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 （George Orwell,1903－1950）

"老大哥"正看着你！

　　被刘小枫誉为“思想界的刑事侦探”的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在 二十二岁时写成的《丹东之死》，梳理出十九乃至二十世纪的两条思想线索的纠缠：以 丹东为代表的身体伦理和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人民伦理之冲突。这正是尼采和马克思 伦理观的对决。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于1948年写成的 代表作《1984》，其实还是沿着毕希纳开辟的思想路线来写，写的实质上还是身体伦理 和人民伦理的冲突与交战。

　　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了1984年代的世界，那时世界上只剩下三个超级大国，即 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这三个国家总是团结一个，打击另一个，为愚弄群众进行着 旷日持久的战争。男主人公温斯顿在大洋国的首都伦敦真理部工作，忙着根据党的利益 和现实需要篡改历史记录。小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温斯顿以记日记方式发泄对独 裁者“老大哥”的憎恨，写他和邻居、同事、乃至妓女的交往以及他的工作。这一部分写 温斯顿注意到两个人，一个是奥勃良，一个是一位少女，他认为前者是同盟者，后者是 政府密探（后来才发现正好相反）。第二部分写温斯顿与那位少女--裘莉亚的约会、做 爱和相恋，以及向奥勃良的“交心”。后来温斯顿和裘莉亚在楼上约会时被捕。第三部分 写奥勃良代表党和“老大哥”对温斯顿进行艰苦的“改造”，在肉体拷打、心理恐吓和思想 威势面前，温斯顿出卖了记忆、良知、情感乃至自尊，最后竟真心爱上了“老大哥”。

　　这三部分一部比一部精彩。第一部分的温斯顿以个人隐私和语言文字来对抗党和国 家，躲在电幕窥视不到的地方写“打倒老大哥”。第二部分的温斯顿和裘莉亚以身体做爱 来反抗党的“纯洁”。“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 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 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因此，有一次温斯顿对裘莉亚说：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高兴得伸开胳膊搂住他。[注1]

　　这不正是丹东据以反抗罗伯斯庇尔人民伦理的身体伦理吗？罗伯斯庇尔认为“共和 国的武器是恐怖，共和国的力量是德行”，所以“道德败坏是贵族阶级生而具有的罪恶。 在一个共和国里它不仅是道德上的犯罪，也是政治上的犯罪”。丹东派的巴瑞尔却指责 他想把革命变成宣讲道德的大厅，把断头台变成礼拜堂，丹东更责问罗伯斯庇尔：“难 道你是上帝派来的宪兵？”罗伯斯庇尔警告丹东“道德败坏有时候会是叛国行为”，“想让 革命的骏马停到妓院的门前”。[注2]

　　于是，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温斯顿和裘莉亚却没有丹东这么豪迈死去 的幸运，而是被送进了101号房。出来的时候他们头脑的记忆和心灵的情感都被篡改， 他们成了绝对忠于“老大哥”和爱戴“老大哥”的走狗。奥勃良说今天的党已经不像过去那 么傻了，才不会让丹东这类人物最后还保持自己的思想像英雄一样死去，而是让他们什 么都出卖掉，包括思想和情感的每一个领域，最后像狗一样对党无限忠诚，再吃那颗子 弹也不迟。所以，温斯顿自以为永远有说出2＋2＝4的自由，自以为内心最深处对“老大 哥”的恨恶以及对裘莉亚的爱恋不会改变，但在拷打面前他先就否认了2＋2＝4，随后又 在他最惧怕的老鼠面前出卖了裘莉亚，他最后真爱上了“老大哥”。人民伦理或政党伦理 终于战胜了身体伦理，修改了人的本能。党成了温斯顿们的上帝。

　　为什么每一个极权政府都如此仇视个人隐私空间和个人本能冲动呢？《1984》中的 结论是：“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68页）。所以，党控制一个人 必须到以国家道德侵占个人本能的地步才算成功，只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只有为 了向党尽忠夫妻反目成仇、父子隔绝关系了，才表明党的统治真正胜利。所以，这是一 个最高领导权的问题。英国学术大师哈耶克（F.A.Hayek,1899-1992）一针见血指出：“ 要使每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 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他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人们应当发自 本能地以党和集体的需要为自己的利益，以党和集体的宣传为自己的真理，以党和集体 的好恶为自己的道德，于是真理和道德就成了某个阶级的专利产品，它们的基础被摧毁 了。温斯顿终于学会：党说2+2=？就等于几！而道德问题其实和真理问题紧密相系。“ 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虑的，乃是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他们 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他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 识和尊重。”所以，极权主义国家最痛恨的是个人对真理、传统的委身大于对党和国家 的投入，仇恨认为真理和传统可以高于党和国家的信念。于是，极权主义国家千方百计 通过更新语言和篡改历史来控制真理和传统。“随着这种过程继续演进，全部语言的意 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内容；他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 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仅是因为仍然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感 情联系。”[注3]这不正是《1984》中的“新话”和“双重思想”的由来吗？由此，极权主义 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对思想自由开始厌恶，他们的任务只是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做出 辩护而已。这一现象难道只在小说中存在？

　　然而，把真理、道德的绝对性持守置换成身体伦理的虚无性反抗，也注定了后者的 死亡、虚无和绝望。丹东在反抗罗伯斯庇尔之后撞见了虚无，他意识到自己只不过跟死 亡调情。性欲所代表的伦理太过脆弱，只会把人引向自毁。温斯顿和裘莉亚其实也知道 ：“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 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像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快 感一样”（149页）。正是身体的快感、痛感和死感，为他们质问人民伦理开辟了一个空 间，甚至也为丹东派、牛虻们拒斥上帝提供了根基。但也为他们带来了致命的弱点。党 的代表者奥勃良就很知道这一点，他就是从拷打温斯顿的身体来着手摧垮温斯顿们的身 体伦理。这里已经绝对没有牛虻就义前的豪迈与无畏，只有温斯顿的凄惨与嚎叫。温斯 顿捧着打残的左臂，在地上翻滚时想“不管什么原因，你无法希望增加痛苦。对于痛苦 ，你只能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停止。天下没有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受的了。在痛苦面前 ，没有英雄，没有英雄”（236页）。所以，极权主义国家真正恐惧的并不是本能的冲动 ，而是对超验真理的委身--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不相信。”

　　“那么那个会打败我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人的精神。”

　　“你认为自己是个人吗？”

　　“是的。”

　　“如果你是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人了”（266页）。

　　后来，奥勃良让自认为自己精神优越的温斯顿站在镜子面前，温斯顿看见“一个死 灰色的骷髅一样的人体弯着腰向他走近”（267页）。他已经臭得像头猪，已经成了一堆 垃圾而已。温斯顿哭了。在电影《1984》中看到这一场景时，我的内心也是一片悲凉。 这正是建立在人义论基础上的身体伦理的脆弱与无能。这也是张贤亮们从《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青春期》的身体伦理之脆弱与无能。这堆垃圾能在男欢女爱 中重拾人的尊严吗？起码温斯顿和裘莉亚已经绝无可能了。

　　美国思想家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1912－1984）在How Should We Then Live（《我们怎能存活呢》）中指出任何极权政府和极权主义的国家都不能容 忍人们有自己委身的绝对真理来判断国家对错，所以当时罗马政府不能容忍基督教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此。这批人居然敬拜绝对真理、超验上帝而不是凯撒！这是他们不能容 忍的。[注4]于是就有了对基督徒的疯狂迫害。耶稣的众多门徒被扔进了斗兽场让野兽 吞噬，或被扔进冰湖给活活冻死，或被倒钉十字架，或下油锅或被砍头……但最终，如

　　《圣经》所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罗马帝国倒下了，但基督教却挺了下来。到底什 么力量使这批基督徒们在身体极苦之际仍不放弃自己的记忆，不背叛自己的心灵？很简 单，是他们心灵所皈依的真理与个体所拥抱的信仰给他们提供的呼告、祈祷与勇气。这 份因真理而得着的自由才不会轻易出让或出卖给无论摆出什么面孔的国家、政府或政 党。所以，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C.A.Tocqueville,1805-1859）才坚定地说：“我 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注5]

　　注释：

　　[注1]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4月 版，第125，153页。

　　[注2] 毕希纳：《丹东之死》，傅惟慈译。见《毕希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6月版，第41，54，55页。

　　[注3] 哈耶克：《真理的终结》，王明毅等译。见《通向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46，147，152页。

　　[注4] Francis A Schaeffer，How Should We Then Live：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New Jersey, U.S.A., 1976. P.26.

　　[注5]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