997,查1983,林1985]
1926年，金陵神学院成立乡村教会科，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牧师领导学生到乡村调查与实
习。他在平民教育中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宗教读本，为广学会主编“农村复兴”系列专书，并从事其
他乡村教会文字工作。[李1997]
1926年7月，非基督教运动(第四次高潮)。其时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
伐途中发生了革命军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抢劫教会财物、焚烧宗教书籍等事件。12月的圣诞周，革
命军在所占领的城市中举行反基督教示威。次年3月24日，北伐军袭击了南京教会，杀害6位传教士。
有武装的仇外思想导致了传教士大撤退。在华的传教士约有5000名撤离中国，1000名转移到沿海城
市，留在内地的约有500名；教权移交到中国教会领袖的手中。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年底，非
基督教运动徐徐降下了帷幕。[李1998,王1959,林1996,玛1990]
1927年，在许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十数年的恒切祷告之后，一场蒙圣灵浇灌的大复兴运动悄然兴起，
终于如强风般横扫了整个中国。在迄止于抗战之前的教会大复兴中，神拣选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也兴
起了许多中国信徒为器皿，借他们把活水送到乾涸的中华大地，其中有挪威传教士玛丽．孟森(Mary
Monson)、丹麦传教士葛德存(Anna Christensen)，有宋尚节、计志文、贾玉铭、王明道。大复兴运
动揭露隐藏在教会以及所谓“好”基督徒──甚至很多是“好”基督徒领袖──背后的罪，坚持明确
重生的经历，为许多垂死的教会和基督徒带来了新生命。 [玛1990,查1983]
1927年，王明道出版《灵食季刊》，是他对中国教会的一项重要贡献，曾促进不少信徒对中国保守派
神学思想的认识。虽然每期印数只有2000册左右，但订户遍布全国28省，对一般中国信徒颇具影响；
国外地区，包括香港、南洋、日本、菲律宾、欧美等地，也有它的读者。从1927至1936年，他继续在
国内巡回主领聚会。1936年创立独立自主的教会“基督徒会堂”。 [林1982,赵1997]
1927年，宋尚节博士自美国返回中国。他见到靠外国传教士把福音传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只有中国基督徒才能肩负起这项使命，于是决心献身布道。他在信仰上自幼即得益于他身为牧师的父
亲。宋尚节不接受外国教会的津贴，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要走遍中华大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
先在福建沿海一带农村传教，后来带了五位青年基督徒一面训练他们读经，一面旅行布道，走遍福建
省，三年间取得可喜的成绩。[顾1999,查1983]
1927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总会，以促进在华基督教各宗派教会间的合一运动。与会宗教团体，
计有美国系统的六个宗派(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总差会、大美国归正会、美国南长老会、基督同宣
会、大美复初会)，英国系统的七个宗派(伦敦会、大英浸礼会、大英长老会、苏格兰福音会、爱尔兰
长老会、纽系仑长老会、加拿大联合会)。诚敬怡出任中华基督教总会首任会长。中国基督教会开始
接过各宗派教会在华的发展、抚养和提携的责任权利，在自立与合一的路上踏出了一大步。[查1983]
1927年，顾约拿单进入东三省，以四平市为中心，向南满铁路和内蒙古之间的广阔地域传福音。这
里有关内来的几百万移民，村庄和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32年，74岁高龄的顾约拿单仍继续
外出，在布道地区的各中心主领奋兴会。这一年，共得信徒472人。1933年，顾约拿单的双目都失明
了，仍能以他对圣经的熟稔，请他的中国同工翻到圣经的哪一章，念哪一节，然后就对人谈道。接待
他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因他的见证很多信徒也变得加倍爱主。1933年，有778个成人受洗；次年，又
有966个成人受洗。1934年，年逾古稀的顾约拿单夫妇离开中国，四平市的火车站挤满了流泪送行的
中国信徒。顾约拿单虽然看不见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在车窗后不住地向他们点头。他把自己宝贵
的一生彻底奉献给了中国，他的儿女中有4个病死并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最终他和他的同工们一起在
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把神的福音传开了。[何1985]
1928年，西教士翟辅民成立中国海外布道团，向安南、高棉、辽国、印尼等地传福音。[林1997]
192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针对教会中由于世俗观念和怀疑论造成的不洁与灵性盲
目的现状，会议普遍认为，教会若要在大试炼中为主得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圣灵深邃、更新、洁
净、复兴并叫人知罪的作为。当时有些信徒虽然在心理上相信福音的真实性，却不具备福音所要求的
基本道德观念，为异教文化中的罪所累竟毫无感觉。会议决定发起一项“五年运动”，口号是：“求
主复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玛1990,查1983]
20世纪30年代
1931年1月，宋尚节北上，在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讲道，受到欢迎。在返回福
建途中，他在上海的教会讲道，并专访了上海伯特利教会的创始人石美玉医生和她倡议设立的“伯特
利布道团”。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完全由中国信徒自理的布道团，志在到全国各地宣扬悔
改与信仰的福音。同年5月，宋尚节会同“伯特利布道团”的计志文等前往山东布道，大得果效。后
来布道团转往东三省，在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布道，使许多人归主。次年，布道团
到华南传教，足迹遍及香港、梧州、南宁、汕头、福州等地，然后到武汉、保定、北平、天津等地。
1933年，布道团又转战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等地。1934年，布道团到湖南长沙等地传教。
伯特利布道团短短三年，走遍13个省，约有2万人悔改信主。[顾1999,查1983]
1931年，“9.18”事变。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新教各会发起“国难
祈祷日”。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李1998,陈1989]
1932年，山东大复兴。复兴就在一群群祷告的人中出现，有人甚至在1925年就开始为此祷告。祷告
中，信徒重拾对基督的爱和对灵魂的爱，许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下为罪忧伤、哭泣，大喜乐随之而来。
生命被改变，鸦片烟戒了，偶像被丢弃，积怨多年的言归于好，绝望的男女成了祷告和传福音的人。
山东大复兴带来了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自东南的福建到西北的甘肃，复兴之火熊熊
燃烧。[玛1990]
1932年，倪柝声往山东各地传道，在青岛市看见当地教会有灵恩运动的迹象。灵恩运动是神召会于
1905年带入中国湖南的，1909年在福建兴化举行了大规模的五旬节奋兴会，到1910年，神召会的工作
进入山西、云南等地。灵恩运动是在主流宗派之外的势力，多限于地区性质。1930年，灵恩运动开始
影响山东的不少教会。倪柝声很仔细地观察此类聚会，并且有了对当地灵恩运动的看法。1932年夏
天，他着文对此提出讨论，叫信徒分辨“属天的灵浸”与“属人的灵浸”。他并不反对方言、神医、
异梦等活动，但他否定一切错误的方法。他说：“若是有从神出来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要分
别。若不是从神出来的，就不过是从人潜力出来的。”[查1983,林1985]
1933年，倪柝声应“弟兄会”之邀访问英国。倪柝声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英国的弟兄会运动，
其领袖寇斯(C.A. Coats)和达秘(J.N. Darby)的解经著作深得倪柝声的喜爱。多年来，倪柝声对传
统式的教会生活不感兴趣，他致力于寻找一种较为纯朴的崇拜方式。而弟兄会所传讲的一套主张，正
是他所求的。在访问期间，他有机会亲身观察弟兄会的情况，但会中一些信徒的自满态度，使他感到
不安。离开英国时，他对弟兄会的一位弟兄说：“你们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太少了！”倪柝声对
弟兄会的神学著作十分欣赏，但他并不赞同弟兄会一些过激的传统作风。1934年，他又与伦敦“基督
徒交通中心”的负责人、信仰灵性方面的著作家史百克(Sparks)相识，两人有美好的交通。[查1983,
金1977,林1985]
1933年，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因病回国。同年，意大利人蔡宁被任命为宗座驻华代表。蔡宁对当
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1934年，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中日战争中
保持中立，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马相伯、陆徵祥等天主教徒积极投身到抗战的社会活动中去。[顾
1996]
1934年，宋尚节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在粤省广州和潮汕、闽省
厦门等地作工。他的讲道大有能力，所向披靡，被誉为“中国的火焰”。1935年起开始海外传道事
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
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37─1940年，他马不
停蹄，到处受邀布道或主领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上海等地
布道，又赴缅甸、马来、越南、泰国、印尼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领人悔改归主。他是
中国基督教史上为神重用的布道家。由于他奋不顾身，操劳过度，在1940年病倒，1944年8月病逝，
年仅43岁。王明道指出，宋尚节的 “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
人得救”。[查1983,顾1999,宋1991,利1995]
1934年，内地会传教士夫妇杨志英(John Kuhn)和杨宓贵灵(Isobel Miller Kuhn)进入云南怒江河
谷，向栗僳族传福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中“杨”是大姓，传教士们便以杨为姓。他们利用每年三个
月的“雨季”(6,7,8月)，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雨季圣经学校”年复一
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1950年他们才撤离中国。
除内地会外，其他差会也向云南派遣传教士。早在1920年初，云南境内就有75名传教士。云南大部分
少数民族都曾有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魏1998]
1934年11月，中国教会圣诗集《普天颂赞》由广学会出版。圣诗集的编译始于1931年，由中华基督
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代表，组成“联合圣
歌编辑委员会”。音乐主编范天祥(Bliss Wiant)牧师，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至大。中国圣诗的创
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许地山、王载、贾玉铭等。《普天颂赞》受到各教会的广
泛采用，此后多次再版，至1948年共印发41.2万册。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赞》，作为中国新文
学的先驱，是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奠基之作。[李1997,查1983]
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此之前，他曾分别出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
滕县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迁往重庆，
1948年迁沪。他主张神学生应重视将知识与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1948
年，他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被推选为副会长。贾玉铭自幼信仰基督，终生信守不移，勤
于读经，擅长以经解经，数十年著述不辍。他写的圣经注释书籍，深深影响中国教会里保守派神学的
路线。他的《完全救法》共7卷30万字，被评为“这是他自生活中体验，自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辉煌作
品”。几十年来，他在中国的牧师中仍保持着著作最多最好的记录。[查1983,赵1997,林1982,中
1990]
1937年，延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复兴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教会获得了许多本土的属灵领袖；为数众
多的信徒经历到神就是个人的救主；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有了新的定义──是光，也是响导；中国调
子和中文歌词的圣诗广为流传；教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教会不再依赖外国的帮助，成为独立的教
会。这次大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传教士被神大大使用，而神兴起作为他恩典器皿的中国传道人却
是更多。[玛199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整个抗战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有贡献。
面对战争风暴，刚刚经历过大复兴的中国教会已经足够强壮和独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沦陷区
内，千余名西方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李1998,玛1990,查1994,陈1989]
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现代已完全失去约束
的作用。”这样，“中国礼仪之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解决。[王1959,李1998]
19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
是教会办的。[秦1989]（编按：此条在本刊总第11期《中国基督教记事．近代部份》中，被误置在
1839年的条目下，特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20世纪40年代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更加严密地控制台湾，以图全力支援战事，开展所谓的“皇民化运
动”。首先，基督教会各教团被合并成一个教团组织；接着更把各教会附属的机构，如教会医院、教
会学校等都加以收编，迫使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纷纷离台。于是再由日籍牧师来主控各地的基督
教会，达到全面控制教会的目的。其后，在政治上给教会施加压力，强迫各台湾籍的牧师参与“全台
湾基督教传教师练成会”，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强迫接受近乎洗脑的训练，还要求牧师和信徒
参加日本的神社崇拜。[查1994]
1941年，金陵神学院开始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将基督教二千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传
教士章文新(Francis Jones)等是发起人。1942年徐宝谦主持编务，但徐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进
展颇受影响。1944年，章文新重新调整计划，约请美国神学界多人定夺编译方案：全部材料编为三
部，第一部20卷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25卷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1880年左右
的代表作，第三部8卷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全套丛书共53卷。1946年按上述计划进行翻译。后
因中国内战，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的译稿亦未能出版。1951年，编译工作在美国继续进行。
1956年，《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完成，以后陆续出版。[尼1959,查1994,林1982]
1942年，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4月，在日军控制之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
进会”成立。王明道不愿意委曲求存，“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拒绝参加联合促进会。10月，“华
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人劝诱王明道出面领导教团，遭到他坚决
的拒绝。他陈述了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以及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后，当面回答说：
“我为了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
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
的。”王明道因神的保守而得胜了。[王1985,林1982]
1943年，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告废止。[艾1988]
1943年，吴耀宗发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在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之后，他试图把唯
物论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对基督信仰，有“基要派”和“现代派”之分。基要派坚信圣经的每一个
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而现代派则主张用“科学态度”、“历史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因
此又被称为“不信派”。即使是“不信派”也仍把唯物论看成是与信仰对立的营垒。但吴耀宗比“不
信派”走得更远，竟然发现基督教和唯物论并不冲突，非但不冲突，而且还可以互补。《没有人看见
过上帝》便阐述了他“独创的理论”。[朱1994]
1944年，“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赵君影的领导下成立，该会把学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传福
音和栽培灵性的工作上。次年8月，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学生夏令会，这次聚会使许多学生得到灵命的
复兴，滕近辉、陈终道等16位学生献身全职事奉。1947年夏，第二届全国大专基督徒夏令会在南京举
行，与会者约400人，献身于传福音工作者100余人。[吴1987,林1982]
1945年，抗战胜利。罗马教皇要求中国天主教“更加中国化”。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被任命为枢机主
教(红衣主教)。这是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350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天主教徒中第一个任此教
职的人。教皇在通谕中指出：“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已享有灿然的历史，它的历史，它的文物制度，
早已为亚洲民族的杰出者。后来福音的光明既煦照了中华民族，福音的光明素来远远超过世俗的智
慧，中华的人民更能‘明明德’了。他们既可修行基督的道德，则对于自己的人伦，越加可以完善，
可以健全了。”[顾1996,谢1971]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日据时期的组合教会解体，再度恢复原来的教团，收回教产恢复聚会礼拜，
又恢复神学院校。昔日所经营的医院和学校也被收回，恢复正常的运作。此时教会信徒是台湾社会中
安定和发展的主力，多有从事医生、律师、商人、官员、教授、教师乃至民意代表等行业者。[查
1994]
1945年后，西方各基督教国家又透过昔日的海外宣教团体，差派大批宣教士来华。在对日战争中被
拘留在中国大陆各集中营的老宣教士们，出狱重获自由后，除极少数因健康原因返回母国外，纷纷重
返昔日的工场，继续未竟的事业。很短时间内，宣教士人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重建教堂，重振教
会，召聚信徒。中国基督徒领袖，无论是牧师或平信徒，开拓新教会的使命感都相当的强，他们因经
历苦难的洗礼，对生命的看法也益趋成熟，勉力宣扬教义于各地，归依的同胞急速增加起来。这期间
表现杰出的传道者，有王明道、倪柝声、计志文、陈崇桂、王载、王峙、贾玉铭、杨绍唐、鲍哲庆、
敬奠瀛、赵世光、赵君影等。[查1994]
1946年，上海灵粮堂的创立人赵世光组织“世界灵粮布道会”，开展海外宣教工作。[赵1997]
1946年，文字宣教事业急速发展，仅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圣经在本年就分送300万本，其他教会书局
与出版社，也配合战后的广大需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书籍，从神学思想、教会历史、解经书、讲道
集、诗歌集乃至福音单张，各类图书的出版与销售量远超过战前的最高记录。[查1994]
1946年，罗马教皇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全国设立20个教省，每个教省有一位总主教，把以
前的代牧制改为主教制。[顾1999]
194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起“三年奋进运动”，口号是“一切为了基督，基督为了一切”。
[顾1996,李1998]
1947年，教会设立的大、中学校在战后全面复校，由大后方迁返原校复课，各校很快进入正规。是
年各教会大学招生时，申请入学者逾11万人，远远超出各校可能容纳人数的数倍。各教派设立的神学
院也在战后全面复校上课，积极培育新一代的教会工人，这一时期入校的神学生除数量增加外，素质
也有提高，其中有许多大专毕业的献身者。[查1994]
1947年，由于国共内战，大陆地区的各色人士纷纷渡海来台。大陆来的基督徒由于不谙闽南语，遂
成立使用国语的教会，聚会敬拜。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日后成为台湾基督教会中的两大系统。1948
年，台湾新教基督徒人数为5.1万人，牧师80人，教堂181所，神学院2所。[查1994]
1948年，王明道牧养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众多，1949年底聚会人数约七八百人。基督徒会堂
自1937年成立以来，虽经过抗战时期日本人的胁迫，终能化险为夷；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
展。他接纳信徒的方法非常严格，“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
们绝不允许他受浸”。从1933年到1949年12月，全部受浸的只不过570余人。[林1982,顾1999]
1948年10月，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写成并广为传抄，1949年4月由上海基督徒学联会出版。此
诗描绘了许多无名传道人艰辛而佳美的脚踪，对后来许多献身传道者有重大影响。
1949年7月，远东广播公司的良友电台从菲律宾马尼拉向中国大陆播送第一个福音节目。这项事工的
发起人之一是美国基督徒鲍曼(Robert Bowman)。鲍曼是三、四十年代风行美国的“安憩避难所”
(Haven of Rest)四重唱的成员，他们通过电台广播或巡回演出的音乐布道使很多人信主。他由此知
道无线广播对传福音的价值。1945年底，鲍曼兄弟和几位同工在加州成立远东广播公司，立志“借广
播传基督到地极”，开展向普世广播福音的事工。[远1999]
1949年，基督教新教信徒由1936年的53万6千人增长到83万5千人，教会从1946年的5千8百余所增加
到6千5百余所。同年，全国天主教教会1万4千7百余所，信徒256万余人。[顾1996,李1998]
当代的基督教
大陆教会与海外教会时期(1949年─199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现代社会的中国经历了生死攸关的激荡与变迁，第一次摆
脱了外国列强的控制和凌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再次享有她的民族尊严。在马克思主义无神
论的统摄及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 [秦1989,艾1988,
查1994]
20世纪50年代
1950年，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简称“三自革新宣言”)。7
月，三自革新宣言发表，宣言要求教会尽快实行自养、自治、自传，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
本主义的教育，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对于基督教信仰问题，该宣言只字未提。宣言在起草过程中即
被认为太政治化，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界的立场。10月18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年会，
拟发表一篇完全以宗教立场来谈三自革新的宣言，后被搁置。“三自革新”的三自口号虽然源于早期
的三自运动，但两者有性质的不同。“老三自”的着眼点是如何将福音更快地传遍中国，并在中国生
根、开花、结果。而“新三自”的着眼点却是教会政治面貌的改变，是一场发生在基督教界的政治运
动。新三自的政治属性，成为许多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这一运动的重要原因。[朱1994,赵1997,
查1994]
1950年，林献羔开始用“大马站福音会堂”的名称聚会。[赵1997]
1951年初，3000余名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留下的约有四五百名。到1952年底，大部分外国传
教士已离开中国大陆。传教士集聚在台湾、港、澳等地，继续宣教使命。由于来台的传教士原先接受
的是国语训练，所以在台宣教的对象多是大陆来台的同胞，台湾国语教会急剧增长。只有极少数传教
士来台后重新学习台语，投入台语教会服务。台语教会和国语教会一样成长显著。台湾教会进入发展
时期，信徒人数、神学院校数、传教团体数都极大增加，至1960年，新教信徒达22万人，神学院校10
所。传教团体由1948年的4个，增加到1960年的33 个。[赵1997,查1994,玛1990]
1951年，欧洲华侨布道会在伦敦成立，致力于向旅居欧洲的华侨和华人留学生传福音。[林1997]
1951年4月，“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结束后，三自革新
会筹委会立即开展控诉运动，揭批各地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多位教会领袖控诉了他
们过去最亲密的同工。除教会团体外，控诉运动也波及所有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出版机构和其
他附属事业的单位。这场控诉运动之后，牧师的讲道稿事先要经过审查，讲道附会政治运动，味同嚼
蜡，各地信徒反映三自革新是“革掉信仰”。[顾1999,林1982,赵1997]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前往东北领会的途中，被公安局拘捕。因倪柝声被捕，本已参加三自的各地聚
会处纷纷退出三自会。[赵1997,林1985]
1952年，在台湾的传教士开始对学生的传教工作。在台南，有海外基督使团传教士邓师母(Mrs.
Gordon Dunn)开设了大学生的英文查经班；在台北，有安笃思(Egbert Andrews)在大学生中做个人传
道的工作；在台中，韩宝琏(Pauline Hamilton)等成立了大学生团契。[吴1987]
1952年，内地会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在海外继续为主作工。1953年，内地会的最后两名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
[CIM/OMF1999]
1953年，耶稣家庭的创始人敬奠瀛身陷囹圄。1957年秋，在西安病逝。[赵1997]
1954年，基督教三自革新会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正式的全国性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
运动委员会”。早已名存实亡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次年正式结束。“三自革新”改称为“三自
爱国”，以示不干涉宗教信仰。但有一些自立教会游离于三自爱国会之外，如北京的自立教会，负责
人是王明道；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小群”教会)，负责人是倪柝声；耶稣家庭，负责人是敬奠瀛。
1955年10月，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被禁止。[唐1993,赵1997,顾1999,查1994]
1954年9月，三自会举行批判王明道的控诉会。控诉会后，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和信徒们发动了“反对
逼迫王明道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从北京起，天津、上海及全国各地都闻悉王明道遭控诉的事。
[林1982,金1977]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从信仰的立场对三自运动作出批
评，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他分析三自运动所发表的言论，认为这是“不信派”的杰作。文章发
表后，立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曾参加三自会的也退了出来。[林1982,赵1997,王1997]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作最后一次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并分送《我们是为了信仰》的
小册子，当夜被捕。9月14日晚，广州大马站基督会堂遭查封。林献羔、王国显、张耀生等被冠以
“王明道分子”而被捕。[赵1997，王1985,王1997]
1956年9月底，王明道在签署了悔改书《我的检讨》之后出狱。获释后的王明道陷入矛盾混乱状态，
自觉背离了主的教导，不能再讲道。[林1982,赵1997,王1997]
1956年，倪柝声被控诉，4月被判刑15年。[金1977]
1957年春，第一次台湾北部大专学生联合布道会在国际学舍举行，为期一周，各校的师生踊跃参与，
座无虚席。会后，各校的团契活动正式开始：台大有了查经小组，师大有了晨祷会，政大、工专、家
专、医专等也有了定期的聚会。“校园团契”应运而生，并有了第一位全职同工。校园团契是本色化
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团契，不接受任何国外团体的经济援助，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为了使大
专的福音工作更有基础，校园团契也把工作面扩展到中学生身上。[吴1987]
1957年10月，《使者》杂志在北美创刊。50年代初，由于美国放宽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的限制，华人
留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其中不少是基督徒。北美各校园中的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使散
居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学生能彼此联络、分享心得，也为了向华人留学生传福音的需要，《使者》杂志
诞生了。《使者》的撰稿人大多是华人留学生或专业人士，它是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园地。[使1998]
1958年4月，王明道和夫人刘景文再度入狱。此次是因他们夫妇主动到公安局，指出悔改书并不代表
他的信仰立场。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被判刑18年。5月，一度获释的林献羔第二次被捕，被
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年受王明道施洗，1946年在北京开设“福音堂”的袁相忱，也在同一时期被
捕，被判处无期徒刑。[赵1997,林1982]
20世纪60年代
6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基督教的复兴。从普通信徒中产生了一批非职业的游走传道人，
在乡村四处传扬神的福音。城市教会信徒压力也相对减轻。[玛1990,查1994,顾1999]
1961年，台湾的校园团契进一步发展，各处的英文查经班改为基督徒团契，联合的团契分为各校团
契。校园团契把重点放在小组查经上，始终坚持不懈，用归纳法查经，找原则，许多人因此信主，信
徒更因此得造就。一位国际学生团契的同工对校园团契留下这样的临别感言：“我求神让台湾的基督
徒学生能渐渐将强烈的、以圣经为中心的布道精神和现代知识化为一体，不要让我们从避免用头脑敬
拜的错误，进入完全藐视头脑的错误中，更不要让我们把在教会所领受的，和教室里所学的，整个分
开”。[吴1987]
1961年，中国信徒布道会在美国底特律市成立。中信是一个不分宗派的华人信心差会，目的是联合
北美教会的力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全世界的华人。其刊物《中信》月刊、《传》和《挑战者》
(英文)起到了文字差传的作用。1979年，中信差派第一对宣教士到中美洲巴拿马华人中工作，同时开
始了暑期福音队(短宣)活动。90年代，中美洲及东南亚各国已有中信宣教士的足迹。中信对中国大陆
有每周九次的福音及造就性的广播。[中信1999]
1963年，大陆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开始进行
“宗教大辩论”。辩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宗教的定义、宗教自由的范围、宗教政策的执行等。辩
论双方分别代表宗教政策上的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的牙含章力主宗教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中，
经过一段时日，便会自行消亡，因此无需采取激进手段促其消亡；激进派的游让、刘俊望力主宗教是
一种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而要进行斗争，促其消亡。辩论持续到1965年。
[查1994,林1982,赵1997]
1964年，在15年默默播种之后，远东广播公司收到第一封大陆听众来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时，每月能收到6-8封大陆听众来信。[远1999]
1965年，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在日渐繁荣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因物质上的满足而安于宴乐与现状，
忽视了心灵上的需要，不仅吸收信徒困难，连原本为信徒的，也有冷淡退后的。台湾教会的发展出现
了停滞不前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经过15年的发展，教会事工已由开荒转入牧养，而教
牧人员牧养经验的缺乏造成教会发展的停顿；二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乡村教会的信徒移往城市，但
与城市教会不能很快产生认同感，造成一定程度的流失。这一现象在70年代末才有改变。[查199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基督教也在被打倒之列。十年动乱，整个中华民族
都处在苦难之中；信徒们为了主的缘故，更多了一层试炼。8月24日，红卫兵冲击并封闭了上海所有
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毁损堂产，烧毁大量宗教文献。上海全市进行彻夜大抄家，数以万计的教徒
家庭被红卫兵强行闯入，劫掠财物，焚毁书刊，连英文打字机也被认为是情报工具。从这一天起，上
海所有教堂被禁止礼拜。当时在上海市委当权、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得意地宣称：“我
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上海的所有宗教，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文化堡垒。”这场风暴席卷
了全大陆，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遭受逼迫，许多信徒殉难，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被视为“贱”，
备受歧视和虐待。三自领导的教堂也遭关闭。但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文化偶像，最终也导致
了政治偶像的破灭，为将来的大复兴预备了人心。[顾1999,赵1997]
1966年，苏恩佩参加台湾校园团契的文字事工。1968年的《校园团契》从“学生园地”提升为“现代
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见证”，加强知性、理性、神学、历史的探索层面。1969年，杂志改名为《校
园》。[吴1987]
1968年3月，“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台北成立。福音东来，中国教会一直受惠于外国差会，中华海
外宣道协会勉励华人基督徒效法当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向海外不同文化的民族传福音。1970年起，
中华海外宣道协会陆续差派宣教士到法国、琉球、印尼及泰国为主作工。[基1998]
20世纪70年代
1970年1月至3月，唐崇荣来台湾中部、南部举行培灵、布道会。三月初在台北举行“北部大专联合布
道会”，全场的青年学子深受震撼。台湾掀起了全职服事的热潮，不到两个月，从南到北，有上百位
大专基督徒献身于全职事奉。[吴1987]
1970年，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不分宗派的神学院。这标志着台湾地区的教会进入了
一个新的进步阶段，自60年代初台湾教会出现的衰退现象开始缓慢改变。[吴1987]
1971年，北京重开米市街教堂，供来华访问的外宾使用。米市街教堂以外的大陆所有教堂仍然关闭。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信徒却以家庭聚会的方式，秘密聚会崇拜，日后蔚为大观的“家庭教会”
出现了。家庭教会是一种独特的教会模式，在使徒时代即有先例，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信徒
为了就近聚会也有在家中聚会的，五十年代初不肯加入三自的信徒即在家中聚会。文化大革命中、后
期的家庭教会虽然弱小，但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她的形成本身就是信仰伟力的明证，也表明基督教并
不是西方独有的产品，也可以是中国本色化的生命之道。她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一代
神的儿女。[查1994,顾1999]
1972年6月，倪柝声在劳改营中逝世。他的“属灵神学”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是自成一家的本色神
学。他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并不是信条、传统、礼仪或制度，乃是一种属灵的实际。他所领导的“地
方教会”运动，是中国教会里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他也非常强调信徒的训练及传福音的工作，这是
地方教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林1985]
1973年，《宇宙光》在台湾创刊出版。宇宙光传播中心的工作是文字传道，旨在建立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之间的对话，将耶稣基督救恩的普世性实现在中国文化的特殊环境中。20余年来，宇宙光主办基
督教与中国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出版基督教与中国历史的专著，文化社会思想丛书以及传记回忆录
等。[查1994]
1974年，远东广播公司25万瓦特功率的益友电台投入使用，向神州大地传福音，至今成为听众来信
反应最热烈的电台。1979年1月，收大陆来信58封，超过1978年的收信总数。同年3月13日一天内收到
312封大陆来信。10月，收到第一封西藏来信。至此，远东广播公司收到了中国各省的听众来信。
1985年起，推出“农村圣经学院”训练节目，共3年课程，训练教牧领袖。1995年，收到21631封大
陆来信，创开播以来收信最高记录。[远1999]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复出，推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运动。此后，宗教政策
趋向“温和”路线，宗教事务局着手处理有关基督教会的问题，“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文化
大革命以来的严厉的宗教政策有了松动，三自教堂恢复活动。此后开始一连串的改革运动。家庭教会
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查1994]
1976年，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香港举行。会后，成立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 CCCOWE)，由此而兴起世界华人福音运动(简称“华
福运动”)。“华福运动”不是华人教会联合会，而是一个众教会所承认的、代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
个合一运动。20多年来，它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进入亚、澳、非、欧、北美、中美、南美各地共49
区为主作工。在北美华福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极有意义的事工，如华人基督徒医药宣教团、亚洲代
祷团契、世界华人福音联合会、北美华人福音团契等的工作。[麦1998,北1999]
1977年12月，由黄永熙博士重编的《普天颂赞》修正本第一版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
出版《普天颂赞》中英对照本，为世界各地许多华人教会采用。[李1997]
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青年出现信仰危机，不再愿意接受阶级分析的狭隘之见，也不再盲目排外。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之下，人们坦诚地承认落后的现状，对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
热情。基督教的民间复兴，正好回应了这一信仰危机。信徒们广传福音，在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多的
人归向主，以至于本世纪末中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奇观。海峡对岸的台湾教会的发展，也由
停滞转入缓慢复苏，信徒人数增加，原因是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人认识到金钱物质的丰富并
不能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平安，人们转而追寻人生的信仰。[赵1997,顾1999,查1994]
1978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福音会最早的事工，研究大陆的宗教政策和
教会发展。1983年，中国福音会为大陆家庭教会制作“空中神学”录音带，作为训练教材，并差派培
训队到中国大陆进行教会工人的培训。[中1998a]
1979年，天津、上海、杭州、福州、漳州、厦门、广州、沈阳等城市有三自教堂重新开放，恢复礼
拜，教堂聚会堂堂满座。同时，在乡村和城市的家庭教会更加蓬勃地发展，活动最盛处有浙江的萧
山、温州，山东的青岛，以及福建、安徽、河南等省，家庭教会的信徒估计有四百万之众。城市的家
庭教会有完善的教会组织与定期的礼拜，并从海外得到大批圣经、诗歌、培灵书籍，聚会内容更为丰
富。但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受到三自教会的压力，因为家庭教会拒绝参加三自。乡村的家庭教会通常
利用市集之日，或星期日来聚会，有时改在晚上举行；比较大的乡村家庭教会，人数达四、五百人，
陕西省有一间教会人数多达一千人。乡村教会来自三自会的压力较城市要小，但普遍缺乏教牧人员，
圣经也缺乏，有教导不足之虞。[查1994]
1979年7月，台湾校园团契举办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1982年7月，第二届青年宣道大会举行，许多人
奉献全职传道。[吴1987]
20世纪80年代
1980年1月，80高龄的王明道获释出狱，抵达上海与妻儿团聚。在困居监牢的许多年中，他仍凭良好
的记忆力唱诗读经，神让他属灵的生命更加丰盛，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使他的失败变为胜利，如鹰
展翅上腾。1979年6月，被释放的林献羔回到广州，被剥夺公民权5年，9月在大马站重新举行聚会。
1979年12月，袁相忱被假释回到北京，被剥夺公民权10年。因那些走十字架道路，对主至死忠心的
传道人，华夏大地上神的福音结实累累。[赵1997,林1982,王1997]
1980年2月，三自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丁光训任主席。会议决定重印圣经，复刊三自机关刊物
《天风》杂志，并决定南京金陵神学院复校。会议结束后，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
名义发表《告全国主内弟兄姐妹书》，宣布了他们今后的作法。[查1994]
1980年5月，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立。[唐1993]
1980年10月，在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三自爱国会成为
并行的机关；前者主要活动为对外宣传。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176人，包括来自25个省、市、自治区
及5个少数民族的教会代表，唯独没有家庭教会的代表出席。会议发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的
决议，肯定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就，并正式承认了家庭教会的合法地位。但实际上，由于政策的左右摇
摆，时有对家庭教会新的逼迫。[唐1993,查1994,林1982]
1982年12月，广州最蓬勃的家庭教会──大马站教会被指为非法聚会，林献羔因尚在被剥夺公民权利
期间，大马站聚会被停止。1983年5月底，林献羔恢复公民权，6月初，重开大马站教会。[赵1997]
1982年，华人神学家章力生的4卷本护教学著作《总体辩道学》在海外出版，分基要篇、哲学篇、宗
教篇和文化篇。该书为1968年著者在台湾的圣光神学院等多所亚洲神学院巡讲授“总体辩道学”的讲
稿。因中国学术史上素有辩道的传统，而信徒也“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大
书3节)，著者因之以“辩道学”为书名。1989年，章力生又出版了8卷本《系统神学》。[魏1998]
1980年代中期后，不少西方基督徒及退休传教士开放家庭接待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并开始英语
(或外语)查经班。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查经班、教会也开始向大陆学人传福音。[苏1998]
1989年，“六四”事件的冲击，成为海外中国学人福音事工的转折点。华人教会积极回应这一波的
慕道热潮，纷纷成立学人团契，举办福音营会和查经班。北美中国学人的“基督教热”与大陆出现的
“基督教热”互相呼应。极多的大陆学人信主，并有许多人进入神学院学习。[苏1998]
20世纪90年代
1990年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聚会被停止，一段日子后又逐渐恢复。大马站教会被查抄前是900人聚
会，到1992年已增加到1200人，而且年轻人的增长率很高。尽管受到扼阻，来大马站教会聚会的人数
越来越多，以致林献羔必须增加聚会次数到每周四次礼拜。[赵1997]
1991年7月，中国教会的一代巨人王明道安息主怀。作为时代的先知，他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就
是责备教会的罪恶和斥责假先知背道的言行。他保持着贞洁的信仰，透过受苦学习顺服，借着逼迫学
习宽恕，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深入体会圣经中道成肉身的神学意义，将信仰活出来，见证了神奇妙的
作为。[王1997,林1982,赵1997]
1992年11月，《海外校园》在北美创刊。这是一份布道性的刊物，以生命的更新回应人生的终极问
题，将圣经的价值观落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该刊在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中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许多
人因这份刊物开始认识基督教，进而信主。[苏1992]
1994年3月，“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会议宣读的论文涵盖了中国现代
化过程中的诸多层面。[魏1998]
1994年，刘小枫主编的《基督教学术思想文库》陆续出版，尝试把欧美现代学术中基督教文化研究具
有学术份量的典籍介绍给中国知识界。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基督教热”，对基督教神学的兴
趣越来越浓；“文化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出现，新近信教者知识分子的比例不断上升。这是自明末利
玛窦入华以来，自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基督教采取较为开放的
态度。[林1996,谢1997,王1998a,赵1997]
1995年，“华人福音普传会”(简称华传)成立。华传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为重点，兼及门徒训练，
圣经神学教导，教育事工，大众传播等，立志将神的福音传遍普世华人和万民。华传差派的长期和短
期宣教士已进入中南美洲、美国中西部、柬埔寨、缅甸及亚洲其他地区。数十年来，华人差传事工大
有起色，差会及差传的教会共200多间，宣教士人数共约五六百人，传福音的主要对象是同文化及近
文化的民众；也有许多华人宣教士加入西差会进入异文化地区工作。[华1998,林1997]
1995年，“基督教与二十一世纪归正学院”在北美创办。十九世纪兴起的意识形态，如科学实证主
义、进化论、共产主义等，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严酷的考验，由盛及衰，整个时代在世纪之末面临着空
虚感和不定向状态。该学院呼吁由启示寻回基督教信仰之根，复兴正统神学，弘扬正统护教的精神，
发挥圣道文化的启发、批判之功用，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二十一世纪振奋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振
奋基督教会及普世圣民。[唐1995]
1996年6月，第一届北美华人基督教学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麻省波士顿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
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至1999年6月，这一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四次。[谢1997,王1996,王
1998c,王1999,姚1997]
1996年12月，北美第一届“中国学人培训营”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办。[中1998b]
1997年3月，《生命季刊》在北美创刊。该刊的对象是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中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旨在
教导基督徒定睛于基督的十字架，把生命的根基建立在圣经真理中，为承担在二十一世纪向中国知识
分子和广大同胞传福音的使命，预备有生命深度的基督精兵。1999年9月，《生命季刊》简体字版在
香港出版发行，简体字版主要以中国大陆的
基督徒为对象。[王1997]
1997年，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海外基督使团的人员进入中国大陆，距内地会撤离大陆之日已近半个
世纪。[CIM/OMF1999]
1998年11月，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里，十几位分属4个家庭教会系统的同工们为追求在基督里的合
一，齐聚一堂。26日，会议发表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及《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
三自的态度》两份文件。前者宣告了中国家庭教会共同的信仰标准，并在圣灵的权柄、三一神论、基
督的救赎等教义上驳斥了当前流传于中国的异端教训；后者向政府陈明了家庭教会爱主、爱民、爱教
会、爱国的态度，解释了他们不登记、不加入三自的缘由，希望政府明白他们政教分离的立场。这是
中国家庭教会最早出现的信÷告??，是中国家庭教会渴望与政府对话的肇端。[赵1999]
1998年11月，中国家庭教会诗歌集《迦南诗选》在海外出版。诗歌集讴歌主的大爱，激动主的仆人
广传福音，感动众教会走上合一之路。诗歌作者是一位蒙恩仅二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姐妹，
也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却有主所赐的音乐恩赐，经常在聚会中就得到旋律和歌词。诗歌集收集
了她所创作的诗歌565首。[中1998]
1999年12月，筹备中的“海外中国基督徒跨世纪聚会”将于12月31日至2000年1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举
行，大会主题是“十字架与新世纪的福音使命”。
二十世纪末，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到海外的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约50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北
美和欧洲各国，有机会听到福音。在北美的大陆学人中，约有十分之一受洗归主。据不完全统计，
仅是在北美的各类大陆移民就已达百万以上。北美约有1500间华人教会，其中大陆学人信徒的比例越
来越高。台湾的国语、台语教会正积极整合各教会的力量，挑旺信徒的宣教热忱；台湾地区新教的基
督徒约为53.8万人，有教会约3600间；另有天主教徒约30万。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发展迅速，信主的人
数由1949年的不足400万(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增长到8000万以上，成为本世纪末世界宣教史中的独特
现象。[王1998b,王1997,赵1997,查1994,顾1999,吴1999]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万有的主，历史的主！
多少次，我们不认得你拯救的羽翼，把它推开，甚至以它为仇。在我们为自己的苦难哀哭之前，你
早已为我们的顽梗无知而流泪！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你又以过去的苦难为药，医治了我们。我们背
离你走了很远、很远，但回头的瞬间，我们就在你眷顾的目光中了。父啊，请悦纳我们的忏悔和感
恩之言！
历史的河流蜿蜒而行──人有过失，你却没有过失。但人的过失，并不能羁绊你运行的脚步，你的
旨意荣美地成全，并不耽延。
我们看见了那些光与盐显现的日子，那些十字架显现的日子，和那些世界所不配有的人，那些在你
面前真心认罪悔改，并向基督存活泼的信心的人。我们为祖国、民族和人类永恒的福祉祷告，也为
每一个失丧者的得救祷告。
父神啊，在21世纪的曦微中，求你悦纳我们被耶稣基督唤醒的灵魂！
汉芮来自中国大陆，工程师，现居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