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纪事（近、现代部份）
汉芮编写
一、近代的基督教
宣教准备时期(1807 -1860 )
19 世纪00 年代
1807 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到中国传教，基督教新教由此传入中国大陆。由于清政府严禁传教，自1809 年起，他供职于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工作，一边传教著书，编著宣教小册子。[唐1993 ,周1997 ,王1959 ]
19 世纪10 年代
1810 年(清嘉庆十五年)，马礼逊开始将《新约全书》译为中文，并刻印《使徒行传》中译本。1813 年，《新约全书》中译本在广州问世，发行2000 本。[唐 1993,周1997 ,王1959 ]
1811 年(清嘉庆十六年)，嘉庆皇帝重申传教、习教治罪条例，并对禁教不力的官员规定处罚条例。各地官员深恐受责，纷纷认真查办，结果发现全国各省都有潜入的传教士。于是，驱逐传教士，惩罚教徒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天主教仍在社会基层的民众中传播。至1840 年，秘密进入内地的外国传教士约30 名，信徒约20万人。[李1998 ,唐1993 ,周1997 ]
1813 年(清嘉庆十八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 )入华。在他的协助下，1819 年马礼逊译竣《旧约全书》，并于1823 年在马六甲出版。将《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当推第一人。中国工人蔡氏三兄弟蔡高、蔡兴和蔡三，还有梁发参与了《圣经》的刻版、印刷和出版。[唐1993 ,周1997 ,王1959 ]
1814 年(清嘉庆十九年)，马礼逊在澳门海滨小丘旁流下的泉水中为第一名中国新教信徒蔡高施洗。後来，蔡兴和蔡三也受洗归主。[唐1993 ,周1997 ,王1959 ,顾1999 ]
1815 年(清嘉庆二十年)，东印度公司出资刊印马礼逊历时七年编撰的《华英字典》，其中所用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注释详细，共6 册，4500 余页，至1823年间陆续出版。这是第一部汉英字典，不仅嘉惠後来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唐1993 ,周1997 ,王1959 ,林1977 ]
1815 年(清嘉庆二十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主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为中国近代报业之鼻祖。[唐1993 ,李1997 ]
1816 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印书工梁发在马六甲由米怜施洗入教，成为第二名中国信徒。自1810 年起，梁发即置生死于度外，帮助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1824 年，梁发由马礼逊按立为第一位中国牧师，继承马礼逊在广州的传教工作。梁发著有许多宣教小册子，刊印于1832 年的《劝世良言》一书，日後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1997 ,林1977 ]
1818 年(清嘉庆二十三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 英华书院”。该校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科，开基督教在华的现代化教育之先河。1825 年，开始招收女生入学。1843 年，该校迁往香港。[唐1993 ,林1977 ,李1997 ]
19 世纪30 年代
1830 年(清道光十年)，美国首批传教士二人到达广州，其中裨治文(E .C.Bridgman ,1801 -1861 )创办了贝满学校。後又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资料。[唐1993 ,周1997 ,陈1999 ]
1833 年(清道光十三年)，郭士立(Karl F .Gutzlaff ,1803 -51 )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创刊，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
1934 年，郭士立在广州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出版书籍介绍西方文艺科技为宗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成为该会的主要刊物，每期除刊载各国志略，地理，天文，新闻，贸易，物价，宗教等内容外，更有不少介绍西方科技的专论。晚清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时，就多以此为参照。郭士立是一个有争议的传教士，他一生主要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及英国政府，虽然做了一些传教工作，但也参与了刺探军事情报，这给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造成了极严重的後果。[唐1993 ,李1997 ]
1834 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Peter Parker ,1804 -88 )到达广州。次年开设“博济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开业第一年，即诊治了2152 名病人。1838 年，成立“在华医药传道会”，英美各差会纷纷响应；1851 年前，先後有17 位医生传教士来华；该会由郭雷舒医生(Dr .Thomas R.Colledge )和伯驾先後主事。至1919 年，全国共有教会医院326 所。医生传教士们也向中国介绍西方医学。中国近代医学之建立与发展，是以教会医药事业为基础的。[唐1993 ,李1997 ,林1977 ,朱1994 ]
1837 年(清道光十七年)，新约译本《新遗诏书》出版；旧约则于1838 至1840 年之间问世。参与这项工程的有四位传教士：英国圣书公会的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 ),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以及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 .Morrison )。[中1989 ]
1839 年(清道光十九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马礼逊纪念学校” ，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等科。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如政治改良家容闳和名医黄宽，即毕业于此。1847 年，布朗牧师携容闳，黄宽等赴美留学。中国近代留学运动，早期传教士开其先路。[唐1993 ,李1997 ]
1839 年(清道光十九年)，天主教在中国13 省仍有传教活动，西方传教士共有 65名，天主教徒共有30 万人。在30 年代，大约35 %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 %的护士是基督徒，70 %的医院是教会办的。[顾1999 ,秦1989 ]
19 世纪40 年代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在华新教传教士总共20 人，代表4 个差会，30 余年间收信徒不满百人。传教准备集中在中文文字工作上，如译经，著书，办报；在此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有14 人写过中文书刊239 种。办学兴医也是为传教作准备的有效工作。[唐1993 ,周1997 ]
1842 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国为了向中国倾销鸦片，攫取中国大量财富，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随後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浦条约》，把通商口岸也开放给美法等国，允许建堂传教。这些政治性的条约，有条款涉及了传教的问题。在西方急速兴起殖民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同文同种的传教士本已涉嫌，而因人性的弱点刻意求功，在方法上作了政治性的妥协，把传教置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但内地的传教士们对传教条款却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做“反而引起当地人民对教友的注意。在这以前，内地传教士尚可在隐姓埋名的情况下求得太平，如今反而要受一时的麻烦了。”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不平等条约自然激发了官绅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强烈的仇外情绪。传教士来华传福音的心意是良善的，但脱离了宗教传播的正常途径，虽然传教有了发展的契机，却使国人在感情上将基督教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等同看待，进而将仇外情绪发泄在传教与信教者的身上，反而使传教的目标-- 把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度--变得更加遥远；传教也因此蒙受了“帝国主义”的污名。[林1977 ,秦1989 ,艾1988,李1998 ,顾1996 ]
1842 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国女传教士阿德西女士(Miss Aldersey )在宁波创办女子学校。此後，几乎每一个来华的宣教团体，至少都设有一所女校。1896 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中国女子石美玉和康成，回国後致力于医疗传道和中国医学现代化。至1918 年，全国有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3697 所，占当时全国女子学校总数的52 %。中国女子教育之倡导推行，教会首开其端。[魏1978 ,李1997]
1847 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 C .Burns )来华，在厦门，汕头一带提倡中国教会自立自养。1856 年在厦门的新街，竹树两堂选立华人长老执事，建立本地教会。[朱1994 ]
19 世纪50 年代
1851 年(清咸丰一年)，爆发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在1843 年屡试不中後，重读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深受启迪，于是自施洗礼，并和冯云山创拜上帝会。1847 年春，洪秀全与洪仁□到广州，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 .J . Roberts)学基督教教义。7 月，洪秀全回到广西，与冯云山共同制定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以衍变了的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相契合，以追求人间平等为呼号，创立了中西合璧的宗教，是时信徒已达数千人。1851 年1 月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1853 年3 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其势席卷半壁河山。郭士立修订出版的新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采用，广为流传；不过其中甚多删改。洪秀全对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加以改造利用；当上天王之後三宫六院，只顾奢侈享受，间或捧起《圣经》随己意曲解和取舍。洪仁旰则于1853 年在香港受洗，在香港伦敦会担任传道人四年，并研习西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政治思想家。1859 年，洪仁□ 抵天京，受封为干王。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
由于战争环境此方案未能实施；对拜上帝会的宗教制度和组织，他曾想改良，但已积重难返。1864 年，太平天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拜上帝会随之消亡。[夏1999 ,周1997 ,朱1994 ,中1989 ,顾1999 ]
1854 年(清咸丰四年)，英国福汉会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抵达中国，身穿中国服装传教并行医。因不穿洋服遭到同侪非议，他答辩道：“我们不单要穿他们的服装，更要尽可能追随他们的习惯。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国家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说这是洋教，会使信徒模仿外族。然而基督教必须带有洋人色彩吗？神的话并不需要洋风，人的理性亦然。我们不是要使他们变为别国人，乃是要他们归依基督。”1857 年，他脱离福汉会，成为自立传教士。[艾1988 ,中1990 ,周1997 ]
1858 年(清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後清政府与列强缔结《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有条款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各省，并要求官方保护传教士乃至教民。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造成了传教信教受外国保护的现象，中国人仇教的情绪日盛，教案屡生；更不幸的是西方列强亦蓄意利用教案，以实现他们侵略中国的目的。造成如此不良的结果，实非教会的本意。传教士绝大多数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福音使者，在传福音和进行有益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传教士真诚地反对侵略；还有传教士拒绝利用“传教宽容条款”赋予的治外法权，如戴德生要求内地会成员无论如何不诉诸本国政府，虽遭杀害也不接受清政府赔款。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历尽艰险，开荒传教士在传教区平均只能存活7 年。[林1977 ,朱1994 ,王1959 ,艾1988,董1992 ,许1993 ,顾1996 ]
教会创建时期(1860 -1899 ）
19 世纪60 年代
1860 年(清咸丰十年)，自1807 年以来，英美各传道会派遣入华的传教士共224 人，新教信徒从6 人增至2000 人。[顾1996 ]
1860 年(清咸丰十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 )抵上海。1868 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1874 年更名为《万国公报》，变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的综合性刊物，针砭时弊，如宣传禁烟，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在甲午战争後，宣传中国维新变法。[中1990 ]
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基督徒傅兰雅(John Fryer )来华，任职于主持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在华30 余年，共译书129 种，其中自然科学57 种，应用科学48 种。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有传教士的传播之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提倡和努力。1876 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科技学校“格致书院”，授课章程由傅兰雅所定，中国学者王韬、徐寿等鼎力相助。[魏1978 ,李1997 ]
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译《四书五经》在1861 -1871 十年间陆续出版，其译本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当十九世纪欧美沉醉于“白人优秀论”的谬误，视中国为黑暗与野蛮的象征时，传教士中的学者们以其介绍的中国文化，为中国辩护，影响较大的还有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的著作《史前中国》，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ErnstFaber )的著作《自西徂东》等。[魏1978 ]
1864 年(清同治三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 )在山东登州创办教会学校“文会馆”。初创时只是一所小学，10 年後升格为中学，又过10 年升格为大学，其发展之快和成绩之显著，为早期教会学校之首。狄考文极力主张实施“完整的教育”，即“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个良好的理解。”至1876 年底，英美新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已达350 所，学生5917 人。最初，教会学校的生源多为穷苦人家的子女，士绅之家对教会学校不屑一顾。但教会学校以新颖的教学方式、注重实用的教学内容，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成为趋时求新的学子的首选，连士绅之家也愿意送子女前往读书了。[陈1999 ,夏1999 ]
1864 年(清同治三年)，何进善在广东佛山成立自立教会，1870 年完全由中国教徒捐款、捐工建造了第一座“三自”教堂。何进善早年毕业于英华书院，1846 年被按立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後的第二位中国籍牧师。他为人“端和俭朴，不议人之非，不矜己之能”，为传教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顾1999 ,查1983 ]
1865 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著作《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自由组成，吃苦耐劳，不避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象其它宗派执著于某些观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内地会的另一特色是建立教会後，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补助,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将福音传到19 个省，并深入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西藏。[林1977 ,艾1988 ,中1990,周1997 ]
1869 年(清同治八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来华，次年抵上海。1890 年任天津《时报》主笔，宣传维新变法。次年任基督教文字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达25 年，出版宣传基督教和传播西学的书刊。[中1990 ,唐1993 ,魏1978 ]
19 世纪70 年代
1870 年(清同治九年)6 月，天津教案发生。从鸦片战争起，全国发生大小教案400 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 世纪60 -90 年代这30 年中。外国传教士、中国传道人常遭殴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房屋、田产遭损失；有的甚至殉道。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讹言不止，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群情激昂，聚众问罪；有的地方官绅则怂恿组织反教活动。也有莠民冒充信徒，混入教会“吃教”，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在所有教案中，天津教案最有典型意义。早在4 、5 月间，天津城厢一带就有谣传，说传教士买通了中国教徒诱拐婴孩至天主堂，修女们将他们杀死，挖眼剖心，制作各种迷魂药。6 月初，天气炎热，又逢时疫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儿童患病而死；埋葬以後，又被盗墓的人发现；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民间迷拐之事愈传愈多，街巷为之不靖。6 月20 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人犯武兰珍供出，与天主堂王三有牵连。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6 月21日，官府带人犯武兰珍去天主堂质对，查不出武兰珍所供的罪证及王三其人：“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天主堂教士谢福音到崇厚官署面商日後办法，议明“嗣後堂中如有病故人口应报明地方官验明後掩埋。其堂中读书及收养之人亦应报官，任凭查验，以释众疑。”但这时教堂人员已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争殴。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只派了几名巡捕。丰大业闯入崇厚官署，鸣枪恫吓崇厚，然後咆哮而去。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枪击刘杰未中，击伤刘杰的一名随员。积愤难忍的群众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殴毙。随後鸣锣聚众，焚毁法国领事馆，并焚毁法国教堂2 座、英美教堂3座，共致死丰大业及其随员3 人，法国修士、修女12 人，误杀法国侨民2 人、俄国侨民3 人；中国教徒30 至40 人被杀。6 月24 日，法、英、美、俄等七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派军舰进行武力恫吓。清政府先後派曾国藩、李鸿章办理此案，最後判处20 人死刑，包括府县官员在内的25 人充军，赔偿白银50万两，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始得结案。有史家评“天津教案”是由于“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以望海楼皇宫故址为联军议约总部；随後被法国踞为领事馆)，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轻信谣言”。官府与教方未能及时解释以疏导民情，而丰大业仓猝激变事态，遂演成此一震惊中外的教案。[顾1996,周1997 ,董1992 ,李1998 ]
1871 年(清同治十年)，英国宣教士莫莱士(William H .Murray )来华。他注意到盲人的惨状，于是献身于盲人教育。他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普通话的点字，供盲人使用。1874 年，他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在莫莱士的影响下，许多传教士也参与推动盲人教育。他们的努力，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社会工作的序幕。1887 年，米尔士夫人(Mrs .Mills )在烟台创办第一所聋哑学校； 1891 年，何德医师(DR .E .G .Horder )在广东创办第一所麻疯病院；1898 年，嘉约翰医师(Dr .John G .Kerr )在广州创办第一所疯人院。[魏1978 ]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加拿大传教士马偕(George L .Mackay )医生到台湾传教。他披荆斩棘，踏遍山野平地，为人治病，传讲福音。起初当地人甚至用石头和刀剑伤害他，他却以坚定的爱和忍耐泰然处之。终于铁石心肠软化了，人们不再叫他“胡须蕃”，而尊敬他为“马偕牧师”。在传教之外，他还办学校、设博物馆、开医院。在台工作29 年之後，年仅57 岁的马偕垂下了辛劳的双手。他曾在日记上写道：“我要在此立下教会的基石，愿主你今天帮助我。我再一次与你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所选择的地方，被你差用，愿上帝帮助我。”[林1977 ]
1876 年(清光绪二年)，山东旱灾。传教士在上海成立救灾委员会，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和倪维思(John L .Nevius )在灾区赈济难民，并暂时收养400 余名孤儿。次年，山西发生更严重的灾情，十室九空。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 )和德治安(Joshua Turner )深入山西赈灾，旅行布道，并创办戒烟局。平阳府的中国学者席子直原有烟癖，受李修善的感召信主，痛改前非，自号为“胜魔 ”。有四、五名传教士在救灾中牺牲。灾後，传教士著文分析成灾的原因，并陈述预防措施。此後的大灾荒，如1888 -1889 年和1920 -1921 年的华北五省的两次旱灾，传教士都在救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魏1978 ,李1998 ]
1877 年(清光绪三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狄考文在会议中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演说，被认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会推举丁韪良(W .A .P .Martin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专门负责教科书，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成为近代中国教科书之开端。1905 年该会改称“中国教育会”，1916 年再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890 -1912 年间共出版教科书20 余万册，惠及全国各地。据统计，1895年时，教会小学已达927 所，中学114 所，大学和培训班46 个，总计在校学生21315 人，其中小学生16079 人，中学生3635 人，大学生和培训生1640 人。大、中、小三级学制的近代教育雏形已基本形成。狄考文说，“ 教会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大、中、小学。”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
是晚清以来各项改革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传教士的办学之举，尤得民心，而且由于科学新知的传播，官绅和民众智识大增，对西方事物和宗教逐渐有所认识，因此官绅士人逐渐退出反教的行列。[魏1978 ,李1997 ,陈1999 ]
1878 年(清光绪四年)，颜永京协助施约瑟主教(Bishop Schereschewsky )在上海建立圣约翰书院，并综理该校校务(後该校扩建成圣约翰大学)。1887 年，颜永京出任圣公会牧师，致力于教务，也热心公益，推动禁烟、天足运动。1895 年，他代表中国禁烟总会，赴英美各地演说中国受鸦片之害，谴责英商唯利是图的恶行，呼吁本著基督爱人如己的心根绝鸦片输入中国。[查1983 ]
19 世纪80 年代
1881 年(清光绪七年)，山西内地会长老席胜魔在邓村创立福音堂，是内地会最早的自立教会。席胜魔从事戒烟工作，并创办教会，成为早期中国教会的著名领袖。他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在中国信徒中长期流传，有的还被译成英文。 [朱1994 ,查1983 ]
1883 年(清光绪九年)，孙中山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师(Dr .Charles R .Hager ) 施洗，成为基督徒。次年协助喜嘉理牧师到澳门，香山各地布道。[李1997 ]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中国劳工许芹毕业于勒恩神学院，受长老会委派前往纽约华埠拓荒传教。他访问华人商店和洗衣店，了解华人社会的现状与问题，从主日学入手，逐渐扩及于成人，然後建立纽约地区第一个华人自立教会。[查 1983 ]
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在上海创立。广学会主要出版传教书刊，後来又“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号召，出版西学书刊。该会发行的《万国公报》风靡一时，朝野人士，无不阅读，对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光绪皇帝等有很大的影响。1898 年，康有为在变法失败，避难香港时曾坦言：“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中1990 ,李1997,夏1999 ]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在中国内地的新教传教士有1296 人，主要来自英美两国，代表41 个差会。也有德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加拿大等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足迹遍及全国。[周1997 ]
19 世纪90 年代
1890 年(清光绪十六年)，上海传教士大会决议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求做到忠于原文而又文笔晓畅。次年，分别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文理，浅文理，以及国语。1904 年，《浅文理译本》新约部分出版。1906 年，《文理译本》出版。《国语和合译本》于1906 年动工，至1919 年出版，是中国教会普遍使用，最为信徒喜爱的译本。时值中国“新文化运动 ”，《国语和合本》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被誉为最佳的白话文典范作品。 [中1989]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时值中国在甲午战败後寻求维新变法，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知识更为响往。青年会把握时代的需要，强调德(宗教)，智(科学)，体(体育)，群(公共卫生)四育并重，号召学生们主动去服务社会。1902 年，他们组织的巡回科学演讲在各地深受欢迎。[魏1978 ]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在传教士的赞助下，十位西国妇女在上海发起天足会。早在1867 年，有些地方的教会学校就把不得缠足作为入学条件。延续千余年的缠足陋习，在传教士几十载移风易俗的努力中绝迹。[魏1978 ]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石美玉和康成接受美以美会的差派，以女医疗宣教士的身份回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初到九江的十个月中，她们诊疗了2300 名病人。1899 年，九江妇幼医院落成，石美玉任院长。1903 年，康成在南昌设立新医院。[查1983 ]
19 世纪末，有61 个宣教会在华传教，外籍教士达2000 人，中国传教士也有1600人，新教教徒人数近11 .3 万人；其中内地会在华教士有650 名，270 个传教点，教徒约5 千人，成为新教在华的最大的团体。天主教教士约400 人，教徒 74万人。由于“礼仪之争”的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信徒大多来自民众阶层，这种情形在19 世纪後半叶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更无望改变。俄国东正教很少对中国人传教，在中国的信徒包括俄国人在内，共约500 人。[林1977 ,艾1988 ,周1997 ,唐1993 ,顾1996 ]
教会发展时期(1900 -1948 )
20 世纪00 年代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第三次教难：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教难”，绵延数十年之久的反教风潮达到顶点。1896 年，山东一带出现以会道门的骨干和浪迹江湖的游民为主的拳民秘密社团。1899 年，毓贤任山东巡抚，拳民焚毁教堂，抢劫教民，一切由西洋传入的东西都要灭掉，如拆铁路、毁电报线，甚至洋油灯、洋火也在灭除之列，毓贤因教案被撤职。袁世凯继任，处死拳民首领多人。义和拳民流往山西、直隶一带，一直到北京城里。1900 年4 月，各国驻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队前来解决义和团。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毅等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反对的5 位大臣被斥为汉奸日後处斩，朝中无人再敢反对。于是慈禧下诏召拳民入京，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义和团公开仇杀洋人，攻打教堂，日甚一日。6 月21 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于是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8 月14 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 天之久的围困。1901 年9 月7 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 人，教士48 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 人(其中1 /3 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5000 人。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历经庚子教难，基督徒信心更坚定，也显出美好的见证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教会的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 至1920年的“黄金时代”。[李1998 ,王1959 ,顾1996 ,陈1999 ]
1900 年，戴德生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内地会传教士及其家属万分难过，脉搏从每分钟80 次骤降至每分钟只有40 次。但他坚持内地会不要清政府的赔款。1905 年，在巡视各地内地会的途中，他安然归主，葬在中国。[顾1999 ]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美国传教士率先响应，1911 年用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中1990 ,李1998 ]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面对教案迭起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先後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响应。1907 年，上海成立耶稣教自立会。1908 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1 年，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1912 年，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这些由中国信徒自办、独立于外国差会的教会，在1900年以前是极少有的。它们是自治、自养、自传的萌芽状态。[朱1994 , 李1998 ,顾1999 ]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北大复兴，严寒的北国兴起了中国教会属灵运动。加拿大传教士顾约拿单(Jonathan Goforth )是这次复兴的中心人物。在义和团之乱平息後，顾约拿单返回河南北部传教，这里反教气氛相当浓厚，戴德生曾嘱咐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无论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贸然行动。此时，他正不断地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中寻找复兴的线索。1907 年，他经水路到朝鲜，适逢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三周後，他返回中国，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了大复兴的见闻。次年春天，他再往东北领会，在各教会传讲的信息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 章6 节)，带来了东北教会的大复兴。据统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 年的1500 人骤增到1908 年的
3500 人。东北大复兴的影响蔓延到中国其它的地区。其後的山东大复兴带来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魏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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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芮来自中国大陆，现居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