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在年初给自己系了根红绳，然而对这红绳所能系住的生命已无太多眷恋。我曾经说过：人的生命状态不过两种，一是"寻死"，一是"等死"。而我自己的人生经过一段"寻死"之后，基本进入平稳状态"等死"。在"寻死"阶段中，我或醉生梦死，或学惮悟道；或寄情于"革命"，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命斗，并试图斗得其乐无穷，或纵情沉迷于情爱、山水。然而在我灵魂中有一份无法回避的清醒，冷眼旁观着所有徒劳无意的"动作"。"生命"超乎我意愿地存在着，并以一种圣洁审判我。这种审判令我的灵魂与生活始终不得安静，我以纷繁的生活来逃避，甚至躲入"惮"智慧的游戏中，逃避面对真理，以"悟道"逃避"道"。直到"道"因着特殊的怜悯与拣选亲自来到我面前，并以为父的心向我发问，向我呼唤。

　　1999年我的一个上海老乡刚到美国。她处于各种难处中，渴望有个什么让她拜拜，以求心灵的平静。美国的生活己经使我不忍嘲笑人的无奈与软弱，我盼望能拿给她点什么，哪怕是个木雕或石琢的神像。但这里中国人不多，也没有庙宇，我这个不信神的人就带她去了教会，我第一次希望这个与人没什么关系的神，能给她一点安慰。事实上这也是我第一次不以观光的心态去教堂。但神就在那一次以"主活着"这首歌摸着了我的心。我可以不要一个创造万有、高坐宝座的神，但我无法拒绝一位活着的"阿爸父"。

　　我独自看了"耶稣传"的录像，我看着这个神降世为人，卑微一生，死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我看着他垂下流血的额，环视充满罪念、毫无怜悯的人们，向父神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与我通常所以为的神是这样地不同，于是我怀着半信半疑但又是诚挚的心，向茫茫苍空发出祈求，"神啊，如果真有你这样一位神，请进入我的心灵，帮助我认识你。"

　　这一位神真是信实的神，是一个愿意向卑微的人启示自己的父。一周后，四月的一个夜晚，何等平凡而美丽的春夜。我独自躺在沙发上看书，书页中的上帝二字，一个个浮现出来，让我不停地流泪，毫无理由地流泪。这眼泪冲刷了我心中拥塞的各种理念、智慧、知识。上帝向我的心灵发出两句问话"你为什么写？""你为什么活？"过后想想这不过是两句简单的问话，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哲学惮宗的人，不算什么新问题。然而，那一刻，这问话直射心灵。在这种光射的面前，人生哲理、惮道智慧都被照得像些虚弱的影儿，渐趋消失。我面对着一个向心灵发问的神，无法用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来回答；我面对着一个创造生命的主，也不能以退为守地说"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混个饱腹"。

　　我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朽观的思想对他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希望能不白活一趟。"当我这样问答时，很沮丧却也很踏实地看到，在自己修炼的无欲无为中，最朴实最高的境界仍不过如此"世俗"。上帝继续发问："你真的关心其它人？在乎那些读你作品的人吗？"我无言以对，我发现自己谁都不爱，谁都不在乎。他又问："你真得关心并尊重这个你想留名的历史与社会吗？"我仍是无言以对，自己早就认为看透了所谓的历史与社会，何来关怀与尊重？神说："难道你要用你全部的生命来为你所不爱、也不在乎的人写作，在你并不尊重的历史中留名吗？"我当时就在这问话面前垮掉了。那个春夜寂静无声，常在我心中诤诤有词的各种学说、理念都在这一刻寂静无声。神以我"虚无"的人本主义的"矛"，攻了我来自文化中的功利的不朽价值观之"盾"。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思想理念的根都在这一刻显出它混杂、虚浮的本象，那出于人的智慧的"生命不朽"与意义立刻崩溃。我里面那个自大的、庞然的我，就像个冰雪巨人被阳光迅速晒化。

　　但我是善辨族类中的一员，我在里面彻底崩溃的同时还似乎有许多可说的。创造人类的神实在是我的天父，他太懂我了，他不再与我争论，只是慈声唤我："来！女儿，把你的生命和艺术给我。"我在神不断的呼唤中流泪、流泪，在这不尽的流泪中放弃了诡诈的思辩，忘记了惯于对抗的才能。只是真实地感到从来没有谁像上帝天父这样地要我，要我这"死"的毫无盼望的生命，要我这破败不堪的人，要我这毫无价值、虚浮的文字，要我心底那给不出去的"爱情"。当时我就流着泪对他说："你要，就拿去吧。"

　　我拥有圣经已逾十年，回顾那十年中自己为什么没能真正认识神，遇见我所寻觅的道？实在不是自己无法相信有神，而是不认为存在一个与自己有切实关系的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辨鬼神的多神论思想，与现代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泛神论思想互相融合，使"神"在我的心里成为一个虚空的、高高在上的、对我生命的具体存在不发生作用的，喜怒无常不可了解的"概念"。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智者哀叹；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畏避之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与"化身为蝶"的消遁禅意，它们一起混杂在我心中。这些中国文化的理念使我的生命成为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在我个人与神的关系上，首先是从对神的叹其高远到心生敬畏。因无法解释人生的苦难，而认为在神眼里人命如虫蚁；因无法了解神对人的心意，无法脱出人的智慧来了解生命的意义，而认为生命全无意义。当我在这个层面上认为生命毫无意义后，就采取了"而远之"，从一己的心念上撇开了对神的思考。因为当"神"成为一种完全不可理解，与个人生命毫无沟通可能的"神"时，他实际上在我的生命里己成为一种必须被忘记的事实。

　　我选择从被动接受"命运"的主宰，到主动忘却它的存生。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更有甚者是从被动的无可奈何地接受一种掌权，到主动地否定这种生命创造者、所有者的存在，否定神的存在。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与"化身为蝶"的消遁禅意，又很好地安慰了知识分子心灵中那因否定事实而残存的不安。

　　表面上看，这种境界是化我为无有，是把这一个"我"合进"天"里，消融进自然中。而事实上呢？因为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就否定了"意义"的存在；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就否定了除自己这个"我"以外的另一个客观标准的存在。而这时"我"是以一个唯物主义的虚壳来掩蔽自己里面的唯心理念。对于"我"来说，其实"天"与"自然"已完全失去了它真实的意义，它的存在已经只能依附在我对它理念思考的层面上。

　　当庄子化为蝶以后，留下的不是蝶而是庄子，千百年来飞翔在中国文化领域上空的不是一只蝴蝶本身，而是庄子的蝶，是庄子赋予了意义的蝶，是庄子。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我一样"逃"而不能"遁"，清高超脱都成为虚幻的、不堪一击的。当我们与"天"合一的时候，"天"就低到了地上，我们还是被囚在人的智慧中。当我们想逃遁、消融进"自然"中时，"自然"就消失了，我们永远面对的都是庞大、低能、虚假的自己。这就是"清高"的文化人们并不能真正抵御政治、经济、世俗潮流卷裹的原因。虽然我们千百年来幻想、假设着"出污泥而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然而，或"出世"或"入世"，都无法得着那份生命的自由与尊荣。

　　我曾经过着的就完全是一种泡沫似的生活。当我努力在诗歌中去聆听"天籁"的时候，我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向上飞；当我渴望传递美与光明的时候，我却深知自己里面的污浊与黑暗；当我在理念中持守超脱的时候，我却深知自己正如蛆如蚁般在世俗中爬行；当我为祖国为民族大发热心的时候，我真实的生命位置是一个"边缘人"，那脚下的土地、那身边的人与我并没有真实的连结。我记得在我要来美国之前，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放心好了！就你我这种人，飞机把你扔在哪里都能活。"这本是一句对我这个完全不懂英文的人安慰鼓励的话，我也一直把这当作自己生命力强的褒奖之言。直到神重新把我与我的祖国，与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根连起来，血脉连起来，心连起来的时候；直到神重新把一颗能为中国哭泣、能为亲人哭泣的心放到我里面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句话是多么真实地反映出我们这一类人生命本质中的飘浮状态。

　　我以效仿庄周化蝶的心志来到美国，渴望抛开过去的爱恨，抛开文化甚至语言，抛开囚禁心灵的生活环境，甚至抛开记忆，来到大洋彼岸的西部高原。希望自己消失在这纯粹的自然中。但当我来到美国后，尘埃落定、泡沫消失，我没有化成蝶，蝶却因着我化身于它而消失了，我不得不更直接地面对自己灵魂的真实景象。那种虚空、那种苍白、那种破败不堪，令我完全地绝望。从精神的层面上清楚地看到，人大多只有两种生命状态，那就是"寻死"与"等死"，而我早就进入"等死"状态了。但环境的变化使我静下来面对了自己，面对自己就等于面对这死亡的状态，我知道即便这种弱者的"等死"也已到了尽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可是我仍不知道去寻求神，因为中国文化中对神的定位已深入我心，他是一个与具体的"我"不发生关系的"神"，所以你无论怎么对我证明他存在，说他就是爱，我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和我没有关系。但神的拯救实在是一种恩典，并且是大有能力、大有智慧的。那个平凡的春夜，他以一段平静的对话超自然地向我显明并折服了我。人的得救完全是本乎恩，而不是靠了自己的任何行为或思想。

　　"来！女儿，把你的生命和艺术给我。"

　　这句呼唤四年多来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不变地光照着我，也牢牢地抓着我。

　　天父呼召我将生命与艺术给他，实在是对我的恩典。我早就对自己的生命与写作绝望，而又以一种完全无理性的骄傲与自大来麻痹自己。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愤世忌俗，好像自己没有成为伟人不过是机遇问题，好像自己写的都是杰作，只是曲高和寡。"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使我能够安静下来，诚实地面对自己。我越认识神越看见自己的一无所有，看见自己的写作无论更换何样的装饰，都因着自己里面死亡的生命与灵魂而毫无意义、没有价值。

　　神也借着写作将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使命放在了我的里面。他曾让我祷告时在灵里看见这样一幅图画。我看见中国文化自我挣扎在黑暗污秽中，从天上泼下一道大光来，洗涤了这团苦痛的文化，令其重生。它重生、长大、并发出光来，照在全地。要使中国成为美与光明的"神州"，成为宣教的中国，文化的重生是必经之路。它不仅对人的精神思想领域起着深远的影响，更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我们应看到不是一个社会选择了一种文化，而是一种文化制造出一种社会。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近二千年的国家，文学艺术的影响力更是举足轻重。今天，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呈现出没落与等死的状态。旧本土文化中的自怜、乖僻、仇恨，与现代的放纵、颓废、淫荡相混杂，形成了以阴暗为表征的文学及文化。

　　我们的神是美的源头，是光明本身，神的儿女应成为世上的盐与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对本民族及人类的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负有责任。许牧世老弟兄在"出版《基文青年丛书》序言"中说："有人说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还没有产生过什么可称为'文学'的作品。充其量我们只有基督教文字，还没有基督教文学。这样的批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岂不是一种极严肃的挑战。" 应该有从神而来的文学，把光明与美，把纯净与赦免，把爱与希望带入我们的文化。中国文化必须被洗涤、重生，才能成为全人类文化的祝福。以福音的大能，以神的光来重生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对于救主、对于子孙、对于民族、对于人类、对于生命本身不可推却的责任。我们所留给孩子们的也不应仅仅是几本托尔斯泰与但丁，而应该有在他们父辈生命与灵魂中，神奇妙作为的记录与颂歌。

　　四年来，神让我看到，只有把生命献给神，才能谈得上把艺术献给神；只有求神首先来重生并不断更新我的生命，才能谈得上艺术被更新。在我全新写作的开初，神给我的第一个启示不是要我改变写作内容或形式，而是"你要放弃你己有的审美。"那是两年的艰难历程，我几乎不会写作了，特别是诗歌。写了许多不是诗的诗，充满了宗教热情，却远离了那个万有之源、生命之主的神。当我为了一种基督教文化强力而为时，写作陷入捆绑。只有苍白的理念，神丰富的生命却不在里面。但这期间，神也借着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让我写出了诗剧《创世纪》和长诗《关于苦难》，以坚定他在我心中的呼召。这两首诗都要大量用到圣经，而那时我信主仅几个月，完全是在祷告中，圣灵亲自引导我摘录经文。接下来就是两年多的空白，我不会写诗也无法写诗。我以为自己就此永远告别了伴我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虽有些叹息，但圣经中神向我开启的智慧与真理大大地吸引了我，我进入神学院学习。

　　2002年秋当我完成神学院本科段学习后，神重新为我开启了写作之门，带我进入灵性与写作自由融合之境。当神重新为我打开灵感之源后，我突然发现自己里面生命中光的不足，承认自己对神认识的贫乏。认识真理，真理必能教人得自由。神让我看到，他盼望人类文化成为属神的文化，成为光明的文化，成为因着真理而得生命与自由的文化，而不是某种宗教的文化。他呼召我写出有着他丰富生命的文字，而不是贴着宗教标签的无生命的标本。当我越与神相交，越看见自己的无知，真如保罗所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共求索。愿中国的文学是属于神的，愿有最美文字是献给神。我虽是无知无识的人，神却是我的智慧；我虽是胆怯而软弱的人，主却是我的刚强；我虽小信而时变刻翻，他却是全能与永恒；我的一切都死在了无望的过犯中，如今，基督却替我活着，成为我的生命。这是我创作的根源，也是唯一可夸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