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加爾文的重要著作

當我們想到加爾文在日內瓦當主任牧師時每天所須應付的工作何等繁多，而竟然能產生這許多有價值的著作，確是值得奇異，尤其值得奇異的是這些作品都是在疾病纏身的情形下寫成的。他的好朋友和繼承者伯撒(Theodore Beza)告訴我們加爾文自從一五五八年到一五五九年之間患了間歇性熱病臥床八個月以后，都不曾恢複過來；可是我們曉得就是在這段期間他把《基督教要義》作一番最詳細的修正。到了一五六三年他的病症加重加多，以至于那些關心他的人都奇怪為什么“有如此堅強高貴的心性的人會有如此脆弱的身體。”但根據伯撒所說的，甚至在這種情形下，“沒人能勸他休息；即使不得不暫時放下責任(他總是極不情愿)，也仍然在家裡替訪問他的人解答問題，或口授書記代筆，不顧及自己的疲勞。”這表示他在實際責任方面是何等認真的一個人；同時，當他和自己身體上的疾痛斗爭，以期能在死前把自己的思想記錄下來，他的書記們都極度地忙碌。雖然他的手和筆在盡最大可能不停息地揮動著，但若非書記們的協助，所有的成就簡直就不可能了。

加爾文的作品的特征從每一總題之下所附加的簡短說明可以看出一部分。關于歷代名著所選各篇將留待以后討論。在《基督教要義》一書初版以前，他已經有了一些次要的作品問世。一五三一年他那位當律師的朋友度啟明尼古拉(Nicholas Duchemin)的《斥護教論》(Antapologia)一書出版，這書是替一位法國作家辯護，攻擊一位意大利的法學家，是兩年前在加爾文的協助之下寫成的，並由加爾文代寫序言。加爾文的評辛尼加的《寬仁論》(一五三二年)是一部學術性很高，表現這位年青作家研究人文主義的最大成就的作品。一五三四年，當他剛歸向複原派以后，他寫《靈魂待蘇說》(Psychopannychia)一書，駁斥重洗派的靈魂睡眠之說(即認為人死后靈魂入睡眠狀態，直到複活的時候)。這部書到一五四二年始行出版。關于他為阿立威坦的新舊約聖經譯本所寫的序言在前面已經提到。

《基督教要義》各版(自一五三六年至一五五九年)將在下面討論。加爾文在日內瓦初期的次要作品包括《教會組織條例》(Article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及一五三七年的《信仰條文及訓導》(Instruction and Confession of Faith)(法文)。在施塔斯堡期間他寫那著名的《答沙杜裡多》(Reply to Sadoleto)(一五三九年)。一五四○年他的長篇的聖經譯義《羅馬人書釋義》(Commentary on Romans)的第一篇問世，翌年有《聖餐短論》(Little Treatise on the Holy Supper)等作品；當他重返日內瓦的時候，又寫有關教會組織問題的《聖會律例》。在一五四二年出版的有特別為兒童準備之修正的《問答》(Catechism)及《禱文及短歌》(The Form of Prayers and Chants)，目的在幫助公共崇拜。一五四三年的許多作品中包括《遺物索引》(Inventory of Relics)一書，這書以后經多次再版，為加爾文最富諷剌性的作品，以一種輕蔑的筆調寫出，使人想起伊拉斯母的作風。書中他建議編篡一部基督及諸聖徒的遺物目錄，並提出他所知道的無數遺物，指出那些無稽和矛盾的爭鬧，並嘲笑那些擁有遺物者所相信的。他說︰在歐洲各寺院中保存著的所謂十字架的木頭需要三百名人夫才抬得動。甚至聖米迦勒的那把“看來象兒童玩具”的短劍，也在法國的兩個教堂中展覽著。

從約略一五四三年以后，加爾文的新的和再版的著作日漸增多。這些著作多半和過去的辯論有關，其價值亦多屬過去的。可是在一五四四年出版的對《所爾波恩神科教授謬論之駁斥》(Articles of the Faculty of Theology at Paris with the Antidote)一書中，即使是一首打油詩或一篇與當代學者爭論的文章，亦往往包含著他的生動的正面教訓。他的《評保羅第三致皇帝訓諭》(Remarks on Paul Ⅲ's Admonition to the Emperor)一書(一五四五年)為著他所建議的召開基督教議會一事猛烈攻擊教皇。比較重要的作品是一五四四年在斯拜爾議會(Diet of Speyer)的演詞《論教會改革之必要》(O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關于這書下面將再加詳論。在一五四五年的作品中，有些是攻擊重洗派和放任派(Libertines)的。墨蘭頓的《教義要點》法文版于一五四六年出版，加爾文在這書上寫了一篇贊揚的序言。一五四七年天主教的天特會議的第一期會結束，同年加爾文在他以拉丁文寫成的一部書《清除天特會議的條文》(Acts of the Synod of Trent,with the Antidote)──上攻擊議會所作的決定，這書在一年后亦譯成法文。

在“暫時和平”(Interim)以后，當一五四八年，查理第五提出了一個脆弱而卑劣的宗教妥協方案，加爾文把這一充滿缺點的文件發表出來，並附一修正案，題為“卑劣的日耳曼暫時和平與教會革新之具體計劃”(The Adultero-German Interim and a True Plan for Christian Pacification and Reform of the Church)(一五四九年)。此項作品一方面嚴厲攻擊“暫時和平”之非，另一方面以簡明理論闡揚革新派對于信與義的主張，並攻擊教廷關于教會及聖禮的理論。加爾文的《反占星學》(Admonition against Judicial Astrology)(一五四九年)一再表現出他對迷信的憎惡。他贊同科學的天文學，但認為以星辰占卜人事是一種邪惡的迷信。他是一五四九年在區利赫簽訂的合一信條(Consensus Tigurinus)的主要擬稿人，這一協定所牽涉的是和法語區瑞士及德語區瑞士複原教之合一有關的聖禮問題。從一五四九年開始，加爾文的那位能干秘書拉奎尼爾(Dennis Raguenier)把他的許多証道辭記錄下來，並小心抄錄他的筆記。這些材料都由日內瓦的會吏保管，到了加爾文死后才陸續刊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