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法勒爾與加爾文在日內瓦

當時一個複原派作家能夠平安到達日內瓦這一事實的背后，有著一連貫值得注意的事件。現在的瑞士西部那講法語的區域在當時剛剛開始和瑞士共和國發生政治上的聯系。百倫這一郡對于擴展它的影響一事，特具雄心。甚至在它經過一度著名的爭論(一五二八年正月)而正式成為慈運理派之前，它已經采納了有利于福音派傳播聖道的政策，鼓勵在非利堡(Freiburg)以南講法語的地區進行宣教工作。一五二六年十一月法勒爾(1489─1565)來到這一區工作，他是一位熱心的傳道人，生于法國東南部的加普(Gap)，他在巴黎和摩斯(Meaux)地方曾結識了那位法國改教運動的先驅者靳非甫耳。遠在一五一二年勒非甫耳即開始講論因信稱義的道理，他的基本信仰是屬于複原派的。法勒爾和勒非甫耳不同，是一個熱心而放任的新教義宣傳者，他的生活充滿著冒險和患難。一五二四年當他在巴塞爾的時候，伊拉斯母很不喜歡他的好辯。巴塞爾的改教領袖厄科蘭巴丟(Oecolampadius)曾規勸法勒爾采取比較溫和的態度。以后法勒爾又結識了慈運理，並熱烈參加百倫的辯論。在瓦得(Vaud)區各鄉村他的改教宣傳工作十分成功；不久他獲準在洛桑(Lausanne)傳道，洛桑的教會因之得以革新。他的工作獲得許多講法語的宣道家的幫助，逐漸地把整個瓦得區都爭取過來了，這使複原派的百倫比羅馬天主教勢力下的鄰郡非利堡更得優勢。

現在日內瓦成為法勒爾的目標。兩世紀以來這新興都市不斷地在為著自己的獨立斗爭。當地的封建及教會首長一向是薩伏衣(Savoy)公爵的代理人，而主教是由公爵委派的。在一五一九至一五三三的這段期間中，市民們得到了最后的勝利。一五二六年公爵的代表給趕走了，一五三三年主教亦被清除。市區的行政由民選的，四委員為首的廿人議會及另一初為六十人，逐漸擴充到二百人的議會，和全體市民大會所管理。因為主教曾反對市之脫離薩伏衣而獨立，失掉了人民的信仰，就在政治改革中間被清除。教會權威的喪失及一般情形給了複原派一種非常的機會，而這種機會是他們所重視的。

在法勒爾進入日內瓦之前，這城市已多少有了一些複原主義的色彩。據我們所知的，第一個訪問日內瓦的複原派領袖是阿立威坦(時為一五三一年)，他和加爾文的關系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及。一五三二年六月，嘲笑教皇的街招之出現，頗使市民驚奇。同年十月法勒爾來到日內瓦，旋被驅逐出境，可是他在那裡留下一位助手，為他十四個月以后的重來布置一切。這一次他參加辯論，獲得公開演講的機會，到了一五三五年八月，他說服當局，廢棄舊的崇拜儀式。這時候百倫希圖收日內瓦為政治上附庸，但被拒絕；法勒爾仍獲準繼續他的工作。他創辦一個慈惠醫院，並當革新派在選舉中獲勝后，迫使行政當局采納了懲戒瀆神行為、賭博、賣淫、盜竊、酗酒等條例。一五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市民在聖彼得堂舉行大會，嚴肅地舉手宣誓愿遵行聖經教訓，拒絕“教皇的干預”。同時通過創辦義學以教育貧窮子弟，並強迫學齡兒童入學。對這些改革仍然有反對的人，但日內瓦終于成為複原派的城市，不久之后且成為複原派的大本營。

當法勒爾知道加爾文來在日內瓦，他立刻趕到旅館去會見他，對他大下說辭，苦苦勸他留在日內瓦和他合作。同年的九月初一日，這一位年僅廿七，精力充沛，黑頭發，高眉毛，瘦削，有著修剪整齊的褐色小胡子和黑得發亮的眼睛，一雙尖圓的手和非常靈活的手勢，口舌明快，語音清朗的法國青年，在聖彼得堂向一群牧師和市民演講。當時那位市議會的書記忘了他的名字，只在記錄上寫下︰聘用那位“法國人”。

這便是今天為全世界所熟知的一件偉大工作的開端。為著無法對那些倔強的市民施行訓練，這些改革者在一五三八年三月相率離開日內瓦。法勒爾到了內沙特勒工作。加爾文則赴施塔斯堡，在那裡擔任法國流亡教會的牧師職位，從工作中他得到良好的教牧經驗，認識了新朋友，並和一位身體纖弱而容貌動人的寡婦波蕾(Idelette de Bure)結婚。波蕾在一五四九年逝世。以后這位傷心的丈夫在他的書上提起她，說她是他最好的伴侶和忠實助手。當時日內瓦的情形紛亂，經過當地行政長官的不斷敦促和法勒爾的一再來函勸說，加爾文乃于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內瓦工作。他草擬了《聖會律例》(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作為日內瓦教會的憲章，這憲章為改革宗教會奠定了組織方面的基礎。在這製度下，教會的大部分責任是放在平信徒的長老們身上，另外有一個健全的“牧職”，包括學者教師。那些生活腐敗，怠懶放蕩的人，須由教會長老和牧師等在教會法庭(Consistory)上以愛心相勸誡，必要時則加開除。

一般認為日內瓦的這一種嚴格呆板的訓練是受曾經研究過法律的加爾文的重法主義思想所影響。但事實上這種訓練是從完全不同的源頭來的。加爾文是在追求使無形教會成為有形，在日內瓦建立“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就是他和路德所同認為信經中所指的“聖而公的教會”。污穢的罪人以及凡不履行他們對社會的責任的，都不許進入這神聖團體，或享受那作為這團體的團契憑據的聖餐。這種懲罰為的是使聖禮不受侵犯。把日內瓦造成為一神治城邦，在這裡聖徒的相通能夠有一種自然的環境。因此那種適用于聖徒的懲訓辦法，在獲得民選行政長官的同意之下，亦適用于全體市民。

那些“沉湎于宴樂生活”的放蕩的日內瓦人，處在這種懲訓──封閉夜總會，禁止跳舞、賭博、及奢侈裝束──之下，都畏縮起來了。這些正在施行的條例有許多原是早已規定而沒有執行的，現在在明顯的原則和教會法庭及議會(Council)的督促下，嚴格執行起來，有好些人受嚴酷無情的處分。加爾文的艱苦斗爭一直繼續到一五五五年。他自稱為“天性懦弱”，但許多剛強的人卻無法仿效他。他準備失敗不只一次，他經歷過無數艱險，打倒了無數敵人。他的敵人中之最頑強者在一五五三年被處焚刑。

這位西班牙的科學家及反對三位一體說的瑟維特(Michael Servetus)，是一個受天主教異教裁判所(Inquisition)判罪的流亡者，加爾文在巴黎認識他，以后從通訊中希望能說服他，但終歸無效。瑟維特不顧警告，來到日內瓦被逮捕，審訊並處焚刑。加爾文原要他受斬刑，但以后仍以異端的罪名而為焚刑辯護。一九○三年加爾文派的人在瑟維特受難的地方建立紀念碑，責加爾文在這件事上“犯了當代所通有的錯誤”。當然我們有權利希望象這樣的一位曾經上書法蘭西斯一世的人，能夠超越于這種時代的錯誤。他曾掩護另外一些不相信正統的三位一體說的人，惟獨對瑟維特殘酷不仁。有人以為此反常行為的主要原因，乃加爾文認為瑟維特非但相信異端，且是日內瓦神治政治的勁敵與破壞者。

加爾文是一個學院式的學者，沒有路德所具有的對普通人的吸引力。他的聽眾多半為知識分子；在日內瓦要不是因為當地的知識水準很高，他可能失敗。可是由于他之承認平信徒在教會中的重要地位及政治上之代議製度(這方面他比路德更前進)，深得人民的信服。在日內瓦他所建立的神治政治也就是民主政治。他清除城裡的污穢區域，為貧民建設了一所濟貧所。又建設一所舉世聞名的學院，這學院造就出來的人材把加爾文學說的精粹傳播全歐，建造新邦，摧毀王權。他所給複原教的一套神學理論可與阿奎那(Thomas Aquinas)所著的《神學總論》(Summa)相較量。他為著複原教的團結努力奮斗，但所成就的僅有一五四九年德語區瑞士各領袖所締結的合一信條，尚未能達到他所希望的將複原教結合為一超國界的團體。在他所寫的許多燦然有力的小冊子和內容豐富的聖經釋義裡，他不斷地衛護及促進複原教的主張，對抗當時羅馬教複起的勢力。

繁重的工作打擊了他的衰弱身體。他的巨著多半是當別人睡覺或是在極度忙碌工作中抽空寫作的。以后一連串的惡疾侵襲了他，躺在床上，他仍然執行他的責任，一直到最后。一五六四年五月廿七日當他過世的時候，日內瓦小議會在公告中說︰“上帝賦給他一種崢嶸偉大的特性。”

加爾文的嚴酷性格使他受到許多非議。這種性格可能是從早年的過于刻板的工作習慣而來的。他沒有一個自由的童年，也不曾學會盡情游戲。雖然在理論上他反對苦修主義，贊同歡笑生活，實際上他對自己的工作抱著一種苦修而不求安逸的精神，使自己陷入于一種沉愁的氣氛中。他極口稱贊造物主創造星宿的巧妙，卻不曾停下來欣賞它們。他稱贊從一位朋友的屋子望出去的風景，卻不曾提起從自己窗口望出去的動人山色。那些在這方面譴責他的人未免是對一位十六世紀的人物要求太多，尤其是對這一位衰弱憔悴，肩膀上放著全歐洲宗教問題的重負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