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愛銳
蘇格蘭飛人：烈火戰車
李愛銳（Eric Henry Liddell, 1902-1945）的父母，是英國倫敦會差到中國的宣教士 James & Mary Liddell。他們夫婦初被差往內蒙古傳道，因為義和團事件，撤退到上海，他們的長子羅柏（Robert Victor），於1899年十月二十三日生在那裏；及至亂事過了，於1902年一月十六日，在天津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取名為 Henry Eric Liddell；在預備去登記的時候，途中遇到一個宣教士朋友，聽了告訴那新父親：這樣的名字在學校會給孩子受嘲笑，因為簡寫 HEL，跟 HELL（地獄）相近。父親馬上改過來，成為 Eric Henry Liddell，中文名字李愛銳。
1906年，他們第一次休假，準備回蘇格蘭。從報紙上讀到哈斯威勒（Wyndham Halswelle）在奧林匹克運動會，得到四百米銀牌。
五歲的愛銳問：“父親，從來沒有蘇格蘭人得到過第一名嗎？”
父親點頭說：“不錯，蘇格蘭從未得過金牌。愛瑞，得獎牌不是最要緊的；最重要的是怎樣跑人生的路程。”隨即打開聖經：“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愛銳說：“天上的獎賞！父親。”
那時，愛銳剛患過嚴重的痢疾，兩腿瘦弱，舉步不穩。他們的朋友搖著頭說：“這孩子恐怕將來不能好好走路了。”
經過六個星期的海上航行，回到蘇格蘭。一家人在一起的假期，過得非常愉快。假期終了，父母看著八歲的羅柏，和六歲的愛銳，安置在艾爾贊書院（Eltham
College），一個寄宿學校，一百多名學生中，有很多是宣教士的兒子。父母帶著兩個小的孩子，再去中國；他們的小妹珍妮（Jenny），將入芝罘學校；只有最小的幼弟，跟著父母。
兄弟二人在學校裏，很快就能夠適應。到中學階段，羅柏和愛銳成為全校最佳的運動員。愛銳勤於參加校中查經班，在聚會中，遇到了科學教員顧玉麟（A.P.
Cullen），將要去中國，在天津新學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教書。愛銳立志：有一天，要追隨顧玉麟的腳步。
1920年，愛銳進入愛丁堡大學（Edingburgh University）。
在校運會徑賽中，李愛瑞的百碼和二百碼成績特出，校刊立即宣布說：“一顆閃耀的巨星，出現在天際。”
1921年六月十八日，蘇格蘭大學校際運動會，李愛銳得百碼冠軍，並以二十二點四秒的表現，贏得二百米冠軍。幾天後，復在蘇格蘭業餘運動協會競賽中，以二十二點六秒，跑完二百二十碼（二百米），破全蘇格蘭紀錄。
愛丁堡大學立即當他是最傑出的運動員，給他一名特別教練，表明其特權和對他寄望之殷切。
教練梅其察（Tom McKerchar），對李愛銳影響很大。他指導愛銳，如何作預習運動，如何在起跑的時候，俯身前衝更強勁；他知道愛銳在賽跑中，把雙臂像風車般掄動的習慣，並不改變他，只指導愛銳如何跑得更快；在接近終點的時候，把雙腿提得更高；跑完的時候，給愛銳作鬆弛肌肉的按摩。愛銳覺得他是知己的朋友，又像在身邊的父親一樣。
那年，母親又回國休假。母子坐在廚房的桌子旁，愛銳問說：“母親，你想神真的會要我跑？”
隔著桌子，母親捏著兒子堅強的手臂，對他說：“愛銳，我相信神給你特別的恩賜。也許，神有祂的計畫。現在你跑，把所有的榮耀歸給祂。”她知道兒子已經把一生奉獻給神，預備將來到中國作宣教士。
愛銳笑著點頭說：“你知道，當我在賽跑的時候，我覺得是為神而跑。”
第二天，到室內運動場上練習，愛銳有更清楚的目標。
但他不是“眼望地極”的愚昧人。宣教事業，應該從身邊開始。
那年暑假期間，愛銳到海濱作救生員。他藉此機會，訓練作靈魂的救生員，向在海灘上的游蕩青年傳福音，領人得救。
有一天，愛銳收到妹妹珍妮從中國來信：
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我必扶持你。（賽四一：10）──愛你的，珍妮
不久後，有格拉斯高學生福音聯合會（Glasgow Students' Evanglical Union, 簡稱 GSEU）的一個領袖，湯牧生（David
P. Thomson），經過他哥哥羅柏介紹，找到了愛銳。他們組織學生，在各城市佈道；但需要有個全蘇格蘭知名的人號召，以吸引聽眾。愛銳低下頭，想了一會兒，說：“可以，我會去！”
珍妮的信，激起了他的信心。
1923內四月六日，愛銳第一次作公眾演講。聽眾約八十人，大部分是工人，有的失業，多數是酒吧的常客。愛銳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使聽者感到像交談一般。他問：“你們願意認識我所愛的那位神嗎？我來的時候，感覺沒有力量，也自以為不能講這些話。”
聽的人找到了基督；講員發現了他有講道的恩賜。
第二天的早報上，刊載了李愛銳佈道的消息。他感謝湯牧生給他開了傳福音的門。一個禮拜後，他成為正式團員。
下一次的佈道會，有六百學生參加。以後的三年多，他們走遍英國，向千萬的群眾講福音。
1923年七月六日，身高只五呎九吋的李愛銳，在倫敦的比賽中，創下九點七秒百碼，和二十一點六秒二百二十碼的全英國紀錄。梅其察教練把報紙指給他看：“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李愛銳打開他隨身的皮面聖經：“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林前七：7）“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林後一○：17）
當別人問他賽跑時的情感，他常回答：“我不甘失敗。”
李愛銳在英國的奧運選拔賽中合格，是眾人矚目得金牌的希望。
下一場，是在巴黎的第八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好幾天來，梅教練常去愛丁堡的體育主任辦公室，查詢國際奧林匹克會的來信。
信來了。帶來了問題，甚至是危機。
國際奧運會主席，是法國的庫伯田爵士（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決定把全部各項賽程活動，緊縮到二週完畢；又因為1924年七月十四日是法國大革命紀念日（Bastille
Day），全國放假，百米初賽定在七月六日，星期天。
梅教練囑咐秘書，且不要向任何人宣布，免得報紙有影響愛銳的不友善報導－－至少要維持現在。
他先把賽程告訴愛銳。
愛銳回答不能參加星期天的初賽：“因為一定要守主日為聖日…我太愛神了，不能在那天賽跑。”這是說，他自動放棄參加百米競賽：他表現最佳，可以穩取金牌的項目。
教練點頭表示理解：“下一步，我得告訴英國的主持人。愛銳，你知道將發生甚麼事？那些新聞記者？”
“耶穌從來沒說跟隨祂是容易的事。”
以後幾個禮拜，梅教練和英國奧會主持人，竭力想改變百米初賽的日程；法國方面置之不理。
公眾給你光榮，期望你付出自由的代價，包括要在信仰上妥協。
英國的報紙，對愛銳持續的攻擊，指他：“背叛蘇格蘭的體育精神。”李愛銳的百米成績，曾以少於十秒的速度快過世界最高紀錄，可以使英國穩得金牌；而他的二百米及四百米，雖然也傑出，但不及百米。這多麼使他的國家失望。
一名英國的貴族說：“參加奧運競賽是唯一要緊的事。”
愛銳會參加競賽，但要照神的條件。
他決不犧牲信仰，為了得獎的光榮－－不管個人或國家的。
他準備好了。
只有神的話是他的安慰和倚靠：“凡信祂的人，必不至於羞愧。”（羅一○：11）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口號：“Citius, Altius, Fortius！”（更快，更高，更強！）
1924年七月六日，主日。李愛銳參加巴黎的蘇格蘭長老會聚會，並且登講台向會眾傳達信息。那天的百米初賽中，英國的亞伯拉翰斯（Harold
Abrahams） 領先。次日決賽，愛銳在場助威，當亞伯拉翰斯以十點六秒贏得金牌的時候，愛銳在位上歡樂跳躍，非常興奮。
七月九日。李愛銳和梅教練看見賽徑鋪上新煤渣，相視搖頭，知道會影響速度。愛銳參加二百米決賽，盛暑使他的身體不適，開始的時候落後，但奮力急起，以第三名達到終點，贏得銅牌，是第一個在二百米得獎的蘇格蘭人。
七月十一日。幾天來的初賽和練習，使李愛銳全身的筋肉疲倦。他在旅館前踱步，等候其他團員聚齊，同往賽場。
忽然，有個相熟的面孔跑來，只交談短短數語，把一張小紙遞在他手裏，就走了。愛銳記得，那人是英國選手團臨時雇用的按摩師，曾替他按摩過。他向那人表示謝意，隨手放在口袋裏說：“我將在賽場中讀。”
那天是星期五。先是半決賽，六人入選。稍後，是四百米決賽。
在更衣室裏，愛銳記起那張紙，從袋中摸出來讀，上面工整寫著的信息：
“那亙古真理的書上說：‘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祝你常得勝。”
那是愛銳喜歡的信息，現在更是如此。他低下頭，自己微聲說：“感謝神！”
在分配賽跑線路的時候，愛銳是在最不利的外圈第六線。愛銳照他的老習慣，同每個選手握手，祝他們成功。（他從不說：“好運”，因為相信所有事都在神的手中。）然後，弓身預備起跑。
梅教練緊張的握著跑表注視。
信號槍響了。愛銳一開始就遙遙領先。超越中途時，只用了22.2秒：這速度能贏二百米。沒有任何四百米的選手這樣跑法，到最後衝刺，哪能有足夠的力量！
愛銳仍然領先。旁觀的梅教練，仿佛停止呼吸，也跟著愛銳揮拳。再看場中，愛銳的頭後仰，舉目望天，雙手像風車轉動，膝頭幾乎提高到胸膛，繼續拉長與後面選手的距離。
蘇格蘭的李愛銳，第一個衝破終線，以46.7秒的世界紀錄，奪得1924年奧林匹克四百米賽跑金牌，超出第二名五米以上。愛銳慢下來，轉身向第二名腓持（Horatio
Fitch）伸出友誼之手，再走向同屬英國隊的巴特勒（Guy Butler），他裹傷跑得第三名，已經不支倒在草地上。
第二天，禮拜六早晨，愛銳在旅館房間預備明天在蘇格蘭教堂的講章。是梅教練在敲門。他手上滿抱著報紙說：“沒有疑問，你是正式的蘇格蘭英雄！”
愛銳說：“湯牧，我不想再聽下去，夠了！”作勢把他的教練推向門口。
教練繼續讀，倫敦報紙說：“不再是國家的叛徒，李愛銳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四分之一哩健將！”
“還有更精彩的，現在，我讀亞伯拉翰斯的話：‘任那些不欣賞愛銳跑姿的人搖掉他們的頭，算了，去他們的；他先到終點。’”二人一同大笑。
“蘇格蘭飛人”讓梅教練引述他四百米成功的秘密：“在前二百米我盡力而為。在後二百米，靠神的幫助，我更加努力跑。”教練加上一句：“這是真正英雄的話，我也如此說。”
神還要呼召李愛銳跑更偉大的賽程。
1924年七月十七日，愛丁堡大學畢業典禮。李愛銳獲得學士（B.S.）學位。唱名後，在眾目注視中，愛銳走到台上。
校長伊永格爵士（Sir Alfred Ewing）說：“李愛銳先生，你的確證實了除了主考者以外，沒有誰能通過你！”（You have shown
that none can pass you but the examiner!）這妙絕的雙關語，引起哄堂大笑。校長請大家肅靜，繼續說：“在古希臘的傳統，是大祭司把橄欖枝冠冕加在得勝者頭上。校長不是大祭司，但代表大學表示對你為本校贏得的榮譽而自豪，贈予你一首希臘文詩，是梅爾教授（Prof.
Mair）作的，並為你戴上這桂冠。”等會眾的歡笑靜止，梅伊爾授朗誦詩章：
恭賀參加奪冕競賽的人
頭戴著桂冠歡然凱旋，
你該加倍的歡喜，表現
如此的速度至今可稱空前；
我們母校歡欣你的成就
向你獻呈這冠冕：
奧林匹克的得勝者，接受，
戴上，願上天向你展現笑顏。Happy is the man who the wreathed games essaying
Returns with laurelled brow,
Thrice happy victory thou, shuch speed displaying
As none hath showed 'til now；
We joy, and Alma Mater, for thy merit
Proffers to thee this crown：
Take it, Olympic Victor, While you wear it
May Heaven never frown.
畢業典禮完成，同學們把頭戴桂冠的李愛銳抬在肩上，離了麥克伊萬禮堂（McEwan Hall），往聖及勒斯大教堂（St. Giles Cathedral）去。那相當於倫敦的西大教堂（Westminster），為畢業生舉行感恩禮拜。大家要求李愛銳講話。
愛銳在蘇格蘭長老會的出生地，登上諾克司（John Knox）宣告勝過羅馬教凱旋的講壇，及時的說：
在賓夕維尼亞大學的大門上，有這樣的銘辭：“在失敗的塵土中，或在得勝的桂冠裏，如果盡上最大的努力，都能夠得到榮耀。”（In the dust of defeat as well as in the laurels of victory there is a glory to be found if one has done his best.） 有人已經盡力而為，但沒有得到勝利的冠冕。他們也有分於同樣的榮耀。
李愛銳所引用的銘辭，是1908年在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賓夕維尼亞主教講的，愛銳從早年就一直記在心裏。
在愛丁堡大學的畢業生午餐會中，李愛銳以僅區區一名學士畢業生，坐了貴賓席。這實在是史無前例；但愛丁堡大學得到奧運金牌也是前所未有的。
不過，還有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大學文學會，預備了一輛滿飾綵帶的馬車；但不是用馬拉，而是由幾個大學力壯的學生拉著，載李愛銳和校長，到校長宅邸茶敘。這樣的榮典和盛意厚愛，伊永格爵士說，他從來沒有經驗過。
愛銳在去巴黎以前，就申請入學愛丁堡的蘇格蘭公理會學院（Scottish Congregational College），因此，留蘇格蘭一年。他也參加了好多場比賽；更作GSEU多次聚會的講員，影響了不少青年人，奉獻傳道事工。
1925年六月二十七日，愛銳在格拉斯高的 AAA 業餘運動會中，贏得了最後的競賽。
在給獎典禮上，李愛銳講話：“我生活的銘言是，如果事情值得作，就值得作好。我告別四年的徑賽。”
一個禮拜後，他乘船出發去中國。
格拉斯高的報紙，刊出了一幅漫畫：李愛銳身穿運動背心短褲，牧師硬領，下面四句短詩：
他去中國跑另一個賽程
像奧林匹克一樣勇往直前而且堅定
如果終點一時還難以知明
以他特有的速度，我們裁判他必勝。For China now another race he runs
As sure and straight as those Olympic ones
And if the ending's not so simply known
We'll judge he'll make it, since his speed's his own.
成百的人，聚集在他家門前，等候同他道別。在門前，一輛華飾綵帶的馬車，由兩組大學生拉著，李愛銳帶著四個衣箱坐在車上，“蘇格蘭飛人”含淚告別故鄉。街道兩旁，人群列隊歡送。在衛福里車站（Waverley
Station），人潮洶湧。登上火車，愛銳從窗口向送行者喊話，沒有誰能聽見。愛瑞唱起他所愛的詩歌：“日光所照萬國萬方，基督主權統治無疆。”群眾一同唱和，在宏亮的歌聲中，火車緩緩駛離車站。
他開始新的賽程。
地上的顯耀漸漸隱去，屬天的榮光彰現。若不是主大愛的吸引，誰能使這青年的運動新星，甘願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孤獨的愛銳，有儘多的時間默想，準備面對中國的工作。
經過換乘西伯利亞鐵路，轉南滿鐵路，到達天津，是七月杪的時候。新學書院還未開學。李愛銳正好趁時與同事的教員熟識，適應新環境，並重新學習他遺忘的“母語”。
新學書院創始人赫立德博士（Lavington Hart）是校長，有英國教員五人，中國教員二十五人，學生約四百名。
有一天，他回到和父母同住的家中，頹然倒在椅子上。他告訴父親：“學校要我教英文，那是我最差的科目。而且我中文太差，怎能夠向學生講耶穌？”
父親告訴他，不用急切求全。他的中文慢慢會自然回來；同時並提醒他，可以使用神給他善跑的特別恩賜。
李愛銳在授課之外，還教導體育。不久，愛銳成為最受歡迎的教員。他兼教化學，能夠勝任各種科目，在課外許多學生樂意來家中，參加他的查經班。
1928年，他組織校中的運動會。那年，日本主辦遠東運動會，在旅順舉行。李愛銳參加了。雖然久未練習，仍然能以二十一點八秒跑完二百米；四百米的成績是四十七點八秒，證明他是世界級的優秀運動員。他也應請特作百米個人表演。
那年，倫敦差會通知愛銳的父親，因為他健康的問題，這次回國休假，將是他退休的時候。愛銳送別父母和弟妹，在聯合教會作主日學校長，並領導唱詩班。新來的司琴，原是他四年前在蘇格蘭的主日學學生芙洛（Florence
Mackenzie）。二人再逢，不久就訂了婚，芙洛回到加拿大，去完成護士訓練。
1931年，愛銳回英休假。在這期間，完成神學課程，並於1932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再到中國前，受按立為牧師。
1934年三月二十七日，李愛銳和芙洛在天津聯合教會結婚。婚後，生有兩個女兒（第三女兒在芙洛回加拿大後出生）。
1936年，倫敦會因為蕭張的事工極度缺人，調愛銳往那裏；在蕭張醫院作醫生的哥哥羅柏，也催促他前往。那年九月，將芙洛和孩子留在天津，愛銳自己坐騾車去到蕭張，先試能否適應。到後，那裏的教會歡迎“李少牧師”，也有一位王鳳洲可以為他翻譯，補助語言的不足。
愛銳雖然沒有能夠跟隨父親一同工作，卻是繼承了同一工作；不過，所繼承的不是光榮的宗教王國，而是苦難的十字架道路。他的心中充滿喜樂。他知道是神的旨意，為了神的教會需要。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大片土地，迅速的被日軍佔領。次年，羅柏醫生自己染病，和妻女回英國休假。蕭張醫院只有瘦小的護士安妮（Annie
Buchan）一人，沒有合格醫生；愛銳僅懂些微急救，也只得充數。所需要的醫藥及供應，要長途跋涉，從天津運來。有一次，途中遇到匪徒搶劫，失去所有的物品；他只得回去，再次用騾車運來。這次在路上遇到一個中國畫家，被日軍砍頭，差點傷及氣管。愛銳救他上車，以簡陋的設備，竟然奇妙的使他痊愈。那畫家繪製了一幅牡丹送他，愛銳彩印贈給朋友，記念神奇妙的救護。
1940年冬天，日本為了履行軸心國聯盟，佔領了愛銳住家所在的法租界。
1941年二月，在蕭張的醫院被拆平。為了要“集中保護”，把英美僑民，包括愛銳家人，都遷移到天津英租界。
五月，戰爭風雲緊密，為妻女安全著想全，愛銳趁著海上航行還沒有斷絕，及時把懷孕的芙洛，和兩個女兒，送上船回加拿大。他們在地上將不再見面。但愛銳記得母親的話：“愛主的人，沒有最後的離別。”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奇襲珍珠港，並攻擊香港，美英對日宣戰，與日本成為敵對國。在租界僑民的行動，受到限制，日軍規定：不准有十人以上的聚集，包括宗教聚會。愛銳想辦法印好同樣的經文和秩序單，預先分發給幾個家庭，主日同時舉行“茶會”。如此，沒有停止過聚會。
1943年三月十二日，命令頒布了：所有英美敵國平民，於三月二十六日，遷移到山東濰縣，每人限帶衣箱兩件。
濰縣的樂道院，一度曾是廣文大學的校址，現在成為平民集中營，約有一千五百居囚。四面圍牆，裝有電鐵絲刺網，碉樓有日軍居高臨下駐守監視，夜間有強光照射燈。那時，戰爭緊急，食物供應短缺，很多人衣衫襤褸，營養不良，而致形銷骨立。不過，管制倒不太嚴緊，他們可以在主日聚會，並且組織了學校，使孩子們的教育不會停止；“愛銳叔”是數學，物理教員，當然領導體育，又是最受歡迎的主日講員，領查經班，還要充任翻譯。同時，要負責在三個大廚房之一工作。
蕭張醫院的安妮，本來轉到北平協和醫院工作，看護一個重病的人；現在也來到了濰縣樂道院。他看到一個瘦削的人，穿著寬大的花襯衫。幾年的分離，已經認不出舊日的朋友；只有他真誠可親的笑容未改，使他認出那是愛銳！
愛銳笑著，指他身上的襯衫說：“這是芙洛房間的窗帘改作的。”
1945年，集中營的配糧更減少了。裏面的人反倒歡欣，從漏進來的消息，知道日本支持不了多久。
有一天，安妮看見愛銳獨自坐在院中的條凳上，垂著頭。走過去問：“芙洛和孩子們好嗎？”
“感謝神，他們都好。…只是最擔心我沒有給芙洛夠多的時間。”眼淚流下他疲倦的臉頰。
一月中，愛銳到醫院去。見到安妮，他說：“我的頭腦裏面有嚴重問題。”幾個醫生診斷，說是營養不良，重感冒，鼻竇炎等，沒有致命的病徵。一月底，收到國際紅十字會送來的食物，營養改進了些；但愛銳的病情沒有進步。
安妮看到他的改變，知道愛銳不肯稱病的習慣，顯然更為擔憂，勉強安置他在簡陋的醫院裏。現在，愛銳表現出神經的病徵。他講話斷斷續續，行步也極困難，右腿部分癱瘓。醫生們懷疑是腦瘤，但限於設備無能為力，當作中風治療，叫他完全休息。
不知怎地，愛銳的健康似有恢復。他竟然能夠起來走路，還探訪朋友，並參加聚會。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他出去散步，到郵局寄了一封短信給芙洛。
下午，遇到一個從前主日學學生。看到愛銳神色很不對，精神恍惚，咳嗽又呼吸急促，說不出話，他趕快叫人來救助。
安妮剛下班，聽到了消息，急忙跑來，來到床邊，拉住他的手，喊著說：“愛銳，對我說，你想那裏有毛病？”
“他們完全不懂…”接著，喃喃說些無人理解的話。以後，呼吸困難，昏迷又再醒轉。
安妮用手臂抱著他。李愛銳最後的話：“安妮，完全的降服。”看著他睡去，進入永恆，安妮的眼淚從臉上流下來。
第二天，大雪掩蓋著全地，一片純白。
二月二十四日的安息禮拜，由倫敦會資深宣教士柏理生牧師（Rev. Arnold Bryson）主持。大禮堂坐滿了人，在門外的人更多，為這位只四十三歲的福音短跑選手送別。
十天後，舉行李愛銳追思禮拜，由愛銳的老朋友顧玉麟主持。會中唱他喜愛的詩歌“Finlandia”（我靈安靜）；安妮追述他們在蕭張的日子。
幾個月後，日本投降了。
對李愛銳來說，正是：“那美好的奮鬥已經完成了，當跑的賽程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位公義的裁判，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腓四：7-8另譯）所要得的，是那“不能衰殘的永遠冠冕”（林前九：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