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冷淡期”

　　【齐宏伟，以下简称“齐”】据我的观察，从小就信主的孩子对信仰往往有不冷不热的现象。 您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一家弟兄姊妹八人从小就在属灵的氛围长大。您自己有没有属灵的“冷淡期”？

　　【苏文峰，以下简称“苏”】当然也有。因为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从小对圣经知识，对教会生活很熟悉， 但是有宗教生活不一定有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对属灵的事情知道的多不代表就得救。再者说，听道听多了， 就会成为“老油条”，不容易感动。在人生成长的经历中，会有一段追求独立的叛逆期， 所以也会对自己从小的宗教生活产生不满。

　　 我在六十年代台湾的氛围下，受李敖、柏杨、殷海光和存在主义等流行思潮的影响，虽然这些思想不是很公开， 但许多学生都在看。存在主义很强调人的疏离感，要在人与神、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的疏离感中确立自己的独立和价值。 所以，这些思潮的冲击下，我人虽还是去教会，但思想上、观念上却开始深深怀疑。这样的时间有两年左右。 等到上了高三，忙着考大学，就专心读书，没有时间考虑这样的事。考上台大历史系之后，就加入当时的台大校园团契， 认真读经、查经，生命和生活经历了全面的更新和提升。可以说，从小就有家庭生活的敬虔传统， 但是在校园团契中得到了很好的造就。像李秀全老师，当时就曾是我的辅导老师。

　　【齐】看来您自己的属灵生命没有戏剧性改变了？

　　【苏】我的经历不像浪子回家的故事一样那么有戏剧性，而是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中慢慢地成长的。 哪怕高中的时候，也并不是不去教会，只是心里有怀疑而已。

　　教会的神学倾向

　　【齐】您刚刚提到时代氛围，教会其实也有自己的时代氛围和某一时代的神学倾向。 我自己在大陆九十年代信主，那时候深受教会的属灵和属世二分的神学观的影响， 以至于把知识和思想都看成是最终会腐朽的“世界”，弃之如敝屣。这有起正面的价值， 但是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使我深受其捆绑。不知您自己当时处在台湾六十年代教会背景下，有没有受过当时教会风气的影响？

　　【苏】其实，一直到七十年代的台湾教会还是有这样的属灵和属世二分的神学倾向。海外华人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 大概中国教会传统受到注重属灵生命和祷告、追求属灵生命成长和立志过圣洁生活这种属灵风气影响之故， 因为比较注重破碎和从世界中出来的教导，也容易带出这样的结果。其实，追求圣洁不一定非得要离开世界。

　　这样的风气影响下，最大的问题是到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基本上很少有非基督徒朋友了。 逐渐地聚会的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以基督徒自己的需要为中心，一开放就怕世俗化的影响， 于是基督徒们开始越来越孤芳自赏。

　　历史专业与神学

　　【齐】您在六十年代中后期，上的是台大的历史专业。这对大陆历史系的基督徒学生来说会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大陆的教科书全是唯物史观。不知您在上学期间如何面对这一问题？

　　【苏】当时台大的历史系，百分之八十是从过去北大过来的，所以很强调北大“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学风。 当时的国民政府虽是权威式的，但对台大，政府倒没多少干涉，保留了自由思想的风气，很注重学术尊严， 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台湾知识分子中，有进化论和进化史观，但学校里完全不教唯物史观。所以，在历史观这一方面，台湾没有主导性的思想。 中国大陆在轰轰烈烈“破四旧”，台湾却正十分强调自己的儒教嫡传这样的身份。在这样状况下学历史，唯物论的冲击倒是不大。

　　另外，科学主义在历史界蔓延，许多人接受科学实证主义，认为存在着唯一的客观事实， 历史的任务就是去把这一绝对的客观事实找出来。这当然也是一种主观而已。

　　【齐】台北大学公共管理暨政策学系的叶仁昌近年写的一篇文章《入世圣召--文化使命的诠说》 中说他过去曾问过一位属灵前辈学政治对于信仰有什么作用，那位前辈极为不屑地说：有什么用？本来就没有用嘛。 所以他说，哪怕现世是一条注定要沉没的船，除了传福音抢救灵魂之外， 似乎无论怎样的作为都是注定在这艘必定要沉的船上进行的修饰而已，于事无补。 然而，叶仁昌说，在这个船上凭着爱心所给出的一杯水却是永恒的事业，不会沉没。 专业与神学的结合，让基督凡事居首位，居然仍然是今日教会难以达成一致的难题。 不知苏牧师面对自己的专业时，有没有苦恼过？

　　【苏】原先在初中、高中学历史，只是来背一些年代和事件而已。到了大学就不是死记硬背了， 而是学会研究，学会在历史的学习中建立自己的史识。大学启发的是人的思想，注重自己的前提、考据， 在研读中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掌握历史方法。起初在大学学历史，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和自己的属灵生活有什么关系； 直到大一那年的暑假，我参加一个信仰方面的培训营，有三个礼拜时间。其中有一门课程就是教会历史。 上了那个课程之后，我才明白原来神要我读历史是有目的的。对历史了解深入了，就可以藉着历史来事奉神。 之后，我多多读中国近代史，除了学校本身的课程之外，我还很有兴趣去找近代史的资料。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尽量去多读。 一般教会很少讲教会历史，读教会历史时，我觉得当然可以藉着这一课程来事奉主。

　　在大学学习的时候，也学会了史学研究方法，这也得益于当时的台大历史系主任许倬云先生， 他刚刚从美国回来，观念很新，鼓励对历史要有创见，也提倡文科生可以读自然科学的东西。 同时，在本科学习期间，我也去上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怎样独立进行研究，怎样搜集资料，怎样得出比较新鲜的观点等。 我在本科的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论《洪秀全的精神状态》，还请教了医学院的人士，结合幻想症角度来解读洪秀全的精神状态， 当时觉得兴味盎然。

　　【齐】我注意到您在研究中国教会史时用了一个核心词：混合主义（syncriticism）。 我记得邢福增先生在研究中国当代教会史的时候也有一个核心词：全能主义（totalism）。 他是借用学者邹党的用法，来考察中国当代教会史中政治和教会，意识形态和神学倾向的复杂关系，非常精彩。 确实，藉着一些词语，可以更好来阐述深刻的属灵思悟。

　　大陆学术界对天平天国的研究，一开始是歌颂式，因为是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嘛； 最近多有作品和电视剧来揭露天平天国的黑暗和愚昧之处， 使我们顿时发现其实所谓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与所持立场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学者应该有理想去尽可能考察自己的前提，并最大限度接近现实的。 您是如何想到用混合主义这一词语来阐释景教，尤其是天平天国的失败的？

　　【苏】混合主义是一个神学观念。一般历史学家不会用这样的观念来解读天平天国。 台湾把太平天国当成是和黄巾军之乱、张献忠、李自成起义那样的事件，在当年台湾政府的正统历史立场看来， 是成王败寇，天平天国没有成功，所以当然也就是不入流的，不值得一谈。 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太平天国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就在于这次起义是有理想的，影响深广。 他们有自己的改革理想，也确实对社会进行了改革。太平天国的政教制度和思想中受基督教的影响， 洪秀全就是在省城考试时阅读了基督徒梁发著的小册子《劝世良言》， 于1837年时见异梦，1843年时领悟异梦，遂于1850年时举兵起义的， 历时十四年，会众最高达七千万人之众，其活动范围又在富庶的长江以南一带，从内部根基上部分瓦解了清朝的统治。 洪秀全自命为天王，是奉天父之命下凡来驱逐妖魔的。于是，要求部下恪尊天命、遵守天条，并提出天朝田亩的理想共产制度。 其实这些实在已经不是圣经里的基督教和圣经里的神了，早就混合了功利主义、民间迷信和风俗， 将本色化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误导成混合主义。

　　从初期教会的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用理性和知识来混合、搀杂基督教教义开始， 一直到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泛神论思想混合，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个人思想中也有混合主义的倾向，比如追求功利和吃饼得饱的现象就是。 现在信徒也有混合主义的事例，比如说教会受到逼迫，就通过送红包、走后门的手段来解决。 这些不会成为教会的仪式，不会成为教义。但是当混合主义成为当权者强力推行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时， 就像天平天国一样，就会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就很可怕了。 天主教就是很典型的混合方式：混合了罗马政府、民间迷信（崇拜圣徒和圣像等）、皇帝权力运作和世俗斗争方式等。 所以，复原教的改革就回复到圣经起初纯净的源头。

　　可以说，一部教会史，就是混合主义和反混合主义斗争的历史。

　　【齐】主耶稣不是早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了么？ 可见清心不单单是个人属灵品格，也应当是教会的属灵品格。

　　【苏】圣经的“使徒行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在初期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使徒们还是经常到圣殿去祷告和传道，有一次，“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希奇惊讶”（徒3：1－10）。 这正是当时初期教会状况的写照。传说后来有一位教皇感叹说：“那个时候，教会没有金银，现在我们终于有了！” 但另一个人说：“的确我们有了金银；然而，我们却失去了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教会是单纯依靠圣灵选召出来的一群人。 旧约不断写到以色列民的被召，新约的教会同样也是被神所召唤出来的。 本来神的子民从世俗和魔鬼的权下被召唤出来，成为圣洁的神家中的人，但是却渐渐与周围的世界同流和污， 丧失了起初的虚心和清心，渐渐被世俗潮流所混合，迷失在各种潮流和小学中。 所以，过一段时间，神就会激起他的子民进行回到本源的运动。这正是神选召他的子民的目的。 大约教会每过一百年就会有改革。

　　教会与世界的关系

　　【齐】教会逐渐偏离本源和本原，实在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所以，干脆就避免与世俗的过多接触，躲在修院里修道；或者，为了避免教会组织化滑向僵化的危险， 干脆就不以制度、组织为念，保持小群的圣简、活泼的生活型态。后者正是一本叫《见证的火炬》的教会史的观点。您怎么看？

　　【苏】教会的这种避免策略虽有其苦心，但是仍然失之于简单。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就像船和水的关系： 第一，船在水上，船离不开水；第二，水不能在船上，若是水进了船里，就会导致船沉没。 所以，教会不能离开世界，若是离群索居，就不能来履行神给教会的大使命，就像船离了水就不能发挥其功能一样； 其次，教会在世界上，但不被世界的潮流所浸入和影响，就像虽然有风暴，但不能使潮水涌进船只，否则船就会沉没。

　　至于组织化和仪式化容易变成僵化的问题，也应该考虑到教会若是没有组织，就不易产生集合的力量。 所以，组织和仪式不可避免。本来圣餐就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是主耶稣也躬行以尽诸般之义的。 主耶稣亲口吩咐我们受洗领圣餐。至于组织化，若是人数少觉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像摩西带领那么多人， 神就藉着他的岳父来教导他，设立简单的组织化管理模式。以色列人跟人打仗也需要组织化， 基本上是以各族为单位的，否则岂不成了一盘散沙？初期教会选出执事，后来在教会组织上保罗也谆谆教导过。 然而，前车之可鉴：组织应该尽量简化。组织一复杂就变成了必须要有大量的精力来维持组织运作，组织本身又会产生权力斗争。

　　千万不要忘了，组织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为组织服务的。

　　从宣教看教会史

　　【齐】回过头来深入谈一下，我觉得您所用的混合主义概念其实也是您看取历史的一种角度， 也就是说您是从宣教的角度来看教会的历史发展脉络的。

　　【苏】混合主义确实是从宣教学来的一个术语。我在美国的神学院学习时就是学的宣教学。这个名词很常用， 是指在宣教中极容易产生的一种文化混合的现象。福音传出去后会和原先的文化有碰撞和混合，这是要避免的。 而从宣教的角度看教会历史，是以往的教会历史所常常忽略的。讲教会历史当然有不同的讲法和研究思路， 可以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经济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是非基督徒研究教会历史的思路。 基督徒应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教会历史。看当时的宣教处境，看当时和文化混合的失败教训， 也会对今天的宣教策略有比较深入之看见。这样看历史事实比较有价值。当然，因为进化史观是一种世界观， 用之自然可以得到另外思路。我的一个女儿读英国文学博士，教授们就非常强调从社会学角度来解读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看看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读历史学，传统的历史学是考据，考据出秦始皇怎样怎样， 考据出正统的历史事实。以往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就在考据严谨、辨别真伪上下大功夫。 而留学归来的教授讲到这种解读历史的思路并不完全。

　　对基督徒来说，不纯粹是从学术角度看历史，而是看到圣经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其目的是什么？ 这种启示本身就是宣教。主耶稣到世上来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当然还是宣教。而教会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也还是宣教。 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教会历史，是比较正确的一种方式。这几年我教过好多次教会历史了，觉得从宣教的角度来教最为合适。 中国教会史也最需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从我个人来说从小接触了很多的宣教士，非常敬佩他们。 同时也发现一些人有很强的优越感。一个美国人到台湾宣教，二十多年没有学会中文，这怎么能叫'道成肉身'呢？ 我能体会到很多中国人的反感。何况在学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那一段复杂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历史，更使我一直在沉思。 我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西方的优点和盲点在哪里？被神使用和被人厌恶，其界限在哪里？ 这样来看，有了方向，有了标准，也就有了具体的尺度。 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把他们的宣教教训和经验反思、整理和归纳出来一些基本的原理， 比如说：混合主义，比如说拯救与提升（redemption and lift）等。 后者说的是，一个社会在接触福音后会有提升，不会像以前那么野蛮，甚至经济水平也会有提升。 当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地方，但一般来说是这样。当然，福音在传的时候，也要注意接受的程度和拒绝的程度， 注意这个地方能接受的是什么，最接受的是哪些人，最抗拒的是哪种人？ 如果有这样的观念就会注意去找“好人”（太10：11），找worthy people。

　　在宣教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改变和变动中的人最容易接受福音。 比如一个人初来海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心胸会开阔，内心会有不适感，需要关怀，这时候是最容易接受福音的。 还有，比如刚刚进大学或刚结婚步入新的生活天地时，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这些原则是从各个国家的宣教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二十世纪的发现，以前没有。 二十世纪的宣教学大师马盖伦（Mc Gavran）观察和总结了许多宣教学原理，开设了宣教学这门课程。 这是富勒神学院最先提出，并有很多的资料整理和发展工作，由拉尔夫·温特（Ralph Winter）发扬光大的。 这些宣教学原理在其他的神学院也有教的。 用这些原理来观察会有一个比较新的角度，会有归纳的原则，给人的印象也比较深刻。 过去我们学完了历史就忘掉了，印象不会很深刻。有独特的角度会使观察深入进去。

　　宣教与文化

　　【齐】其实，您所讲到的宣教和传统认为的宣教已经有一点不同了。 唐崇怀博士在他的非常精彩的《二十一世纪差传宣道观》中说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的大使命， 以前比较强调“去”，现在应比较强调“入”，也就是从抢占地域变成渗入领域，让基督凡是居首位。 另外，“所以你们要去”应该是as you go，而不是go ye therefore， “重点不在运作，乃在于生命的表现和经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同在。” “在这种的理念架构中，差传和宣道的事工就可推进到更广、更深、更高的层面，而差传宣道的模式， 也要回到神本身的差传宣道模式：道成肉身的模式了。”

　　所以我看您的宣教视角，其实已经有文化使命的负担在里边。若是从被宣教文化的角度来看， 就会发现对传统文化的负担和改造也是教会的伟大使命。面对传统文化，林毓生提出“创造性转化”之后， 庄祖鲲提出“契合与转化”，梁燕城提出文化的“悔悟与更新”，都是非常可喜的思路。 你的思路呢，是不是应该归纳为“拯救与提升”？

　　【苏】确实是先有“拯救”，才有“提升”。 很早，周联华、蔡仁厚他们就提出来“会通与转化”了，这种思路，寻求文化的会通与契合，寻找其切入点， 然后用新的价值理念来提升。这其实还是利马窦的“合儒”、“补儒”、“超儒”的思路。 在理论上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会遇到很大的难处。 当基督教处于弱势的时候，人家怎么能够和你来会通呢？大部分不是被同化掉，就是个说个话或者自说自话罢了。 基督教真的能够会通与转化文化么？在理论上可行，但是在现实中似乎没有合适与成功的例子。 个别性的，基督教有会通文化之处，比如一些用词和风俗，但也就仅限于什么“肺病患者的福音”之类， 往往借用了基督教的用语，连基本的意义都弄丢了，更难说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的契合了。

　　【齐】您的思路是什么？是放弃寻找文化契合的努力，而致力于别的方面么？

　　【苏】神当然可以用各种方式来为自己做工。我的思路正是在于让千千万万的人悔改接受福音， 若是人数多了，自然就会量变带来质变。一亿个人里边若是真有一万基督徒有各种专长，就会发挥很大的影响。 文化里边找会通，很漫长，需要的条件很多。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以十九世纪戴得生路线为基础， 然后再需要李提摩太式的领导来发挥整体的力量，这样整合起来就会很好。

　　【齐】然而，反过来思考，利马窦的路线其实不是本身有什么缺陷和错误，而恰恰是没有很好贯彻他的思路， 而采纳了当时教皇的思路，才带来了那么多的问题。梁家麟在《福临中华》中特意褒扬利马窦， 说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超越他的思路。

　　【苏】历史没有假如。对于学者来说，梁燕城先生是可以去会通的，但是在民间到底怎么落实呢？ 在技术上困难太多了。观念上会通之后，转变成为行为和礼仪还是要有很多的条件来落实。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太平天国的威权式落实，一般社会会接受我们的会通么？到底是凭什么？ 这些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中世纪的宗教理念的落实，是用威权力量，推展下去影响了行为和生活方式。 信仰的转化到底怎么产生出来？我也是还在探索。

　　【齐】学者可不可以只是在求真，至于发力恐怕不是学者力所能及了，至少是一部分学者的限制所在。 所以，马克斯·韦伯说思想的作用就像是扳道夫的工作，是先驱者的事业，说不定历史的列车在何种合适的时候会隆隆驶过呢！ 所以海耶克也说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如果他的学术成果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就通俗流行了，那么学者要小心， 要么大家误解了，要么你的学说就是太肤浅了。爱因斯坦也是对科学的应用不感兴趣的。

　　【苏】学者当然有一些不是实用研究，而是基础研究，这需要配搭。 加尔文和卡尔·亨利是神学家，他们把博大精深的神学给整理出来，不考虑其实用性； 像鲁益师、薛华，他们能够把神学思想推广到一般的知识分子，薛华用神学观念面对基督教问题和教会的处境问题， 这些书重在检讨和反思，而鲁益师则把神学思想用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入浅出，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基督教的基本理念； 第三种是致力于大众化和平民化的工作，比如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三浦绫子等， 只要是普通的大众就可以明白和接受，诸如罪和良心的自责等，很通俗。普通人不看书籍，看看片子也可以了解了。 把基础研究的工作推广到知识分子中间，再推广到普通大众中间，拍成电视等，都是在表达。 神的国度需要这三种人的全体努力。中国教会需要自己的神学家。 当然，神学家的工作并不是发明，而是针对神学处境整理成现在人能够理解的观念。 至于刘小枫先生做了第二类的工作，但是他更类似于鲁益师，虽然他师法的更多是欧陆神学，不是福音派的， 但是他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像北村、余杰他们大概是属于第三类的。

　　关于《海外校园》

　　【齐】《海外校园》定位是哪一种？

　　【苏】《海外校园》1992年出版发行的时候，是看到了需要，我和太太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里开始来做。 原先只是想编一份刊物。满足大学以上的海外知识分子学人的需要，希望有情、有理、有灵。

　　【齐】恩赐本身就意味着限制。我觉得您更适合做研究和整理工作，怎么《海外校园》后来变成了机构？

　　【苏】是需要。没想到《海外校园》一出来之后反应如此强烈。无形中，很多工作就不是单单一个杂志所能完成的了。 因为一些人因着杂志信了主或者需要引导，更进一步需要栽培，于是就成为一个先驱式的， 一种资源中心、培训中心、宣教中心和研究中心，无形中就成为机构。2000年，中国学人的需要走向多元化， 所以《海外校园》也走向了多元。

　　重视灵命塑造

　　【齐】最后，想问问您最近三四年为何从历史的研究开始关注灵命塑造的栽培课程？ 您自己也说到对自己的灵命成长之反思和省察。

　　【苏】因为看到许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很有恩赐和能力，在事工中很火热，学习时吸收能力很强， 但是一碰到问题就很容易垮，就流露出藏在里面很大的脾气，尤其在男女关系问题和婚姻家庭问题上，极其容易垮掉。 耶稣早就警告过不要在沙地上来建造，而是在磐石上来建造，否则就没有根基。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在根本问题--与神的关系上。这一点，其实很多前辈早就讲过了，比如倪柝声弟兄。但在海外很少有人注意。 一些弟兄姊妹和我都很有同感，认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一切就都是枉然。所以，我开始极为重视灵命塑造的课程。 同时，也吸收了很多圣经神学和灵修神学的内容。

　　【齐】谢谢苏牧师。您的宣教视角和文化视野，混合主义剖析和灵命课程关注都给我们启发和激励！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