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爾：執燈的夫人
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維多利亞女皇（Queen 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見過多少的名將公卿。不過，據女皇御醫科拉克
(James Clark）爵士對一名女子說：“女皇預備見你，很是緊張，幾乎有些畏懼。”
這女子是誰？
芙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這次會晤，是慎重安排的。
科拉克醫生，同南丁格爾家是世交，給她家人看過病。1856年七月，芙洛從克里米亞（Crimea）戰地醫院回到英國，收到科拉克醫生的信，邀她去蘇格蘭的樺樹苑（Birk
Hall）度假幾天。
有社交經驗的媽媽聽到了，立刻興奮的說：“樺樹苑距巴默蕤堡（Balmoral Castle）步行只十五分鐘，是維多利亞女皇和亞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特地安排要在那裏見你。”
九月二十一日，科拉克爵士陪南丁格爾去見女皇。亞伯特親王保持安詳；維多利亞藍色的大眼睛，顯然流露出畏懼。在南丁格爾的溫和煦撫下，女皇立刻就放鬆了。不久，就喚皇家所有八名孩子皇子和公主都出來，同南丁格爾女士見面。
在九月到十月，他們有幾次見面。南丁格爾同亞伯特親王討論哲學問題，非常趣味相投。女皇知道南丁格爾常單獨旅行。有一天，女皇也照樣親自到樺樹苑來訪問她。在長時間的單獨談話中，南丁格爾提出她看到軍隊的問題，普通士兵缺乏教育和照顧，所得薪餉，往往浪費在酗酒上，並不寄回贍養家庭，建議組織委員會改進士兵健康和教育。女皇同意了，交政府辦理。首相是她家的老鄰居，作戰部長潘穆（Lord
Panmure）是她的朋友，讓南丁格爾提名組成委員，皇家軍隊健康改進委員會，於1857年五月成立。雖然成就不如理想，但南丁格爾寄以很大的希望。
女皇說：“英國有兩位偉人：男的是李文斯敦醫生（David Livingston）；女的是芙洛倫斯．南丁格爾！”
1883年的一天，女皇主持一個儀式，發現南丁格爾在樓上觀禮的人中。事後，聽到女皇說：“想想看，芙洛．南丁格爾來看我！”
芙洛．南丁格爾只小女皇一歲。在許多年前，女皇即位後不久，二十歲生日，芙洛十九歲，曾同她姐姐在倫敦王宮晉見女皇。那時，他們都是少女，是媽媽帶他們去的。
維廉和芬妮．南丁格爾夫婦（William Edward & Frances Nightingale），歐洲大陸長途旅行中，於1820年五月十二日那天，在意大利的芙洛倫斯（Florence），產下了第二個女孩，就以她的出生地為名。
南丁格爾家非常富有。自己在安珀里園 （Embley Park, Derbyshire） 有廣大的宅第，夏天則到里荷斯特（Lea Hurst,
Hampshire） 海邊的別墅避暑，有時住倫敦，有成百的各種僕婢服侍。季節更換，住處也更換；在乘自用馬車旅行途中，順道尋親訪友，同他們短住交際；他們來訪的親友頻繁，有時可以接待幾十人住在家中，長達數月，宴無虛夕。
維廉．南丁格爾畢業於劍橋大學，事業上的雄心不大。他是個理想主義者，耽於讀書，家中藏書很多。最重要的，是注意進退應對，如何稱呼各級的貴族，親友，如何穿著，表現，禮儀得體，自小由芬妮親自教導；並請有家庭教師，教導兩個女兒音樂，藝術，和基本知識；維廉自己教育他們其餘科目，包括：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歷史，哲學，數學等。
母親和姐姐葩茨 Parthe 性向相同，注重衣飾，喜愛交際。既然是一家人，芙洛也同他們一起活動；不過，那不是她的興趣所在。芙洛寧願同父親一起討論哲學，政治問題。他從小就對研究疾病有特別興趣，並且有系統的作筆記；她也關心貧苦的人，隨時幫助他們。
1837年二月七日，芙洛聽到神的聲音，要交託她特別的使命。此後，她一直留心尋求神的旨意和引導。她隨著追逐宴樂，也覺著得有快感；但內心卻有歉疚。她等候神進一步的引導，在她身上顯明祂的旨意。
此後，她求母親讓她去作“善事”，但芬妮拒絕；她期望女兒作傳統的婦女，嫁個好丈夫。
美麗的芙洛，不乏門當戶對的追求者。有一天，在首相帕謨斯敦（Lord Palmerston）家，遇到密林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是主張改革的國會議員（後為 Lord Houghton），也提倡教會的改革。他有學問，健談而風趣，二人甚為相得。只是在過從八年之後，芙洛終於拒絕他的求婚。另一個貴族的男士，也遭芙洛拒絕；母親把葩茨嫁給他。
芙洛漸漸知道，英國的高層社會婦女，終日不作一事。她認為那是可悲的人力浪費。而可憐的貧窮人家，年幼四五歲的孩子，就開始作童工！她又知道，父親的年收入，僅略低於維多利亞女皇，並沒有善於運用，以改善人民悲慘地生活，這是另一件可悲的事。她敏感的心靈，甚是不安。
芙洛厭煩所過“閒懶的忙碌”，那種無意義的生活，更鄙視那些矜持地位階級的表現，認為是“今生的驕傲”。
1842年，普魯士大使同他的英籍夫人基理斯汀．班生（Christian Bunsen）來訪。班生夫人是研究埃及學的學者，通曉哲學，神學，並關心教會的發展趨向。芙洛私下問她，如何可以幫助貧苦的人民。班生夫人甚感意外，從沒有人問過這樣的實際問題。她告訴芙洛，德國有個扶萊德納（Rev.
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牧師，注重慈善事業，舉辦了凱司務慈婦女訓練所（Kaiserswerth Institute），造就歸正教的女服務員，他們的名稱是“女執事”
（deaconesses），意為“服侍者”，或稱 nurses，意思是“傭婦”，不是現在的專業“護士”。弗萊德納把許多這樣的機構，先後擴展到世界各地。
芙洛讀了許多有關疾苦和社會問題的報告，越來越關心周圍的人民痛苦。
和衛醫生夫婦（Samuel Gridley & Julia Ward Howe），從美國來，在南丁格爾家作客。他們是有名的慈善家，提倡監獄和社會改革。那是1844年，芙洛二十四歲，仍然未能實現她的理想，心中時常不安。
第二天早晨，芙洛就把客人拉到一邊，問他說：“和衛醫生，你想一個英國的少女，能不能到醫院裏工作，如天主教作慈善工作的修女一樣？”
“如果你覺得是神的呼召，可以隨你的感動去作，不論任何工作，只要是盡你的責任為善助人，不必管甚麼有失身分或不妥。決定你的目標，隨從引導，盡力去作，神與你同在。”
芙洛心中充滿了喜樂平安。
她更加努力於在貧苦人群中間工作，時常到鄰近的鄉村。英國上層階級社會，也作些關懷貧窮的善事，只是常說：“沒有時間。”芙洛卻是由於召命感，和內心真摯的愛，細心了解他們，也贏得他們的信任。一個貧窮的女人說：“我把一切心底的話都告訴了你，跟我的親娘並沒有兩樣。”
這使她感到滿足。同時，她盡力與驕傲掙扎：一切榮耀都是神的，人偷竊神的榮耀是不應當的，是罪。
母親和姐姐不喜歡芙洛跟他們不同：你想你特別！他們以為那是出於驕傲。芙洛在自己家人面前，要儘量的避免提到“護士”（nurse）那個字，他們以為那有損身分，跟“傭婦”同樣的意義；上層社會是要受人服事，不是要服事人。
在1846年，班生夫人寄給芙洛一份凱斯務慈婦女訓練所的詳細報告。證實那正是芙洛心上要在英國作的！
1848年，芙洛和博瑞布治夫婦二人（Charles & Selina Bracebridge），結伴長途游歷歐洲和埃及，以為能得到心靈的安息。父母以為他們是知己可靠的朋友，同意他們的旅行。
在意大利，她訪問修道院，見到了虔誠的主持可倫芭（Mother Santa Colomba），確切的告訴芙洛，神呼召她作特別的工作；並且印證神要她：“完全降服自己的意志”。又對她說：“祂要求你作到最高，最完全。要小心。如果你違抗，必定極為有罪。”
芙洛遇到一個可憐的女孩菲利斯泰（Felicetta Sensi），很同情她。不過，父親雖然那樣富有，自己的錢並不多；芙洛甘願節省衣飾的費用，幫助她進修院學校受教育。
1849年七月三十一日，芙洛到了凱斯務慈！創辦人扶萊德納牧師夫婦歡喜引她參觀一切設施，並留她同女執事在宿舍過夜。芙洛的心靈高而且興，覺得是神的預備。第二天早晨，她自動幫助女護士，給流浪孤兒中的女孩們洗澡。
凱斯務慈的宗旨，是給予病人醫藥的照顧，同時讓他們得到屬靈幫助。所見到的，是敬虔，清潔，愛心，紀律，工作，信任。無限的平安。一切是完全無疵。芙洛對那萊茵河上的凱斯務慈訓練所，和扶萊德納牧師夫婦完全奉獻的精神，敬佩得無以復加。她只嘆息英國的婦女，被棄而不用！
1850年八月二十一日，芙洛回到英國。當她走進客廳的時候，母親和姐姐看到，很是驚奇。她向他們介紹帶回的貓頭鷹雅典娜。馬車伕又搬進來一大批書。
母親說：“在出門的時候，我們把你打扮得像公主一般，你那些華貴的衣飾哪去了？”
“我的衣服？我的床褥？在埃及，在希臘，在德國......我得有一身衣服穿著回來。”
1851年，芙洛同母親和姐姐去歐洲；踏上德國，芙洛自己又去凱斯務慈。這次是作女執事學徒。早晨五時起床，深夜就寢，中間只有三餐和下午茶，各有十分鐘休息。她每天筋疲力盡，但非常喜樂。到十月裏，再與母親姐姐會合回家。
倫敦的貴族婦女們，決定成立一個老年婦女療養院。一位朋友提名芙洛負責。1853年四月，芙洛的條件是接受病人不分宗教信仰，雙方同意。八月，在哈利街（Harley
St.）的療養院裝修完畢，正式開幕：有熱水，護士宿舍，並醫療設備。母親和姐姐認為是有失身分，一直反對；但父親撥給芙洛大筆的固定津貼。
芙洛自動是神的旨意。她的意志堅定，不顧任何人反對，盡心愛顧病患。療養院非常成功。開始的時候，最反對她的克蘭華茨夫人（Lady Cranworth），後來竟在倫敦到處宣揚芙洛。
著名的作家，也對芙洛發生好奇心，寫她的故事。
1854年三月，英國和法國聯合，對俄國的尼克拉沙皇宣戰。主戰場在黑海邊的克利米亞。
十月，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 戰地報導，說到英軍的傷患無人照顧，景況悲慘。社論呼籲：法國的傷兵，有“仁愛修女”看顧；“為甚麼我們沒有仁愛修女？”
十月十五日，芙洛收到她朋友赫伯特（Sidney Herbert），當時的作戰部長，來信說：“我知道，在全英國，只有你一人能夠組織並領導這樣的派遣隊。如果你願去，政府將授權並支持你。...”
六天後，芙洛組織了三十八名經過訓練的護士，購備了醫藥供應品，縫製制服，用具，並有三萬英鎊捐款，有法萊斯特夫人（Lady Forester）和南丁格爾家，並許多人的捐獻。
1854年十月二十一日，英國婦女護士團，在芙洛倫斯．南丁格爾率領下登船出發；經過法國馬賽，購買更多供應品，於十一月五日，到達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近郊的司克塔里（Scutari）。
英軍的總司令萊格蘭爵士（Lord Raglan），是曾在滑鐵盧戰役失去一臂的名將。
管轄康士坦丁堡的斯泰浮爵士（Lord Straford），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如同統治的帝王，住在宮邸中，有二十五名僕役侍奉。
郊外軍醫院的情形，使芙洛吃驚。收容了約三千名傷患；地磚剝落，病房裏有許多老鼠和虱蚤，每天每人的用水僅有一品脫（八分之一加侖），一個月輪不到洗一次澡。
廚房沒有廚司，由幾名士兵負責；連適當的鍋灶也沒有，只有十幾個五加侖的桶；煮而沒有滾沸的溫水，丟進幾塊肉，就算是湯。在此之外，沒有病人特備的飲食。整個醫院，是土耳其軍隊廢棄的營房，設備原不充分；現在水道不通；病房中十分擁擠，就地鋪些乾草，算是病床，其中臭氣沖人，庭院中糞便橫流。芙洛看了，既驚心，又悲傷，認為無異人間地獄！她忍住同情的眼淚，然後轉為憤怒。
醫生們對護士的政策，是不合作，不友好。負責醫生告訴芙洛：“你們得允許住在這裏，但非經請求，不得幫忙。”
但芙洛不能坐視。她看到傷患的耳，眼，手，腳，血污骯髒，而且營養不良，缺乏照顧。用她自己帶來的錢，首先買掃帚，洗刷用具，裹傷繃帶；並廚房的鍋灶，刀叉；以至手術用的桌子，和間隔的帳幔等物。醫生們不僅不歡喜，反而感覺厭惡：為甚麼她有這多資源，而我們幾乎沒有？
她又雇佣土耳其工人，修理陳舊的病房；雇佣婦女幫助清洗；買了六千件病人的衣袍，二千雙襪子，並睡帽，拖鞋等。到次年一月，廚房已經能夠供應病人的特別飲食，並在病床上放了所需食物的標識。
芙洛負責行政，以身作則，同甘共苦。在年盡以前，接過了醫院的日常事務。她為護士們置備冬衣，鞋，同他們一起吃飯；以至護士們驚奇，從來沒有看見過上等階級的英國婦女，肯這樣作。她分派護士們，接過了廚房炊事，負責醫院的清潔，照顧傷病。她自己用一個屏風間隔，住在儲藏室裏。
她寫信給作戰部長，要求醫藥並其他供應。她抱怨著比起法軍的設備齊全，供應豐富，英國對不起他們的兵。伴同芙洛去那裏的博瑞布治，見到實際情況，忍住眼淚說：“英軍就這樣給糟蹋掉了！”
南丁格爾家人寫信說：芙洛的名聲已經遍傳全國，被視為英雄。但她說：一切榮耀該歸於神，她自己不過是神的器皿，甘願喝那當喝的苦杯。
赫柏特部長夫婦竭力支持芙洛，輸送她要求的供應品。不過，他們太熱心了些，也送來了一百名未經訓練的護士！那些不服約束的婦女，給芙洛和她的同工很大麻煩：有的懶惰，散漫，有的品行不端，被芙洛遣送回國。
女皇也是芙洛熱心的支持者。女皇託她向忠勇的榮譽戰士們問候，祝他們早日康復；並囑作戰部長，將芙洛的情形和需要，隨時報告女皇陛下。
英軍醫院現在也漸上了軌道。在芙洛建議下，設立一名軍官任總理，下有四名助理，分別負責：日常行政，購買食物，購買衣物用具，並管理醫生。
1855年三月，英國政府改變。作戰部長換了潘穆爵士，芙洛的朋友。另一位朋友蘇滋蘭醫生（Dr. John Sutherland），從英國派來率團視察衛生情況。他認為醫院的條件無異謀殺。立即開始改進，其一是派來法國名廚松宜（Alexis
Soyer），負責烹調簡單而營養的食物，使復健有很大進步，士氣提高。
芙洛對護士們的管理很嚴格，制服的設計，就是為了簡樸實用，而不華麗美觀。她規定：在晚間八時以後，任何護士不准進入病房，只有她自己，手執一盞燈，巡視傷患，所以贏得了“執燈的夫人”（The
Lady with the Lamp）的稱號。
不過，有光照不到的黑暗，就是人的心。在芙洛的護士中間，竟然出了背叛的猶大。一名她認為可靠，派管理捐贈物品倉庫的，偷盜東西，也偷芙洛的衣物；被發覺後，遣返英國。她卻到處造謠毀謗，說芙洛從中偷取捐贈的物品。
芙洛在管理和寫信之外，還親自護理病患，幾乎所有在院的傷病，都經過她洗傷包裹。她工作從早到晚，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談休息了。在以前，住院傷者的死亡率，差不多是一半，以至有人說：當兵不死在前線，要死在醫院裏。到四月，死亡率減低到百分之十，而且在繼續降低。
1855年五月，芙洛渡到黑海對岸巴克拉華（Balaclava），更近前線的醫院。經她調養復原的士兵，成千的來向她歡呼：“英國的英雄女兒，士兵的朋友！”她深受感動，只說：“榮耀歸於神。”
芙洛病倒了。
醫生說：她染上了克里米亞熱病，昏了過去。她極虛弱，說話仿佛耳語，難以聽見。
五月二十四日，她聽到外面護士急切的阻止人進來。
“沒錯，這是南丁格爾女士的房間，我叫萊格蘭，她跟我很熟！”進來的是英軍統帥。他說：“我會打電報給女皇陛下，報告你已經脫離險境。她一直關心問你。”
離去的時候，萊格蘭勛爵說：“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鮮花。”
“那是士兵們，他們對我很很親切。”
“士兵們？那些野畜生會這樣？”
芙洛看出萊格蘭很疲弱，健康極差。六月，他去世了，是辛勞過度的結果。
蘇滋蘭醫生說，病倒救了芙洛，否則她也會因勞致死。她的病已經沒有危險，回到司克塔里調養。
不久，女皇從倫敦送來一枚襟飾別針，是皇夫亞伯特親王特別設計的，上面是三顆大鑽石，每顆周圍五粒小鑽石，成為星狀；邊上刻著：“憐憫人的有福了”；中間一個紅十字架，並有一頂皇冠，有女皇名字簡寫的“V.R.”。下面一面旌旗寫著：“克里米亞。”背面刻著：“給南丁格爾女士，感激她忠誠看護女皇英勇的士兵。維多利亞女皇贈於1855”。
1856年，英國首相派人去調查克里米亞軍醫院的情形。政府正式公告：“女皇陛下任命南丁格爾女士為英軍醫院女護士隊總監。”
二月二十八日，克里米亞戰爭正式結束。芙洛看最後一名傷病離開醫院。然後，於七月十六日離去，經巴黎返回英國。她知道英國各界準備給予盛大歡迎，所以從倫敦乘火車，悄悄回到在Lea
Hurst的家。
她認為“偷竊神的榮耀是可恥的。”而且總以為自己是失敗的。所以寧願安靜工作，常是同時作許多工作。父親為她在倫敦買了一幢房子，住在那裏。
芙洛寫了一本護理手冊（Notes on Nurs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出版後，很受歡迎。但她所寫另一有關神學的書，則被認為立論有瑕疵。
1860年六月二十四日，芙洛四十歲生日。
“南丁格爾護士訓練學校”（Nightingale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 正式開學。在她回英以前，國內的貴族，友人，包括皇家支持者，組成了一個“南丁格爾基金”，從其中撥出四萬五千鎊，開辦這世界第一所正式護士學校。
同年，在芙洛建議下，軍醫學院也成立收生。
1870年以後，芙洛稱病很少外出，常住在倫敦。不過，她除了神經衰弱，沒有顯然的疾病，卻終日臥床不起。但她仍閱讀各樣社會問題，救濟疾苦，推動改革，其中有印度的醫藥改進建議。蘇滋蘭醫生和其他朋友，則幫助她奔走。後來，她的父母，姐姐，和親友，相繼去世。
芙洛孤獨的進入二十世紀。
1901年，芙洛眼睛失明。1907年，英王頒贈她“Order of Merit”，是第一名婦女獲此榮銜。但對於她無甚重要。
1910年八月十三日，芙洛倫斯．南丁格爾在睡眠中安然離世。她有遺囑，不接受葬於西大教堂（Westminster）的榮譽，安葬在家鄉的教堂墓園裏。墓碑上有個小十字架，只刻著：
F.N.
BORN 1820
DIED 1910
但她的名字，常銘刻在許多人的記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