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默示与权威
圣经自然流露出权威。旧约不断用「耶和华如此说」，而新约中，神所赋予使徒的权柄亦无处不见（参Grudem
1983：19-59）。至于权威的尺度，学界则辩论不休。我支持一种审慎的无误论（ P． Feinbers 1979），而不赞成阿克提美亚（Achtemeier
1980）的动态模式；他主张，不单原初的事件是受圣灵默示，连后来的团体所添加的意义，和正典的最终决定，都是受圣灵默示；他又认为，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也有圣灵的默示。以下的图对释经学很重要，因为它显示出，我们离开神话语原初的意义愈远，与其权威的分隔也就越大。
如图0．l所示，从经文到阅读到应用，权威的程度愈降愈低；因此，我们必须竭力往上，在作应用的时候，尽量接近解释，这样才会连于经文／作者的原初意义／用意。在讲道以及基督徒的生活中，权威的真正途径，是运用释经学将我们的应用连于经文的要义。阿克提美亚说，教会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的解释都有圣灵的默示，这个看法对经文的首要性不够重视，其实神的话只含括在经文之中。
第一层次 ↓
经文 ↑ 内在的权威
第二层次 ↓
解释 ↑ 衍生的权威
第三层次 ↓
本色化 ↑ 应用的权威
图O．1权威的流动图
意义与文体相关
在附篇（二）及以下特殊释经学的部分，我将说明：一段经文所属的文体，或文学的类型，成为它「语言游戏的规则」（维根斯坦（Wittgenstein）提出）；换言之，就是成为了解它的释经原则。诚然，我们解释小说的方式，与诠释诗的方法相当不同。我们看圣经智慧文学的角度，与看预言也极不一样。但是，有些地方仍会引起辩论，因为显然会有重叠。例如，先知书内有很大部分是诗体，还有一部分为启示文学。启示文学中有书信的内容（启二—三），而福音书中有启示性题材（例如：橄榄山的讲论，可十三，和比喻），书信中也有（帖后二）。为这缘故，有人怀疑文体在解释方法上的价值，认为文体既然会混合，便无法清楚辨认，因此不能作为释经的工具。然而，我们能够在某种文体中辨识出启示文学或诗体部分，正显示出这种方法的功效（更详尽的论点，参Osborne
1984）。
作者用意（赫尔胥称它为「内在的风格」）能否发掘出来，这场辩论中，文体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一点。每位作者都是用某种文体来呈现信息，让读者可循一定的规则来解开作品，得到信息。这些暗示能引导读者（或听者），提供解释的线索。马可记载耶稣讲撒种者的比喻时（可四1-20），特意将它放在一种情境和一种媒介中，以便向读者作最有效的沟通。我们要了解其意义，就要明白比喻的功能（参本书第十一章），并注意在马可安排的情境中，这些象征的功能为何。
圣经的单纯性与易明性
自从前一辈的人提出「信仰的准则」（regula
fidei）之后，教会一直在为「圣经的简明度」挣扎；亦即，它是否能够被人清楚了解。常有人指责圣经学者，说他们使圣经与一般人愈离愈远，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学术界将圣经肢解，又提出各式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平信徒只能徒呼：「好吧！可是圣经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能读得懂吗？」当然，初入大学或神学院的新生，发现一段圣经可以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解释，一定会大吃一惊。一旦知道圣经每一句话都有许多可能的解释，他们就不再认定圣经是容易明白的；这一点实在无可厚非。然而，这是将释经学原则与福音信息混为一谈的缘故。其实，复杂的是如何搭造文化的桥，将原初的情境与现今的状况连接起来，而不是意义问题。
路德[在《意志的捆绑》（The Bondage of
thc Will）一书中]宣称，圣经在两方面非常容易明了：外在，他称之为文法层面，即可以将文法的定律（释经原则）用在经文上；内在，他称之为属灵层面，即圣灵会在读者解释时赐下亮光。谈到容易明了，路德的意思显然是指最后的结果（福音信息），而不是整个过程（发掘个别经文的含义）。不过，上个世纪有人将苏格兰式常识主义应用到圣经上，因而许多人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自行了解圣经；也就是说，经文的本身已经足以将其意义充分表达出来。所以，大家不再重视用释经学原则来搭文化之桥，而个人化的解释比比皆是。当时似乎没有人注意，这样会造成多重意义的问题。简明的原则也扩及释经的过程，导致一般人解经的错误，以及今日相当困难的局面。其实释经学乃是一门学问，要经过复杂的解释过程，才能揭开圣经原初易明的意义。
然而，这便让人感到困惑，以致一般人会问，是否只有学术界的精英才有资格明了圣经。我认为并非如此。首先，明了可以分好些程度：灵修式、基础的读经、讲道式、作业或论文式。每一种程度都有其价值和一定的过程。其次，凡愿意按程度来学习释经学原则的人，都可以学到。这些原则并不只保留给「精英」，凡是有兴趣、有心力的人，都可以学会。基本的释经学可以在地方教会中教导。在本书中，我希望能顾及不同的程度。
圣经的合一性与差异性
福音派（强调合一）与非福音派（强调差异）对圣经的误会，都在于不能掌握这两种层面的平衡，其实它们是互相倚赖的。差异性是因圣经用语具类比的性质而来。圣经很少有几卷书是向同一个情境说话，因此，在用字和重点方面，差别很大。再者，默示的教义要求我们注意这些圣书背后作者的个性。每一位作者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强调的要点，和所用的比拟法也各有千秋。例如，约翰使用「新生命」的用词来表达重生的观念，而保罗则用收养的意象。保罗注重惟靠信心才能重生，但雅各强调惟有行为能表现出真实的信心。这些并非互相冲突，只是每位作者在重点上的差异而已。
问题在于，这些差异是否无法协调，还是以色列与初期教会在各种传统之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之下，有深层的合一。邓恩（J．D．G．Dunn）所著《新约的合一性与差异性》（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New Testament）一书中指出，初期教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而贯穿全体惟一的一条线，乃是历史的耶稣与高升之主的连续性。这个合一始于基督论[参邓恩后来所著《基督论的形成》（The
Making of Christology）]，延伸至圣经论（连于初期教会的信条和耶稣言论集），甚至延及教会论（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强调的论点）。
可是我们不能太过强调圣经的合一性，以致抹杀了约翰或保罗个别的重点。这样作便会产生错误的平行，以致依据某一位作者（如：约翰）来解释另一位作者（如：保罗）的话，这样的诠释肯定有错。不过，在不同的表达背后，却有至为关键的合一性。差异性的概念是
圣经神学的主干，而我认为，惟有圣经神学能将解经与系统神学（以合一性为中心）连系起来。例如，在发展完备的关于坚忍的教义时，我们首先必须让约翰福音与希伯来书充分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才将两者放在一起来看。而合一性的概念则为系统神学的基础。当然，有限的人永远无法作出圣经真理最完整的「系统」；可是，若说我们无法将圣经真理「系统化」，却是不正确的。要诀是让系统出自经文本身，透过圣经神学浮现出来，再按要义分类，扼要说明圣经各种不同表达法背后的合一性。
圣经的类比
路德提出「信仰的类比」（analogia fidei）来抗衡罗马天主教所提的「信仰的准则」（regula fidei）。路德反对以教会传统为中心，而相信惟独圣经可以判断教义。根据圣经的合一性与易明性，他建议，基本的教义应当与整本圣经的教导吻合，而不能相抵触。可是，路德多少仍以整个系统为重。所以，我要提出另一个看法，即「圣经的类比」（analogia
scriptura）。德利（M．Terry）的名言仍然成立。「单凭一卷书的某个声明，或某段难明的经文，不可以推翻靠许多经文建立起来的教义」（1890：579）。我要再加强说，教义不可以只建立在一段经文之上，必须要综合圣经对该题目所有的内容。如果没有可助澄清的经文（如：林前十五29所提为死人受洗，或路十六22-26有关阴间的划分），我们就要小心，勿作出专断的声明。
此外，所有的教义（如：基督的主权，或永生的把握）必须建立在一切相关经文之上，不可只建立在几节证明经文，或「偏好」的经文之上。因为这样会造成「正典中的正典」，也就是倚重主观所偏好的某些经文，超过其他经文（因为它们可以配合某个系统）；这种作法乃是将系统强加于圣经之上，而不是从圣经中得到系统。这样很危险，因为它假定：我们的先入为主比经文更重要；它也会错解圣经。圣经的话很少会包含整个教义的理论。圣经作者的话，常是针对特定的教会情况，将某项范围很广的教义，应用在一个特殊的问题上，而强调那个教义适用于当时状况的某一方面。例如，保罗的书信都是因事而写，针对当地教会的问题与困难，而不是要将教义作综合说明的神学作品。这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具神学性；而是说，各卷书信乃是将一项范围较广的神学（这是我们从「圣经神学」方式所得着的；参本书第十三章），应用到当时的状况。所以，若要建立一项教义，就必须将圣经对这个问题所有的言论都放在一起，找出怎样才是最好的摘要说明。这方式就是我所谓「圣经的类比」。
启示的渐进性
神向他子民的启示有阶段性，这已久为人知。与圣经的类比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圣经写作时期，启示不断有新的开展。我们追溯圣经对某些题目的教导，例如多妻制或奴隶制，有一点很要紧的，就是认出这些教义在圣经中的历史发展。然而，后面的经文并不是取代前面的，而是澄清前面的经文，并显示出，在神子民的了解过程中，它们只是一个阶段而已。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5-9节和歌罗西书三章22节对主仆伦理的说明，不能用来「证明」奴隶制的正确。相反的，加拉太书三章28节或腓利门书16节所讲到的平等，以及希伯来人对奴隶制的严格管制（根据出二十一2或利二十五47-55，希伯来人可以在契约之下成为奴隶，可是在安息年或禧年必须得释放），至终瓦解了这个制度。
解经讲道
我要强调，释经学的终极目的不在建立系统神学，而在讲道。圣经的实际目的不是解释，而是宣告；不是叙述，而是宣扬。神的话要向每一代人说，而释经学的任务可以浓缩为：建立意义和重要性的关系。重解一段经文原初的意义还不够，我们必须阐明它对今天的重要性。
李斐德（Walter Liefeld 1984：6-7）说，解经式的信息必须有释经学的正直（忠实地复制经文原意）、前后一致（整体感）、动力与方向（注意到一段经文的目的或目标），和应用（注意到经文与当代人的关系）。若缺乏任何一项，就不算真正的解经讲道。有人误以为，只要解释该段圣经的意思，就算解经。这类讲道常会用好些投影片，说明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细节。可惜，听众离去时，只是对这类学问印象深刻，但他们的生命却没有被摸着。在真正的解经讲道中，听众的「水平线」必须与经文的「水平线」融合[参附篇（一）中对迦达莫（Gadamer）的讨论]
。传道人必须问：倘若圣经的作者在向今天的会众讲道，他会如何应用这段经文的神学真理。
罗宾森（H．W．Robinson）将解经讲道定义为：「沟通圣经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源于一段经文；在研究相关的历史、文法，与文学之后，靠着圣灵，传道人首先将它应用于自己本人，然后再传给听众」（1980：30）。这个定义非常好，兼顾到以上所谈的几个问题。现代的解经讲道者，第一步必须进入经文的原初状况中，然后再将原来意义的重要性，应用到自己身上。接下来才是把这些传给听众；而听众也必须先被带入圣经原初的情境中，然后才领受这些真理与他们个人需要的关系。许多时候，传道人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以致讲道或是变成枯燥的解经，或是变成动力十足的娱乐节目。这两方面，就是经文原初的意义，和对我们时下情况的重要性，在解经讲道时都不可或缺，这才是释经学努力的真正目标。