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學與宗教教育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教會遭受自由派的侵擾。正統的基要主義者，采取“敬虔的逃避政策”，倉皇尋求自保，以至避社會福音，也避免關懷社會：只傳個人得救的福音，不涉及社會疾苦。也就是說，只求人將來進入天堂，不管他現在陷於地獄。幸而教會保留了主日學，就是宗教教育，而使後來的世代，得有復興的機會。
主日學的創始人睿可司（Bobert Raikes, b. Sep. 4, 1736-d. Apr. 5,1811），生於英國哥勞斯特（Gloucester），父親擁有一間當地的日報The
Gloucester Journal。1757年，父親去世後，他以二十一歲的少年作了發行人，接手經營。
哥勞斯特是一個古老的工商業城市。因為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犯罪率很高。睿可司有興趣於監獄改良工作。他隨即發現，監獄並不生產罪犯，是社會生產罪犯。他看到許多幼年童工，每天勞苦在工廠工作，星期天休息，則游蕩無所事事。他們既沒受過教育，品行一般都很惡劣，容易感染壞習慣，正是培養罪犯的溫床。因此，睿克司商請鄰近教區牧師司陶克
（The Reverend Thomas Stock, 1749-1803）的同意， 發動了幾名婦女，自己出薪資延請他們，在各人家中召聚兒童，給他們基本的讀書課程，和聖經，並教義問答等宗教教育。
1780年，在當地的聖公會教牧支持之下，開始了這種稱為“主日學”的事工。睿可司在他的報紙上撰文倡導，漸漸引起了普遍的興趣；在全英國各地，都有人效法。於是，主日學漸成為教會的事工。後來，教員也從受薪而改為義務事奉。這項運動極為成功。在1783年十一月三日，Gloucester
Journal撰文宣稱過地獄般生活的兒童們，享受到“主日的天堂”。
像任何新興的事工一樣，主日學也受到人的反對。教會中有人反對，以為那會破壞虔誠的敬守主日；更有人反對普及平民教育，認為那會引起人民造反，發動革命！
主日學運動，得到約翰衛斯理的贊成，並協助推廣；連王后也予以支持。在當時，以敢言知名的政治家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也曾贊成。1785年，在倫敦設立了主日學協會。主日學運動也超越了大西洋；1791年，美國聯邦憲法通過後僅二年，在非拉鐵非成立了超宗派的主日學協會。到1811年，睿可司去世的時候，建立了三十一年的主日學，單在英國已有約五十萬學生。現在，更不分宗派，主日學已成為教會普遍接受的節目，是宗教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主日學的教室，保守許多孩子免於走進監獄，卻走出去不少的領袖。
後來東正教也有主日學，其他宗教也有仿效的宗教教育。天主教則大致無主日學，而有其自己的宗教教導。
西方的基督教國家，教育原屬於教會的一部分。大學為了造就教牧而設，其學位袍也是教職的標識。
美國一向注重宗教教育。清教徒移民到此之後，立即建立聚會的教堂，那也常是學校的所在地。因此，家庭一起敬拜，聚會也教導神的話。教會，學校，家庭，所教導的是一致的，培養建立信仰及知識，成為堅固的“金三角”。早期的大學，也都是由教會設立的。
我們都應當記得：宗教教育是教會的骨幹。不止幼童應該參加主日學，成年人也應該參與；不是主日學的教員，就該是主日學的學生。注重宗教教育的教會，信仰都有良好的根基，也能迅速的增長。
兒童宗教教育
法國哲人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說：“要趁泥土尚柔軟，在急速旋轉的輪上造器皿；教育孩童要及早。”
從柏拉圖 （Ptato, c.428-348 B.C.），到孟德斯鳩 （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到米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哲學家，都認為該以教育養成良好公民。其中以德國哲學家費希特（Jon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講得更坦率“教育的目的是摧毀自由意志。”這些都是以實用為教育目的。這思想路線的貢獻，使近世紀來，政府都注意到控制教育；當然，他們不會注重灌輸宗教信仰。
可惜，現今有些教會，也避免基督教這名詞；他們是否使人接受基督，還屬未知數，但缺乏教導的事實，卻是極為明顯的。不過，聖經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的信仰要傳到下一代，注重教導是非常重要的。
聖經說：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們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也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申六：4-9）
不僅僅是要教訓，還要殷勤教訓，隨時教訓，把生活環境當作教育環境。這是多麼肯切的指示，多麼嚴格的要求！而且主耶穌在回答文士的時候，以“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太二二：37-40），這也是教育的中心。
箴言第二十二章6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 有一位敬虔的母親，從小以聖經教導他。到他少年時候，離家求學，受異教迷惑，陷溺肉慾。但他從未敢褻瀆神，也知道自己的錯誤，終於在母親的祈禱下，悔改歸向主，成為神所重用的器皿。
奧古斯丁在他所寫的基督教教育 （Christian Doctrine）中，申述教育的重要。他認為不僅孩童該受基督教教育，每一信徒都該受教育，不可託言有聖靈恩膏教導，就可以不受教；信仰的需要學習，正像語文的需要學習一樣。
我們今天聖徒的家庭，每以為事務太忙，而以為教育是學校的事；更以為“好”學校的標準，只在於學術，只在於學得謀生發達的工具，不察學校所教導的，是否合於聖經真理：只求謀得好收入，好地位，而不是要作好人，榮耀神。結果，是以“賺得全世界為目標”，而不顧失去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可惜的事！
教會增長三三法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傳道書第四章12節）
人類從很早就發現，“三”這個奇妙的數字，與最堅固的結構形式有關。立三角是最堅固的，因此，從金字塔，到居家的屋頂，都採取那種形式。三角點的支持是最穩牢的，所以很早以前，中國人的鼎就是用三隻腳。可見大家都承認“不容易折斷”的事實。
使徒保羅對於宣道和教會增長，無疑的是最具權威的，雖然他未想以搞這一行而創學派，立學會，取學位，但他比誰都更能表現增長的實績。從他在新約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宣道及教會增長的要件：
教會 家庭 學校
“上帝的家…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15）又說，在教會中，“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提前四：13）
家庭是社會國家的最基本單位。就上帝的國度來說，聖經中以家為比喻。就人生理的次序來說，人是先從水由母體生在家裏，才從靈重生進入神的國裏（約三：5）。初期的教會，信徒是以全家得救並事奉主為念，而不以個人得救恩為滿足。作教會領袖的，必須先能管理自己的家（參提前三：1-5）。那時的教會，就在信徒的家裏（參門：2
林前一六：19 西四：15）。自然家人也都屬於教會。保羅寫信給提摩太說：“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心裏。”（提後一：5）信而得救自然是個人經歷；但家庭的教育和愛，是培養並保持這信心的地方。
我們現在的學院制度，源自中世紀的教會，原是為了培養教牧人員而設立的；因此，當時的學院，大致不違背教會的信仰。十七世紀來美國的移民，自殖民地時代到立國以後，仍不失其宗教熱誠。學校就設在教堂裏面，到了主日，以家庭為單位，相率參加教會聚會。一般家庭，早晚都聚集敬拜，讀經禱告。因此，在家庭裏所教導的，實行的，同在學校學習的，在教會所領受的教訓，是協和一致的，成為一元化的教育，以敬畏神為立身處世的中心。
清教徒移民在1620年登上了美洲的土地，1636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就建立了，是美洲新大陸第一所高等學府；起初信仰自然純正，連校名也是紀念最初的主要捐助人哈佛牧師（John
Harvard, 1607-1638），他被稱為“對美國學術永遠可紀念的施與者”。可見教牧及教會對教育的重視。可惜的是哈佛大學雖然對學術繼續作出貢獻，可是宗教信仰漸漸失去。
家庭社會道德普遍低落，是因為家庭，教會，學校三者分離了，不能造益健全均衡的人才。因此，維繫社會的纖維，變得脆弱易折。想想看，不學有術，有才無德的個人，如何能夠產生良好的家庭與社會？只有每下愈況，三者都受虧損了。三者合一的重要，是顯然可見的。願聖靈覺醒教會，起而領導。
聖靈 教育 宣道
近年來的統計一直顯示，教會增長最快的，第一是五旬節派，第二是浸信會，第三是宣道會。這似乎說明了教會增長的三個因素，五旬節派注重聖靈，浸信會注重宗教教育，宣道會注重遠方宣道。如果我們不存成見，這個推論是可以成立的。
主耶穌對教會最大的應許：“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約一五：26,27）人靠屬己屬肉體的能力智慧，不能為主作見證，不論怎樣伶俐的人，即使是明星，或亞波羅一樣的辯士，也都沒有用。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新約教會的工作，是保惠師聖靈為主的工作。聖靈使主耶穌得榮耀。
聖靈的工作，是要教導人進入真理。所以宗教教育是當注重的工作。教會不僅僅是主召出來的會眾而已，而是還以主的道教導建立。主耶穌復活升天前，給門徒的大使命，不只是傳福音和施洗，還要有教導：“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二八：20）
這樣，才能夠建立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參弗四：11-13）。教會必須有屬靈的教導，才可以增長。
當然，宣道是教會活力的表現。宣道的教會，是蒙福的教會，是有主同在的教會（參太二八：20） 宣道的教會，是遵守了主的命令，是合主心意的教會。注重宣道，就是肯愛人，是不自私的表現。
凡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林前九：23），是保羅生活的原則；他時常記得這個目標：“為你們 〔外邦人〕的緣故，是這樣為人。”（參帖前一：5）教會注意為別人，心志對了，毛病就減少了，教會自然增長。
但這不是說，教會不能兼有並備以上三項條件，而且是應該俱備的。初期的衛理宗，靠聖靈的大能，有聖潔的生活，而且注重教導，有火熱的宣道熱忱。結果，在到美國十年之內，信徒增加了五百倍！
生活 言語 文字
使徒保羅對教會說：“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裏，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帖前一：5）
主耶穌道成肉身，受天父差遣到世上來；在復活後離世回到父那裏去之前，祂對門徒說：“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二○：21） 這是說明見證人的生活，是見證的重要部分；因此，神不只使用一個聲音，也不差遣天使傳福音救人，而是差遣有肉身的，真實的人。沒有甚麼可以代替聖潔愛心生活見證的能力。
“不獨在乎言語”，也正說明言語是宣道的一部分。因此有人說得正確：“宣道是用所講的道（spoken word），從文字的道（written
word）， 顯揚成為肉身的道（Incarnate Word）。” 不論別的傳播媒介如何進步，在見證福音上面，仍然是“不能不說”（徒四：20）。
那麼，文字呢？你總不能忘記，前面所引述保羅達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話，正是聖靈感動用文字寫成的書信。使徒保羅又說：“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帖後二：15）
文字是寫下來的語言，跟用口說有聲音的語言，同樣表達意思，事實上並無差別；不過，更能持久，準確，而能及遠。因此，主的教會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穌基督自己為房角石”（弗二：20）。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新約聖經還沒有寫成正典，使徒是大部分口傳的見證；而舊約先知服事完他們當世的人，早已離世，留下的只有文字的見證。這樣，文字與言語的見證教導，合起來是教會堅固的信仰根基，共同見證教會的房角石，就是道成肉身為罪人成就救恩的主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升天去了。使徒們先後離世了。在世最久的使徒約翰，也沒進到第二世紀。但聖靈感動使徒，給我們留下今天的新約聖經，可以說是最完美的“函授課程”。
中世紀的羅馬教會，腐敗墮落到極低點。 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諸聖節前夕，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寫下了他對於贖罪券功能辯論的九十五條，釘在威登堡諸聖堂的大門上。如此，引起了反抗教皇及羅馬的火焰，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改教運動。主要由於路德不倦的寫作出版，“惟獨因信，惟獨聖經，惟獨基督，惟獨恩典”的信仰，迅速傳遍了歐洲。這顯示了文字聖工的功能。
在近代宣教史上，我們見到口傳與文字結合的典型運用：從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宣教士每到一地方開荒，先是學習當地語言，宣道教導，同時翻譯聖經。這樣，福音傳開了，教會建立了。教育和宣道，都必須用文字。如果繼續注重文字宣道教導，教會增長也必迅速而持久。至今仍然有些福音工作困難的地區，據統計：教會的增長，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直接由於文字宣道的效果。
現今的世代，很多人都忙於講求新技巧，新方法。但聖經真理是不變的。我們要求教會真正而持久的增長，建立合於聖經真理的教會，還是要回到聖經，回到那“古道”。
科門尼
一種最成功的世界語，“愛思不濫讀”（Esperanto），是於 1887年，一個波蘭眼科醫生Ludwik Zamenhof發明的，目的是成為一種人工的國際語言，以增進共同了解和平。因為他是猶太裔俄國人，生在波蘭和俄國邊界上，受了種族歧視，於是，他盡力推動容忍，以為國際語言的溝通，培養世界性的廣闊襟懷。他以Doktoro
Esperanto的筆名，出版了一本歷史性的書Lingvo Internacia，成為世界語運動的開始。以後，他翻譯了許多書，包括舊約聖經，莎士比亞的漢漠雷特王子，及安徒生的童話等，成為世界語。
早在十七世紀，一個畢生受宗教迫害的難民，也能有如此襟懷和遠見，則更為難能可貴了。
胡司（Jan Hus, 1373-1415）在波希米亞的宗教改革理想，使他自己成為殉道士。羅馬在康士坦市（Constance）的火焰，並沒有把改革信仰燒滅。胡司的跟從者，由抗議而抗爭，持續了許多年，終於被羅馬帝國的勢力弭平。但那只是由城市而轉移到鄉村。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再次挑旺了捷克人的改革信念。不過，三十年戰爭進入了十七世紀，1618年，波希米亞興起了英勇的反抗戰爭，仍然是以失望收場。
但是，正如伊拉斯謨說的：“信仰不能以刀劍決定。”有一個人更積極的相信：信仰必須以思想決定；而決定思想的是教育。這人是科門尼（Jan Amos
Comenius, 1592-1670）。
科門尼生在東莫拉維亞（East Moravia,今捷克）。十二歲的時候，父母亡故，他被送到普萊洛府（Prerov）受教育。他愛學習；但那裏的教育方法，使他非常難受。幸而校長認識他的天才，鼓勵他進入教職事奉。
1614年，在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畢業。二年後，受按立，在滋拉邑（Zeravice）的聯合弟兄教會任職。兩年後，任福勒耐（Fulnek）的牧師。
羅馬帝國皇帝費迪南二世（Ferdinand II），決心要使波希米亞徹底天主教化。改革信仰的領袖們，在戰爭中失敗逃亡。科門尼也不得不隱藏起來。在1620至1627年，那段黑暗的時期，他寫了世界迷局和內心樂園（The
Labyrinth of the World and the Paradise of the Heart），那是一本像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寓言書。書中的基督對尋求知識的“天路客”說：
“學問的最高峰，是在我所有的工作上尋求我，看何等奇妙的我統管你和萬有…不過，你尋求一切學問，必須不為討別人歡喜，而是要更親近我。”
這表明科門尼的基本信念：科學知識與宗教信仰，不是相反的，而是有其共同目標。在基督裏，有內心的自由和平安。
1628年一月，情勢的發展，使他決定離開本土；一班同一心志的信徒，隨他同行。當他們臨近波蘭邊界的時候，科門尼領大家作禱告：望著這冰封雪掩的大地，他求神保存“隱藏的種子”，將來冬盡春來，還會發芽。
這一小群宗教難民，在波蘭的來玆諾（Leszno）定居。
他相信：改革運動終有光復的一天；只是他不知道，那有多麼遙遠。他擬訂計畫，預備全民普遍的全時間少年教育，教導他們本國和歐洲的文化。
他以為教育是要及時，愉快，徹底。他的眼界不僅限於宗教知識，而是全面的教育。他的教育大計（The Great Didactic）一書，以為科學知識和宗教知識，都是出於神的啟示。他寫了幼嬰教育（The
School of Infancy），要母親們及早教育孩子。
回想自己在校的痛苦經驗，科門尼以為教育方法該是“效法自然”，學習事物，不是死記文法。他寫了世界第一本文字並圖畫的雙語教科書Janua Linguarum
Reserata，以捷克文與拉丁文並列，兩種語文的關係，學生可以看圖而知。出版以後，被譯成德文，英文，及其他歐洲文字，全歐風行。
科門尼一向著重整全的教育。1641年，在倫敦有一德國商人哈立布（Samuel Hartlib），邀請他去英國設立一所社會改革的學院，推廣他全面知識（pansophy）的理想，預備招收各國學生，以教育改進人類社會，促進道德和平。在那期間，他出版了光明之路（Way
of Light），哈立布為他製作新衣，如同英國的聖職人員；接待他，同他出入，介紹他認識了不少名人權要，包括彌爾敦（John Milton）。
適英國內戰爆發，1642年，科門尼返回來玆諾。法國的樞機主教，首相利其流（Armand-Jean du Plessis Richelieu），權傾一時，邀請科門尼到法國。美洲殖民地新英格蘭的總督文慈洛（John
Winthrop）正在歐洲尋找哈佛大學（Harvard College）的校長；但科尼流接受瑞典王的邀約，幫助教育改革，為他們撰寫一系列的雙語教科書。
1648年，科門尼被推為聯合弟兄會總監督。
科門尼心繫念波希米亞的光復。有一神秘主義者名叫得來必（Nichoas Drabik），常作預言；曾被弟兄會停止服事。他預言天主教勢力將被逐出波希米亞，改革者將光復故土。這正迎合流亡國外的難民想望，使他們很得鼓勵。科門尼願意相信，收集了此類預言，成為Lux
in Tenebris，在會眾中間傳閱，但並未出版。可惜，那些吉言並未實現。後來，科門尼逝世後，得來必立即否認那些“預言”，並歸順羅馬天主教。不過，雖然見風轉舵夠快，皇帝利溥（Leopold
I）仍然把得來必割掉舌頭，然後處死。
在科門尼有生之年，只看見一所綜合知識學校的成立。那是在匈牙利。青年的王萊可滋（Zsigmond Rakoczi），有意建立一所那樣的學校，邀科門尼前往主持。1650年，到達那裏，受到熱烈歡迎。模範學校設在撒路八達（Sarospatak），開學的時候，有一百名學生，歡喜看到理想的實現。不過，學生沒有準備，僅有讀寫的程度；教師不能了解教育的計畫，也失去興趣。1652年，萊可滋王逝世，學校中道崩殂。約在同時，波蘭的戰爭爆發。
科門尼回到來玆諾，攜帶著大批教科書手稿，但缺乏圖畫的雕刻製版；他送去德國紐倫堡（Nurnberg）印刷完成。那書是看圖識字（Orbis
Sensualium Pictus），以拉丁文和方言文字並列，在歐洲流行了約兩百年。
1656年，來玆諾被佔領，許多手稿化為灰燼；科門尼再次逃亡，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那裏以容忍和善待難民知名。有一個富有的工業家及爾（Ludovicus
de Geer），慷慨以財物支持科門尼，並且介紹他給荷蘭和歐洲的著名人物。
1657年，科門尼的教育著作全集（Didatica Opera Omnia）出版，收集他大部分有關教育的作品 。
1660年，科門尼寫了信仰手冊（Ratio Disciplinae），是拉丁文，敘述弟兄會的歷史和信仰基要，是基督徒生活信約。
他最後的作品教學參考，只見到部分出版；臨終前，他請求親近同工把其餘部分出版，但他們未能作到，而原稿失落，遲至1935年，才在德國浩邑（Halle）一所孤兒院發現。
1670年，聯合弟兄會最後一位總監督，教育家科門尼，在阿姆斯特丹逝世，遺體葬於西邊的內頓（Naarden），至今仍有人前往紀念館參觀懷念。
波希米亞弟兄會，後來成為莫拉維亞弟兄會，仍然持守以主為中心的一貫原則：“事奉救主拯救世界”。
這小群的基督徒社團，在1722年到了德國，辛森道夫伯爵（Graf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收容他們在他的領地上，名和倫戶特（Herrnhut），他們仍然照科門尼的原則集體生活，持守在基督裏的愛與合一。並且說：“神帶領我們來到這裏，祂可能要恢復我們的教會。”
果然如此。
1727年八月十三日，和倫戶特的莫拉維亞弟兄會，有了靈性的大復興，差遣宣教士到各島各地，也到了美國。
隱藏的種子，終於發芽了，而且長大收成。
基督教教育，是教會將來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