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史课程论文
早期及中世纪基督教历史观管窥
宋军
当施洗约翰在旷野中说：“天国近了！”（太3：2）又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路3：16）的时候，人类历史已经站在一扇前所未有的门前了。接着门开了，因着“时候满足”（加4：4）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出来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可1：14），又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太12：28）实际上，主耶稣宣告的是天国已然闯入了人类的历史。随着一句“够了，时候到了”（可14：41）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并死而复活，历史便进入末世（约一2：18），信祂的人们世代翘首祈盼祂的再来——天国最终完成的时刻，并对历史——已逝去的时间长河——开始了全新的认识。
一.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观
主后四世纪至五世纪，基督的信仰给罗马帝国史学家的历史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使之得到重新建立。这种改变主要源自基督信仰中的原罪、神恩、创世以及普世的教义。
首先，当时的基督徒史学家扬弃了希腊罗马史学的两个主导观念，即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人文主义）以及作为历史演进基础的有关永恒实体的实质主义观念。认为人类的行动因着原罪而存在着固有的必然的盲目性，且不可避免地行在黑暗当中。人类往往可以设定目标，却注定无法且无力达成目标。也就是说，人的行动并不源于智慧所预想的目标，而完全是被直接又盲目的欲望在幕后推动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并非由于他自己的意志、才智和力量的缘故，而是由于并非属于他自身的上帝的意志、智慧、能力和恩典，人的欲望才被导向追求有价值的目标。因此，通过人类行动得以实现的那些计划，实际上是由上帝制定的。当人们随时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时，便已经是在执行上帝的计划，走向上帝为人类设定的目标了。
另外，希腊罗马体系中有关实质的形而上的观念，也遇到了基督教创造论的挑战，基督教有关创造的观念认为，一切都来自上帝的创造，除上帝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人的灵魂、性格、民族、国家等都不是。他们都是上帝所造且只有依赖上帝才能继续存在。当时人们认为上帝的实质是不可知的，既不能被人类的理性所发现，也不能被显示出来。人们所能知道的，就只有上帝的行动而已。
随着对上述两种观念的扬弃，人们逐渐对历史产生了新的看法：
历史的过程实质上并不是人类致力于达到自己目标的过程，而是实现上帝旨意的过程，其最终归宿就是进入永恒的国度。上帝的目的是针对人类的，是在人生当中并通过人的意志活动而体现出来的旨意。上帝预先确定了目标，并时时引导、规限和校正人类的追求，历史中的人类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是整个历史的行动者，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与人的意志有关；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上帝才是唯一的行动者，因为只有依靠神意的作用，人的意志行动才能在某个给定的时刻导致此结果而非彼结果。换一个角度而言，人是历史事件的目的，因为上帝的目的即救赎，是人的福祉；而同时，人的生存又仅仅是完成上帝目的的一种手段。
对历史的这种新观念，使人有可能在看到自身作为历史行动者的行为的同时，还能认识到其性质，即人类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是达成上帝目的的工具。历史人物、事件等历史存在，在历史上适时应运而生，是来完成某种确定的任务，在完成任务后就要消逝。这是史学思想上的一场深邃的革命，它意味着历史的演进过程不再是一连串表面的偶然事件，而有着内在的意义和目的。上帝不是从已然存在的物质中创造世界，而是从无中唤出有来，并向上帝的终极目标演进。其间，上帝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一系列工具。因此，罗马便不再是预先的假定，而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所有的种族都包罗在上帝的规划之中，因此历史过程在任何时空中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同一整体的一部分。基督徒不能满足于一部国别史或断代史，而是追求一部世界通史，其主题是反映上帝对全人类目的的普遍展开。
基于上述观念撰写的历史，其特点必须是普遍的、神意的、启示的和划分时期的。
所谓普遍的历史，就是一部世界通史，上溯至人类的起源。所描述的是人类不同的种族是怎样出现并繁衍生息在各自不同的区域的；各种文明及各个政权的兴衰。
神意的历史是指各种历史事件并非起因于人，而是出于神意的作用，是神而非人决定着事件的行程。
启示的历史，意即基督是历史的中心，所有历史的叙述都围绕着道成肉身这一历史事实，在此之前的事件都是其先导、为此作准备，之后的事件则是其展开和后果。因此，基督的诞生便将历史划分为两个部分，前者为前瞻，后者为回顾。
因着把过去划分为两个时期，就有必要再进一步予以细分，于是一些事件尽管不象基督诞生那么重要，但在历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在它以后发生的每一件事在性质上都不同于以往。这样，历史便被分为一些时代和时期，各有特点，每相邻的两个时代或时期都由一桩事件作分水岭，即所谓“划时代的”。
上述因素渗透在早期基督徒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其中基督教史学的最初作者是阿非里卡纳斯，他于公元三世纪撰《编年史》5卷，从创世一直写到基督诞生后的221年。公元四世纪，“教会史之父”赛瑟里亚的优昔比乌斯（264？—376）编纂《编年史》，这是一部普遍的历史，一切事件都纳入一个单一的编年结构之中，用以表明以基督诞生为中心的模式。优昔比乌斯的另一部书《教会的准备》，则将前基督的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精心设计好的过程，以道成肉身为其顶峰。其间，犹太宗教、希腊哲学、罗马法律结合成一个模式，使得基督的启示有可能在其中植根并生长成熟，最终基督应运而生。
公元五世纪，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奠定了基督教神学史观。《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的巨作，历时15年（413—427），对后世影响极大，可称基督教会第一本历史神学。该书将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了全面的纵向诠释，确认上帝为掌管历史一切发展的绝对主宰，即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祂才是所有事情发生的最终解释，从而赋予人类历史以属灵的含义。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只有一个世界过程，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创造世界之日）和一个确定的终结（最后审判之日），而非循环的周而复始。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以二元论（非本体论的二元论）为基础，上帝之城与地下之城对立，上帝之城是爱的实现，呈现在教会中。奥古斯丁否定千禧年主义，认为基督在现在统率教会，这就是一千年。不应在现代时期以外去看上帝之国，历史上的上帝之国就是现在。奥古斯丁把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前律法时期、在律法之下时期、后律法时期。我们处于最后一个时期。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今天的无千禧年派。
除了优昔比乌斯、奥古斯丁之外，许多教父如哲罗姆（340—420）、安布罗斯（340？—397），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西方思想结构的重新定向而努力。就历史学而言，这一重新定向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成功，而且其遗产成为史学思想中的永久财富。在他们之后的赛维尔的伊西多尔（560？—636）和可敬的贝德（673—735）的编年史中，都可见早期基督教历史观的深刻影响。
总之，普遍的、神意的、启示的、划分时期的这些近代史学思想中为人熟知的观念，在希腊罗马的历史学中是不存在的，它们都来自早期基督徒的努力。
二.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观
中世纪的基督徒史学家以叙述神的业绩为己任，他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过程，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性，上帝是有远见和富于建设性的，有祂自己的计划，且决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因此，人们便发觉自己陷于神意的洪流中，不论自己同意或不同意，都被卷入其中随波前进。历史作为上帝的意志，自发地发号施令，即使是那些自以为是在反抗上帝计划的人们，事实上仍对上帝的计划作出贡献（如埃及法老）。正如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即一种准则，用以判断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个人的责任就是要作推进历史客观目的的自愿工具，若定意反对它，他也不能制止或改变它，且要受到惩罚，使自己的生命遭受挫败甚至一事无成。
中世纪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和阐明神的计划。既然神的计划在时间之中发展，就必经历一系列确切的阶段，当时的史学致力于区别历史中的各个时期。十二世纪，佛罗里斯的约西姆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圣父统治时期即前基督时代，圣子统治时期即基督时代，未来的圣灵统治时期。中世纪的史学家坚信通过启示可以知道上帝在历史中的计划，启示不仅解答上帝在过去所做的事，也向人类指明了上帝在未来将要做的事。这是整全的世界历史观，即从上帝永恒的超越时间的视野里所看到的世界的被造到未来的终局。因此，中世纪的史学家基本上都期待着历史的结局。
这里显然包含着一种末世论。末世论总给历史学带来些许尴尬，因为史学家本职是要知道过去，而不是预测未来。今天，若有历史学家宣称自己能够预先确定未来发生的事，同行们就必定会指责他的基本历史概念出了问题。但中世纪的史学家之所以确信自己能够看到未来历史的结局，是因为他们认为时间过程完全由超越时间的外部力量即上帝所掌握，有关上帝过去和现在如何在历史中起作用的知识，也就是祂将来如何起作用的知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祂在以往某一时间是如何决定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我们也就从中了解到祂在其它时间是如何决定事件的流程的。因此，人类根本无法左右历史的行程，唯一的决定性力量乃是神，只有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随着人们因信仰而越来越认识神，就必然能够由信仰而超验性地洞悉未来。这就决定了中世纪史学家的研究方向及其著作的特点。他们几乎全都迫切地窥测上帝对历史的总计划，倾向于寻求历史本身之外的本质。相对而言，人类行为的具体细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并不想对历史的具体事实进行精确的考据和还原，只努力在准确地了解神的属性上下功夫，以便能知道在历史过程中什么是已经必然发生的和什么是将要必然发生的。
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一座修道院的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基姆（1130/1135—1201）有关历史的解释，对中世纪和近代思想影响甚巨。他的历史哲学许多地方与奥古斯丁的观点相对立，形成了大多数中世纪和近代变革运动的思想背景，而奥古斯丁的历史解释则是同一时期大多数保守运动的基础。
奥古斯丁将基督统治一千年的时期等同于教会的统治，是最后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没有任何未来的时代。而约阿基姆则坚持并更新了基督一千年的统治要在未来降临的观念，提出了在历史中展开的、以历史特征为标记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亚当到施洗约翰或到耶稣基督，称圣父时期。这一时期由社会条件决定，婚姻是决定性的社会形式，经济条件决定劳动和服役。在宗教方面则属律法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乌西雅王到1260年，即按《旧约》世系，包含42代。其间，神职人员和组织化的教会是决定性的，神恩代替了律法，信仰代替了善功。
第三个时期从六世纪本笃建立修道院开始，称为圣灵的世纪，属修道主义的时代，人类追求修道的理想，进入最后的时代。其间，圣灵所赐神恩比第二个时期的神圣恩典更高，使得人类能够达到充分的自由，不用再服从教会权威，以沉思默想代替事功，以爱代替律法。而社会也将处于圆满、沉思、自由和圣灵之中，这将要在历史中发生。奥古斯丁认为终局只是超越，没有新的东西在历史中发生；而约阿基姆则认为将有新的东西在历史中出现。
上述分期带有强烈的人为色彩（史学家都清楚各种历史分期都多少带有任意性），彼此之间多有重叠，而这重叠正反映了约阿基姆有关历史发展的深刻观念：历史时期是以某种重叠过渡展开的。每一个新的时期都是在前一时期中被想象、孕育、成形，并在前一时期的母腹中诞生的。这一观念的影响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清晰可见。
在约阿基姆的历史观中，显然含有进步主义精神，在未来出现的圣灵时代无疑是理想化的。约阿基姆认为历史在其进步过程中产生自由，而自由则意味着在个人中存在着圣灵的权威，即神律，而非理性的自律。从而获得“永恒的福音”，即一种真理的简单直觉，可以没有中间的权威而为人们直接领悟，是圣灵出现在每一个人之中。这种观念主要来自《约珥书》的预言（珥2：28、29）。
综上所述，基督教的历史观在中世纪较之早期更为清晰和定型。如果说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从希腊罗马的历史观中脱颖而出，从而形成了西方史学思想的巨大转折，显得幼嫩、新鲜而活跃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观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深化，更趋成熟，至终步入巅峰，放射性地对近代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世纪的基督教史观最终定型为神政的、线性的、末世论的。
三.结语
中世纪结束时，西方思想界开始挣脱中世纪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为历史研究重新定向。随着文艺复兴的展开，人们重又回到古时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来，“人”又一次被摆到历史画面的中心地位，人类的作为被放大，不再与神的计划相比，免得显得过于微不足道。于是，历史变成了人类激情的历史，被视为人性的必然体现。而精确的史实研究也变得重要起来了。
宗教改革家中，较具历史意识的是马丁·路德。他指出一切自然界的秩序和组织都被神的存在所充满，历史过程也是如此。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如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或者一些强悍民族，如哥特人、汪达尔人、土耳其人，都是上帝用以攻击和摧毁一些事物的工具，并且是上帝通过历史向我们所说的话。他们被上帝武装和召唤，并受到鼓舞，在属于他们的时空中行动，没有人可以反抗他们，这就是历史的注定命运，人们必须服从。路德认为，尽管上帝的行动体现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之中，但历史仍然是上帝与撒但之间斗争和存在的不同领域，只不过上帝创造性地行动，甚至在魔鬼的力量中起作用，祂是一切存在的终极根据。因此，上帝使撒但作为引诱者成为可能；同时，上帝也使撒但被征服成为可能。
显而易见，马丁·路德的历史观仍然是中世纪式的，仍立足于基督教传统历史观之上。可以说，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对历史观产生明显的影响。
接下来的启蒙运动，使得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日益世俗化，“基督教的”秩序日益伤“世俗的”秩序转变，思想家们开始对传统进行激烈的批判。所谓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就是认为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迷信相关联的，现在理性时代已经到来，中世纪的迷信已经消失了，理性将取得胜利。
而另一方面，十八世纪末出现的浪漫主义却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态度对待过去。对浪漫主义而言，传统是重要的，应该认真地考察历史，因为无限的东西也以生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它们的伟大象征呈现于历史当中，在希腊和中世纪都有所呈现，现在更是全新的开始，因而在理性时代表现出了一定的狂热性。这种对待历史的新态度在历史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们都受到这种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
纵观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哲学，神被日益排除在外，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占绝对统治地位。不但神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几近于无，甚至历史学的方法还反过来对神学研究大举渗透，这首先具体表现在自由主义神学之中，即所谓圣经批判学。其实，将研究历史学的方法导入圣经研究本没有问题，但高等批判学企图把信仰放在历史研究的结果之上，就大错特错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趋势发展到二十世纪，出现了强调以圣经历史作为神启示的重点的神观史学，分别以科尔曼的救恩历史和潘能伯格的复活神学为代表。但二者都认为圣经不是真确无误的，反将历史的权威放在圣经之上，故而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作为跨入新千年的基督徒，我们面对着两大普世性历史使命，一为拓展神的国，广传福音；一为在世界上特别是在思想界收复失地，使基督的真光冲出神学的象牙塔，射入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各个人文领域，使这些学科都能回荡起上帝的声音，最终摆脱以人为中心考察一切的窠臼，步入荣耀的真理殿堂，各安其序，各就各位，使神得着当有的尊荣，使人类社会走出迷茫得享神的祝福。
2001-2-9
希罗史学注重人类历史的叙述，是关乎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败的历史，虽承认历史中有神的作用，但其功能却被严格限制。
希罗史学建立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之上，其主要范畴是“实质”。实质是永恒不变的、可知的，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源头。罗马或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实质，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希罗史学从未阐明任何一个事件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舞台中的一切行动因素都必须假定在历史开始以前就是现成的、固定的和静态的。
神创造并治理这个世界，是万物的创造者、所有者和主宰者，对万物负有责任，祂把我们呼召到祂的世界来，允许我们参与治理并享受祂的世界。
历史应被理解为一个由一个固定起点——上帝创世，经这个世界的终点——末日审判，向着上帝设定的目标——永恒天国前进的线性运动。上帝在历史中要成就自己的目的，且必能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